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介绍(四)
鲁迅作品介绍（四） 2012-4-8 18:22 阅读(20)
4.《呐喊》、《彷徨》中的人物形象类别：
（1）权势者形象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有钱有权有势的“阔人”，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离婚》中的七大人等人物都属于这一类。封建的传统和伦理道德在本质上是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他们也自觉地维护着这种传统及其伦理道德规范，并在精神特征上体现了封建传统的本质：冷酷、虚伪。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是漠视人、压抑个性，只把人当作封建统治的工具看待；这种观念体现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就是他们内心深处对人的冷酷无情及虚伪自私。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对祥林嫂死亡的无动于衷；《孔乙己》中丁举人对孔乙己偷自己的书而把他吊起来打半夜，直到打断了腿；《阿Q正传》中赵太爷对阿Q的剥夺到了连他身上的一件破布衫也不放过的地步。他们个个都是道貌岸然的，实际上却是一些最自私、最冷酷的人。但在别人的眼中，他们的行为却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奇，说明了他们行为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的一致性。
（2）卫道者形象
《肥皂》里的四铭（1924．3．22）、《高老夫子》（1925．5．1）中的高干亭等封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属于这一类。。
四铭是典型的封建假道学，表面上道貌岸然，高谈阔论，保存国粹，对新式教育极为愤恨，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直到在家里依然大骂女学生，认为“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俨然成了道德的维护者，但实际上卑下、虚伪，他所有这些高谈阔论都不过是因为在街上碰到一个十八九岁女讨饭，听了围观的两个光棍的对话后，心中邪念升腾但又不可能实现，因而移位、反射的结果。作品中写他在朋友来访时，执著地谈论女讨饭，并无法抑制自己的潜意识而引用两个光棍的话：“你不要看这货脏，你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地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这样不仅用侧写的方法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念，同时又借他的朋友开玩笑和他自己下意识的买肥皂行为以及四铭太太的嫉妒恶骂揭开了他虚伪的假面。
《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与四铭几无区别。他原来不过是中的老手，跟踪女人的专家，只因读了《三国演义》等几本书，又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便自鸣得意，自诩为国粹家，并改名高尔础，也由此在当地有了名声，引得贤良女校聘他作历史教员。然而，教书并不能使他兴奋，使他感兴趣的是可以近距离地看女学生，正象他的拜把兄弟黄三所说：“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所以上前他精心打扮，掩饰自己头上的疤，上课时因心怀鬼态，慌乱异常，在女学生面前出尽洋相，最终狼狈地辞去了教职，重新回到牌桌上鬼混，并转而大骂新式教育。
这里，四铭、高干亭都是典型的卫道者，他们一方面大骂新文化，新学堂，新思想，另一方面却是借助于恶骂来掩饰自己内心处隐藏着的非道德的邪念，表里极为矛盾，而这种矛盾就构成了他们对人、对己虚伪的特征。
（3）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形象怎么申请注册
鲁迅认为，各种形式的封建思想观念，在精神上戕害着等级社会的下层人，侵蚀着他们的灵魂，从而严格地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以维护封建秩序，因而他在《呐喊》《彷徨》中塑造了较多的不觉之中被吃掉的形象。这一类形象多位居封建等级制的底层，无权、无势、无钱。对这些人，封建传统的伦理思想道德，将他们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最起码的人生权利都剥夺殆尽。他们是无辜的，多数还具有淳朴、善良的品德；但他们又是愚昧、麻木的，并在愚昧麻木中被吃掉。这类人物大体上又可分为三种。
A.农民（小市民）形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呐喊》《彷徨》中，有些描绘的是小村镇生活和更近似农民的人物，他们似乎也可以看作小市民，但鲁迅不是表现他们的市民习气，而是侧重于揭示他们与农民相同的精神状态，因而也可以作为农民来看待。《药》中的华老栓、《风波》中的七斤、《故乡》中的闰土、《阿江苏淮安中考成绩查询Q正传》中的阿Q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第一次把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精神状态深刻地加以艺术展现，提出了农民问题。作为一个被压迫受奴役的阶级，作为劳动者，农民身上存在着许多自然形态的美好品质，如纯朴、勤劳、善良等，这些品质在鲁迅的《社戏》等作品中也有生动描绘，但鲁迅小说艺术描绘的重心并不在此，他笔下绝大多数农民形象的根本特征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悲惨，但精神上却表现得极其愚昧和麻木，从而构成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鲁迅以深刻的同情描写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当然在《呐喊》《彷徨》中，有的作品也展示了农民因政治经济地位低下而造成物质生活贫困的情景，如《故乡》（1921．10）。作品以记忆中少年闰土和现实中成年闰土形象的对比，表现了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压迫下，勤劳朴实的农民生活的困苦和沉重。而在《阿Q正传》中，未庄是封建乡绅赵太爷之流的天下，阿Q连说姓赵都要遭到赵太爷的打嘴巴，最后不仅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利，恋爱的权利，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由此可以看到农民真实的政治经济地位。
但鲁迅并未将眼光仅仅留停在农民的生活不幸上，他敏锐地看到农民所遭受的精神戕害远比物质馈乏的折磨更深重更可怕。也就是说，农民的生活固然悲惨，令人扼腕，但他们受戕害更深重的却是在灵魂上，即农民不能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看不到任何摆脱自己悲剧命运的实际出路，他们或在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的安慰，或心理扭曲，在精神胜利法中麻木苟活。因此着重表现农民由于长期物质生活的贫困和封建传统意识的压抑而造成的精神病苦就成为《呐喊》《彷徨》揭示农民问题时最突出的特。综观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上的危机，意识上的茫然麻木，语言表达的朴讷和性格上的扭曲，他们都是悲剧性的形象。在封建思想的长期侵蚀下，他们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反应迟缓，性格抑郁，自我意识麻木。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活泼、机智、勇敢，充满生命力的少年闰土，到成年时不仅物质上极端馈乏，精神也濒临死亡之境了，他只把希望寄托于奴隶般的劳动和神灵的庇护上，闰土在给他的许多家具中特地挑了“一副香炉和烛台”邓肯加内特，说明他寄希望于神灵；更让人悲哀的是他精神上的麻木，他根本没有与人平等的意识与要求，甚至在自己少年时的朋友“我”面前，也终于叫了声“老爷”。至于阿Q，则沉溺于“精神胜利法”中，直到临死也未清醒。华老栓、七斤与闰土稍有不同，但在无辜受摧残、被损害而又不觉悟这一点上，与闰土、阿Q则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农民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遭受的不幸痛苦实在让人惨不忍睹，万难忍受，他们理应奋起抗争，改变自己非人的地位，然而恰恰相反，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他们自我意识麻木，甚至丧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非人的地位和遭遇，更谈不上起来抗争，其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让人心寒彻骨。由此可见，鲁迅正是怀着对农民深切关注的感情表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他们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并揭示了农民悲剧命运产生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封建思想的熏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封建思想、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不仅是统治者竭力维护的，也是广大民众不自觉恪守的，封建思想意识早已经成为民众的精神负担，他们自身根本无法意识到封建传统思想对他们的戕害，因此他们不仅自己恪守封建传统，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也用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去规范别人，在自己被吃的同时，又损害、摧残着别人。
从这些作品描绘的景象和塑造的形象我们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切入现实、审视农民问题的。他一方面对农民物质上的尤其是精神上的病苦“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怀着希望农民觉醒的焦灼期待心情“怒其不争”，深入地剖析了农民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展示了农民虽然无法生存下去，但又不能和不知如何改变奴隶地位的矛盾状况，从而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以实现思想启蒙，最终变革社会的目的。
a.这其中尤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
《明天》《祝福》《离婚》可以视为描写中国传统妇女悲剧命运的三部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是处在等级秩序的最底层。在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中，女性从来不被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她们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不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她们的存在是从属于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在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此外，贞节观念更是束缚她们的一种道德桎梏。《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死了丈夫后，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小宝死后，她的精神世界一片空虚。在她面前，明天意味着无尽无休的寂寞、痛苦。《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为守节而苦，《祝福》中的祥林嫂则为没有守节而受到了残酷的精神惩罚。祥林嫂并非不想为自己的丈夫守节，但她自己是没有独立选择的权力的。婆家人象卖牲口一样卖掉了她，使她守节不成。所以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不是某种单一的因素，而是族权、夫权和神权合力的绞杀。族权的威严，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祥林嫂捆起来抢走当作商品卖掉，夫权则使祥林嫂精神上受尽蹂躏，因为被迫改嫁，违背了“从一而终”的礼教纲常，落了“一件大罪名”。神权又趁机进一步虐杀她，造成她精神上的极大恐惧。所有这些力量都来自一个方面，即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在一再遭受不幸的过程中，祥林嫂虽然竭力反抗着，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她反抗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强加在她身上的义务，而她反抗力量的来源也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封建伦理道德一方面要求祥林嫂恪守三纲五常，从夫从子，服从被卖再嫁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求祥林嫂尽妇道，守妇节，即要她反抗再嫁，从一而终。这样祥林嫂无论怎样做，都不能满足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精神上也就永无安宁之日。祥林嫂正是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内部的矛盾所造成的比肉体折磨更久、更可怕的精神折磨中，崩溃了求生的全部希望，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在年终祝福的礼炮声中消逝了她久已失去了的生命的。所以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奴役国民尤其是妇女的残酷性和荒谬性。至于《离婚》中的爱姑看来很有反抗性，但她反抗的并不是旧的婚姻制度本身，只不过是凭着娘家的一点势力对公婆、丈夫表现泼辣罢了，所以一遇到七大人的正颜厉，她的泼辣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还是被丈夫一家逐出了家门。
B.下层旧知识分子形象
封建思想观念的陈腐、残酷，不仅使阿Q、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等劳动众成为被吃者，就连孔乙已、陈士成这些下层知识分子也成了封建思想观念的牺牲品。写于1919年3月的《孔乙已》，表现的便是一个封建下层知识分子被封建科举制度摧残至死的悲剧。在等级观念支配下，孔乙己拚命读书，企盼通过应试高中进身晋阶，荣华富贵，但他却始终未能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显贵地位，失去了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悲剧亦就此产生。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人之术的封建正统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等级观念，把孔乙己培养成了一个没有能力在社会上谋生的废人，在穷困潦倒中他只能混在咸亨酒店的“短衣帮”中，成为唯一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人。虽然在别人的眼中，他早已成了大家嘲弄取乐的对象，但他却不能忘记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因而既便穷到无以为生的地步也不肯脱去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长衫，在这里已经成了封建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物质化的凝聚，成了上等人身份的象征。最后穷困饥饿迫使他不顾身份去偷，以至被打断了腿，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而终于悄悄地离开了这人情浇薄的世界，孔乙己就这样被科举制度和等级观念无声无息地吃掉了。
《白光》（1922．6）里的陈士成，同样也是封建社会的下层知识分子，在连续十六次应试落榜之后，再也无法承受打击，精神失常了。榜上无功名，只有地下掘宝藏。精神错乱后的陈士成一心渴望得到宝藏，拚命在屋里挖掘，不甘心一无所得，又在幻觉牵引下奔向山里，最后淹死在城外的万流湖里。孔乙已、陈士成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批知识分子，曾如醉如痴地追求功名利禄，却终生未爬上统治者的显赫地位，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又不能支持他们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最后只能被社会吞噬，成为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由此可见，鲁迅正是以孔乙己、陈士成的悲惨命运来暴露封建等级观念吃人的罪恶。
（4）觉醒者形象
这类形象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知识者是鲁迅最为熟悉的一个阶层，辛亥革命前，他与各类知识分子有过广泛的接触；辛亥革命以后，各类知识分子在历史斗争风暴中的聚合，分化、前进、退隐，鲁迅同样亲身经历，不仅有深切体会，更有透彻的观察和认识并在作品中描绘了这一类辛亥革命前后觉醒和探索着的新式知识者形象。
在近现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撞击，这批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的独立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早地意识到封建专制的罪恶，并勇猛顽强地向封建专制进行抗争，毫不顾忌地向封建传统思想宣战，成为封建主义的反抗者、叛逆者。狂人对封建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呐喊，疯子的“我放火”，夏瑜宣称“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都体现了这种反抗、叛逆的精神。但这些人仍然必须生活在一个世代相传、吃人与被吃的社会系统中，他们暂还无力改变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却能够摧毁他们刚刚萌生的一点社会追求和人生追求，能够毁灭他们那点青春的生命力。所以鲁迅一方面肯定了觉醒者的反抗叛逆精神，另一方面也以极深沉悲愤的笔触刻绘了由于先觉者力量的单薄和封建势力的极其强大而造成的悲剧现实。由于封建传统思想的厚重，民众的精神早已被封建传统思想驯服了，以至成了传统的不自觉维护者，《药》的主旨便是揭示这样的悲剧现实。象夏瑜这样的先觉者不仅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也为众所不容，尽管象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最终目的是为了民众，但民众并不理解，甚至视之为异端、疯子，众的不觉悟使夏瑜的流血意义成为虚空，这样觉醒者的牺牲就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彩，他们死亡的价值被众的麻木愚昧完全抵消了，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正如鲁迅《华盖集·续编·死地》中尖锐地指出这种悲剧现实的可怕那样：“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良药，但倘在不觉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面对着象华老栓，七斤、吉光屯村民这样麻木愚昧的民众，象夏瑜这样的先觉者们的生命捐弃都只不过是徒然而已，这便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
正是基于这样社会现实，鲁迅不仅颂扬先觉者的反抗精神，更从这种悲剧现实出发，塑造了一批梦醒了无路可走、倍感痛苦的知识者形象，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等。
这些知识分子都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和不幸遭遇，即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作为觉醒者他们都曾热情勇敢地投入其中，以二十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吕纬甫，精干、理想、热情，敢于闯进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可以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案，甚至争论激烈到与别人打起来的程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蔑视凡夫俗物，陈规俗礼，不喜欢虚伪的打招呼、寒喧，宣称家庭应该解散，这些在民众看来是“异类”的行为正是他反抗的一种形式；至于《伤逝》时的子君、涓生，他们更是在个性解放思想鼓舞下，敢于向世俗挑战，实现了自己的自由结合意愿。然而当革命的高潮过去，封建势力强大的黑暗逆流重新袭来时，这些极少数的觉醒者便陷入封建势力的包围中，他们举着个性解放武器孤独地反抗社会、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行为便以失败而结束。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一连串的现实打击，锐气、理想、热情便逐渐磨蚀尽了，为了能生存下去，不得不背负着一颗受伤的灵魂与现实妥协，去做那些他认为是无聊的事。如奉母命回乡为三岁就死掉的小兄弟迁葬，为阿顺送剪绒花等。迁葬在吕伟甫看来毫无意义，然而其母却视为心事，以至于睡不着觉，为了慰藉母亲，吕伟甫只能放弃个人意志，顺从旧习，去做他认为无聊的事，变成了一个对一切事情都敷敷衍衍、模模糊糊，与平庸的生活一同沉没的人，他的人生足迹就象一个蝇子或蜂子，受了惊吓飞了一圈最终又回到起点。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另外一种结局。吕纬甫在现实压力面前是主动退让、妥协，最后与现实生活一同沦灭的；魏连殳则是被社会逼迫，在经济上卡压、精神上孤立而走向毁灭的。他比吕纬甫反抗更决绝，尽管他有一颗真诚对待别人的心，但这种爱心并不能为周围的人所理解，所接受，人们始终把他视为异类，从精神上孤立他，随之而来的是从经济上扼杀他。他失业了，穷到连买一张邮票的钱也没有，当他最后一个战友也被诱杀，自己的生活也无法再维持下去时，绝望、悲愤至极的魏连殳便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报复现实，报复世俗。他要“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他曾经以平等、爱人之心对待周围人，众人却将这平等、爱心视为草芥，嘲笑、鄙视，于是魏连殳为了报复，生存，便与封建现实妥协，努力使自己成为上等人，使周围的人惧怕和谄媚，用钱和权嘲弄世俗，嘲弄那些不配得到爱与平等的庸众。他成功了，做了某师长的顾问，可以肆意报复那些谄媚他的人，然而这种与封建意识的妥协却正是从精神上对自己人格进行凌辱。所以表面上看，魏连殳是凌辱那些卑俗之人，但实质上他却是在摧残自己的精神，所以他最终还是失败了。浓重的封建势力撕碎了他的灵魂，也毁灭了他的肉体，使他最终背负着心灵的创伤寂寞孤独地恨恨而死。
怎么建一个新的至于子君、涓生，同样无法逃脱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由结合了，但最终却离异了，子君回到旧家庭，在冷眼和无爱中死去，涓生则沉浸在悔恨和痛苦之中去寻求新生路。
由此可见，子君，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者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们的悲剧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传统意识的浓厚和黑暗势力的强大。在这样的黑暗氛围中，作为先觉者的知识者只能是孤军奋战的孤独者，他们与民众隔着厚厚的屏障，精神上无法勾通，尽管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但始终无法改变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冷酷、隔膜、等级森严的奴性现实关系，终于在现实面前败退下来。这不仅仅是魏连殳、吕纬甫等知识者个人的悲剧，同时更是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正是以敏锐深刻的悲剧意识，将既往历史所造成的蒙昧的民众，所造成的销蚀人生命的停滞落后的生活，窒息了先觉者们的生命的这种历史悲剧、社会悲剧凝聚在魏连殳等人身上，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矛盾和一代知识先觉者的艰难探索历程，同时对在艰难探索中败退下来的知识者寄以深深的同情和悲哀，这种感情在他把魏连殳比喻成受伤的孤狼时充分流露出来：“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嚎，像是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里的情感基调也正是鲁迅在塑造知识者形象时的情感基调。
●文学作品的分析其实并不局限于一种方法，一种视角，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呐喊》《彷徨》中的这些人物形象还可以概括为三组相互关联的最基本的艺术形象：即“奴隶”形象、“看客”形象和“孤独者”形象。
“奴隶”是封建社会中一种具有特殊精神状态的异化的人。主体意识的丧失是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异化的人的内在本质。封建思想是造成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异化的人的根本原因。鲁迅小说集中地描绘了这种人的奴性意识：他们的主体意识迷失于封建思想伦理关系之中，无法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达到对自身的认识。他们也许天性善良，但却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是经历各不相同的个体，却只能在毫无个体性可言的“”的氛围中体现自己的内在本质。闰土一声“老爷！”，从灵魂深处反映了他对现实秩序的承认。这种承认是以对等级隶属观念的肯定和自我主体地位的否认为前提的。阿Ｑ以惊人的健忘和精神的胜利应付现实的挑战，以凌弱畏强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这种奴隶主义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他的“革命”只能以奴隶主的“理想”为理想。即便是《离婚》中那位敢于大骂“老畜生”、“小畜生”的爱姑，也真诚地相信“知书识礼的人什么都知道”，从而把个人命运的裁决权完全交给那个旧秩序的代表七大人。狂人的命运是和封建家长大哥的强大存在紧密联系着的。孔乙己、陈士成的悲剧在于自觉自愿地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为他们圈定好的人生模式的奴隶。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当然是潜伏于其童年经验，发端于早年仙台那个著名的“幻灯事件”。但根本思想还是他那对封建思想的否定意识和使命意识。在封建思想毒害下，人们无法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因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当鲁迅审视的目光从个人命运扩展开去，个人的挣扎过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难以具体分辨的“”。体通过对个人的教化和对异己者的迫害，来维护封建旧秩序、旧伦理的基本规范。也就是说，“”的形成以否定个性自身的特点以适应既定规范为前提，因而必然构成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否定。这样一来，主体意识也就必须通过对其否定和批判来拓展自己的道路。因而，鲁迅小说以纷繁多样的方式不断重构“看客”监理中标通知书形象：痴呆麻木的“看客梦见把头发剪了”们无时不在注视着逆境中的个体。路人向狂人射出“吃人”的目光（《狂人日记》），黑暗中“看客”们伸长了如同鸭子般的颈项品味夏瑜的就义（《药》），咸亨酒店酒客们讪笑着孔乙己的凄凉与迂腐（《孔乙己》），蓝皮阿五们享受着单四嫂子的不幸（《明天》），鲁镇的人们赏鉴着祥林嫂的遭遇（《祝福》），吉光屯的人们对疯子心怀恐惧而施以迫害（《长明灯》），村人族人以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沉默的魏连殳（《孤独者》），……
“孤独者”形象是鲁迅小说的独创，也是鲁迅小说“现代性”的突出表征。如果说“奴隶”形象和“看客”形象是鲁迅衡量人的主体意识失落的外在价值标尺，那么，“孤独者”形象则是鲁迅及其笔下的先觉者对主体意识失落的一种内心体验。历史的重负，内心的孤独，焦灼的苦闷，复仇的愿望，面对“奴隶”和“看客”的世界，先觉者的全部心态在“孤独”中得到最为深刻的体现。“孤独者”形象从根本上说是鲁迅的一种内心体验。这在《野草》的《复仇》、《颓败线的颤动》等散文诗中曾以象征的方式直接表现过。《孤独者》中两次出现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描写，这两次描写伴随着两次大殓的场面和两位不同主人公如同置身荒原的复杂感受，实际上是把大殓的现实场面转化为人物的心理事件：“孤独”感恰恰来自主体在犬中的极为复杂的内心体验。因此，“孤独”是“独醒”的别名，它来自人物主体意识的觉醒，即从混沌的“”中分离出来获得个体性自觉，它是构成个体对中国社会进行历史性批判的心理前提。
“奴隶”形象、“看客”形象、“孤独者”形象构成鲁迅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表层上是客观的行为经验，在深层上则是作家个性气质和生命意识的隐现。小说的艺术形象服从于审美目的把这两个层次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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