《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单机游戏推荐        王恩全
(沈阳农业大学 社会科学部，辽宁 沈阳110161)
摘要：从《水浒传》中粱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起义的纲领或口号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梁山起义的性质，针对学术界在《水浒传》评论中普遍公认的“农民起义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认为把梁山起义定性为农民起义是片面的，
梁山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 、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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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浒传》评论；农民起义说；起义性质；社会各阶层；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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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史实，但有关这次起义的史料记载却十分简略，只是在《宋史》的《徽宗本纪》《张书夜传》《侯蒙传》及南宋人所
撰的野史如王傅《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中有一些支离破碎的记载，从中只能证明北宋徽宗(赵估 )时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一支起义军，横行于河朔、京东一带，声势浩大，“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抗其锋”，后来因在海边中了官军的埋伏，激战中损失惨重，船只被焚，没了退路，被迫投降了海州知州张叔夜。当然，从这些零散的记载中，我们是看不出这次起义性质的，笔者在这里所要谈的也不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而是就学术界对施耐庵的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评论中的有关提法和观点谈一谈 自己的看法。对于《水浒》中梁山起义的性质，在《水浒》评论中历来有不同的提法：有人主张“农民起义说”，也有人主张“为市井细民写心说”，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而“农民起义说”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一直为评论界大多数人所公认。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试与诸家商榷。
一、 梁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且听凤吟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长篇的文学巨著，它的文学成就，除深刻的思想内容，宏阔的历史画面及精湛的艺术手法之外，主要还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形象生动、有血有肉的文学艺术形象。提到《水浒》一百单八将，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apk文件怎么打开正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 ，才使得梁山起义由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一项惊天动地的事业。梁山的一百单八条好汉是这次大起义的领导核心和中坚骨干力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判断一次起义的性质，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组成成分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那
么，梁山的一百单八将都是由哪些阶级、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呢?从小说中的交待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除九尾龟陶宗旺外，都不是农民(包括一百零八人之外的晁盖)。他们中有中下级官吏、商人、秀才、和尚、道士，也有贵族、地主、酒店主、朝廷军官。虽然也有一些是出身下层的劳动者如阮氏三雄、解珍解宝等，但亦属渔民、 猎户而非农民，唯独陶宗旺一人是个例外。书中写他“祖贯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 ，有的是
气力，亦能使轮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水浒》四十一回)然而他在一百零八人中，却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在山寨里也只负责修筑城垣，在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陶宗旺仅比专管把捧帅字旗的险道神郁保四高了一位，排在了倒数第二，这样的地位，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至于代表性就更谈不上了既然在梁山的领导集团中百分之
九十九的成员不是农民，那么为什么许多评论家都把梁山起义说成是农民起义呢?其根据当然是指起义的基本众而言。尽管《水浒》中没有明确地提到梁山起义军的基本众是农民，但在封建时代无产阶级尚未产生、市民阶层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农民众无疑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这一点笔者也不怀疑。《水浒》第七回的结束语“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四海。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实际上也暗示了这一点。然而是否起义军的基本众绝大多数是农民，就可以称之为农民起义呢? 笔者以为这样下结论理由也不够充分。在中国历史上，有些起义是名副其实的农民起义，比如秦朝末年的陈
胜、吴广大起义就属此类，这倒不是因为起义军的基本众绝大多数是农民，而是因为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是名副其实的农民，这在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中有明确的记载；而稍后起兵反秦的刘邦、项羽、张耳、陈余等就都不是农民：刘邦是泗上亭长，项羽是楚将之后，至于张耳、陈余等则都是为秦所灭的原六国旧贵族，他们起兵反秦不过是利用农民起义以达到自己复辟六国的目的而已，与陈胜、吴广起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3】。当然，有一点倒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的军队的基本众绝大多数是农民，这是由中国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其实，即使是秦王朝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由农民组成的呢?当国家需要粮食时，他们拿起农具就是农民，当国家需要打仗时，他们穿上军装就是士兵。历朝历代，
莫不如此。由此可见，起义的基本众是农民并不一定就可以决定起义的性质是农民起义，实际上决定因素还在于领导集团，领导集团与朝廷对抗，他们就是起义军；领导集团受招安，他们就成了官军，打其他的起义军(比如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去了。
二、梁山起义的原因
从《水浒》所描写的时代背景看，北宋末年，徽宗无道，宠信高俅、杨戬 、童贯、蔡京诸奸佞，朝政昏暗。下面地方官僚梁中书、蔡九知府、高廉等贪官横行，制造冤狱 ，鱼肉百姓，民不聊生。此外，朝廷岁贡西tB2．虏(辽、西。夏)，糜费巨大。花石纲、生辰纲，刮尽民脂民膏。这些都是导致人民起义的重要原因。《水浒》一百零八人尽管上山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多数都是被逼迫的。有些评论《水浒》的人，认为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加剧，并以此做为“农民起义说”的依据，未免失之片面。书中固然写了像毛太公、祝朝奉、曾长者、西门庆、郑屠等大地主恶势力对平民百姓的欺压，但同时在起义的骨干分子中，却又有不少人本身也是地主。如起义的最早发起者晃盖是山东郓城县东溪村保正，“祖是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水浒》十四回)后来在梁山坐头把交椅的宋江，其父宋太公也是个地主，且宋江本人“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
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 日追陪，并无厌倦 ，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水浒》十八回)在梁山掌管钱粮的柴进，也是一个有名的大财主，家有皇帝的誓书铁券，“谁敢欺负他。专一招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水浒》五十二回)他们之所以能为众豪杰所拥戴，“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是重要原因，而这只有地主的财力才做得到。除以上三人外，像史进、朱仝、卢俊义、李应、孔明、孔亮、穆弘、穆春等，也都是地主。这些地主不但是梁山领导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其庄客、佃户往往成了起义军最初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庄子也成了联络各地英雄、组织武装起义的主要据点。由此可见，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激化固然是起义的原因之一，但在当时，有些地主与朝廷权贵及地方官僚、恶势力的矛盾也是相当尖锐的，以致像柴进那样家中有誓书铁券的贵族、大财主也不能自保而蒙冤入狱；宋江出身地主，本人做押司，也还要让父母告了忤逆，出了册籍，预备地窨子以防不测；林
冲身为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竟然连妻子都保不住，自己也险些丧命，可见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是很激烈的。因此，仅以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作为判断梁山起义是农民起义的根据，至少是不全面的。
三、梁山起义的目的
梁山起义的目的是铲除贪官污吏，但并不反对皇帝。虽然梁山的头领中不少人都是受到朝廷权奸和地方 恶势力的迫害才被迫上山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想要反叛朝廷。他们痛恨奸臣和贪官污吏，但并不恨皇帝 ， 仅宋江如此，就连出身低下的渔民阮小五也主张“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水浒》十九回)这一特点在出身上层的头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杨志、林冲等人就只想凭 自己一身的本事，有朝一 日“到边庭上刀一，博个封妻荫子。”(《水浒》十二回)李逵虽曾喊过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水浒》四十一回)但在起义军中不具有代表性。可以说，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受官府欺压，过那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成套穿锦绣”的理想生活而已。总之，梁山一百零八人尽管上山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不反对皇帝，二是没有人提出土地要求，就连庄稼田户出身的陶宗旺也不例外。当然，作者施耐庵处于元末明初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他所写的《水浒传》也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元末的大起义无疑对作者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就元末的几次大起义来说，其 目的多不是为了获得土地，有的是为了反抗官府的欺压，有的是为了报私仇，也有的是为了夺取个人富贵，这些在《水浒》中都有所反映。事实上，在战乱时期， 往往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加之土地
兼并严重，许多农民被迫脱离土地，或流入城市从事其他职业(如李逵做了小牢子)，或成为往来各地的商贩(如石秀、燕顺、吕方、郭盛)，或成为无业游民(如时迁、刘唐、白胜)，实际上已不是农民，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提出土地问题。我们在整部《水浒》中，可以说不出一处与土地要求有关的描写。既然如此，那么在起义的前面一定要加上“农民”二字就难以令人理解了。
四、梁山起义的纲领和口号
《水浒》所描写的梁山大起义是由一系列个人的反抗斗争和各地大大小小的山寨起义逐渐汇聚而成的，在“梁山?白英雄排座次”之前，各地的起义首领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二龙山的鲁智深 、杨志，清风山王英、花荣对影山的吕方、郭盛，桃花山的李忠、周通，甚至梁山的晁盖、吴用等，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起义纲领和口号，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无非是为了反抗官府的欺压，想要过一种无拘无束、自由快乐的生活而已，即使有所谓12I号，也不过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之类。一直到第七十一回各路英雄齐聚梁山、“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时才有了明确的起义纲领。小说描写，在宋江导演的罗天大醮上，天降石碣 ，上镌“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八字天书于是宋江命人于“山顶上立一面杏黄大旗，上书‘替天
行道’四字”，以此作为梁山起义的口号和纲领，并要求众头领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 ，一同保境安民。”不过，“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含义只是替天子铲除那些陷害忠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保护本地的老百姓不受官府和地方恶势力的欺压而已，并非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梁山也没有制定像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土地纲领。这固然有历史局限方面的原因，但同时也与梁山起义军领导核心成员的出身阶层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梁山领导核心成员中绝大多数不是农民，他们也就不可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提出这样的纲领。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乃至于“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些口号，实际上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和市民的一部分利益和要求 ，是符合下层劳动者愿望的，所以他们对起义的态度是积极的。总之，从梁山的纲领和口号中并没有体现出起义的性质是农民的起义。
五、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梁山起义单纯说成是农民起义或市民起义都是片面的，从《水浒传》这部小说所描写的起义背景来看 ，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尽管这是主要矛盾之一，它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
的矛盾等等。矛盾的这一方除农民和市民外，世袭贵族、大地主、政府的中下级官吏、军队将领、知识分子、僧侣道士等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尽管斗争的最终 目的不是推翻皇帝和封建制度，但它在加速封建制度的衰亡和推动历史前进这一点上，同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并不一定非要把它说成是农民起义才更具有革命性。恰恰相反，这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正是由于有不同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阶层的参加 ，才更证明了不仅统治阶级与下层农民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而且连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已发生了极剧的分化，说明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梁山起义斗争的意义所在。锄禾日当午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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