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人物形象分析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水浒传》这部书着重写了宋江、鲁智深、林冲、杨志等一百零八名英雄好汉的个人传奇故事，其中详细写宋江的有十回，宋江人称“及时雨”，他也同样经历了被逼上梁山的道路的过程。从七十二回至八十二回，写宋江率领起义军同官军对抗作战，后来又合伙受招安；从八十三回至一百二十回（有的是一百回）写宋江率领义军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国、打田虎、打王庆、征方腊直至最后失败的经过。 宋江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举足轻重，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一直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经得起琢磨的一个人物形象。宋江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他的每一个绰号，都表现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他与其他英雄好汉一样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所以“逼上梁山”是宋江和其他英雄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因为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筑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斗争，从而引起许多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遍地不公，其中的弱者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了。所以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底蕴。 李健的歌一、劳斯莱斯怎么样通过宋江形象看绿林人格崇拜 宋江在《水浒传》中不仅是条好汉，而且还是梁山“好汉”杰出的头领，他不但具备好汉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管理好汉的能力。那么能将绿林好汉凝聚起来，使这些形形的好汉听命于他的“法宝”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义”字，因为当时社会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各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话自己不是好汉。那么什么是“义”呢？“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有关；第三，“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理论准则。在朝廷忠信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在宋江身上具体表现为： （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宋江私放晁天王、宋江带兵三打祝家庄，杨雄、石秀救出石迁，攻打高唐州救柴进，攻打大名府救卢俊义等等。 （二）仗义疏财。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受害者生存安全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是对他们物质经济的援助，在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都得到宋江的援助。在第二十回，宋江当时给阎婆寿木使用钱，当时是不图回报的，就连在郓城县当押司时，赶在县前早市的卖汤药的王公，也得到过他的资助，“王公，前日我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木，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①张雨生大海歌词。宋江仗义疏财，挥金如土，再加上“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很多人听说，都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使宋江及起义军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宋江的仗义疏财的行为，它与儒家的仁者爱人，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动机有很大差异。儒家的“仁者爱人”的观点是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宋江的这种精神正是墨侠乃至绿林人的仗义疏财之举，是同类人的同舟共济，他不仅是绿林人格的象征，也是绿林集团得以成立的重要内聚力，因为绿林所代表的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下层民众利益，这些人大多数经济上入不敷出，又经常受到剥削，绿林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光明，他们不仅为绿林人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觉到如此“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稠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②，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绿林事业中来，这里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作者在“单道梁山好处”那篇四六文中，热情地赞颂了这种精神理想“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是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西东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将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③，从言语中可以看出，作者把它当作封建社会农民理想化的社会组织来歌颂的。他们的这种空想主义当然远不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除去时代条件不同之外，规模时间上，也有很大差异。宋江领导的义军时间很短，在聚义期间没有远离他们的根据地，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目标是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却没有提出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要求，没有觉悟到必须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由于“忠义”观念，渗透着他们的反抗行动，义军首领宋江的妥协路线又占据着统治地位，从而最终酿成这次起义失败的悲剧结局。 二、从宋江身上体现墨家思想及绿林奉行的‘以贤为能，纪律严明’这一原则的胜利实践 《水浒传》中聚义厅前在空中悬挂着一面杏黄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是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的政治行动纲领，它本身体现着墨子的天罚思想，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他认为天子的行为本身并不是评价其自身的标准，在天子之上还有小生产者利益所在，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赋，必得罚” 。这就是说，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忤逆者便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古代墨侠集团扶弱除暴之举的动因所在。而《水浒传》中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这些流落到民间的墨家思想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看来，“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布满贪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书中以宋江为首的好汉被逼梁山的全过程，都是身受其害的过程，这些足以使大宋皇帝具备墨子所说的反天意的暴天子的条件，因此，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惩罚。他们聚义梁山顺应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现，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开展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够气壮如牛。下面看看“替天行道”中的“道”的含义，这个“道”就是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富，富不辱贫，贵不袄贱，诈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无父母者有所依，以长其身。”，这就不难实现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社会，与墨子的乌托邦设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还有待于他们的努力奋斗，像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辉煌胜利，都是为向着这个理想社会迈进打下基础。 在“尚同”思想的规定下，墨家及绿林所奉行的是一条“以贤为能，纪律严明”的组织原则，鉴于无主则乱的教训，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天下”④，天子一旦确定，其下就要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提出的这一套选举办法，明显地带有原始部落推选酋长的痕迹，虽然它质朴得近于原始，但却因其公正，而能为追求大同世界的绿林侠士所接受。晁盖就是在火并王伦之后登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妒贤嫉能，心胸狭窄，“本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有文字，怎做得山寨之主？” ⑤，而宋江先杀阎婆惜（二十一回）后又闹江州，直至晁盖中箭受伤至死，屡次周折但最终登上寨主宝座，实现了墨家及绿林奉行的“以贤为能，纪律严明”这一原则的实践胜利。 三、从招安看宋江的形象 《水浒传》中第八十二回，梁山分金大买市，宋江全伙被招安。对于宋江的招安政策，在1975年就在全国开展评论《水浒传》运动，是“王、张、江、姚”一伙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非正常现象。但同志关于《水浒传》写了梁山起义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宋江投降派人物的论断，未尝不可以成为研究《水浒传》主题思想的一家之言。梁山起义的事业的最后必然结局是接受招安，这在宋江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墨侠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公正美好，但很难付诸实施，墨子思想被排挤至民间本身，就已经预示受其影响的绿林事业悲剧的结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是这种悲剧结局的宏观上的文化根源，相对而言，墨家所注意的主要是生存和温饱问题，而儒家则更好地注意温饱后秩序和名分问题，所以有自下而上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近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的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份和“忠君”的意识暂时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未来得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份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接受招安，所以宋江的做法就是梁山事业的典型代表。 宋江他胸怀大志 ，却患得患失，如第二十三回里他逃到柴进庄上，结识武松，拜为兄弟，临别并未嘱咐话语。到第三十二回，离怒杀阎婆惜已经一年，宋江看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没有形成，推翻北宋王朝需要长期斗争，起义失败的风险很大，不敢冒造反失败的风险。他与武松分手时道“......入伙（二龙山）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⑥ 上海落户条件按《水浒传》记年，第三十二回记公元1108年冬的事，第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是公元1120年夏的事，第一百二十回结束于公元1124年夏。宋江的这种腔调一直持续到最后，体现了他虽然胸怀大志，但面对现实又患得患失的衷肠。这块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相矛盾的招牌，体现了宋江的政治动摇性，使天下多少英雄好汉望而止步，使多少梁山好汉心灰意冷，既大大削弱了自己在天下的政治号召力，又大大削弱了梁山义军的斗志，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在第七十七回至第八十回里表现很多，朝廷派往征剿梁山泊的很多高级将领被梁山泊捉了又放，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斗志。特别是第七十九回里，李俊活捉统制官刘梦龙，张横活捉步军校尉牛邦喜，恐宋江再放，就地格杀。从宋江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 从宋江受招安，看当时的“忠君”思想。宋江自从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后，时时记挂招安之事，不时流露言表，尤其在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一次菊花宴上，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首：“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常叙兄弟情，如今玉统豺狼，御边幅，好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日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歼邪且，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⑦。写完后让乐和单唱这首词，当唱到“望天王早招安”时，武松叫道：“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 ⑧。黑旋风李逵便睁圆怪眼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摔做粉碎。虽然其他兄弟都反对，但宋江的投降妥协路线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在第八十二回，全伙受招安成功，鲁智深对朝廷的认识是明澈的：“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怎说得干净？”⑨。他坚决反对招安，被迫招安后，始终郁郁寡欢，当捉住方腊后，宋江向他祝贺时，还愤愤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中有多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人”。然而在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宋江他始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这种现象，在《水浒传》中虽然表现得错综复杂，但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是宋江的投降路线，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占据统治地位，属于众兄弟又都是以“忠义”观念忠于宋江本人，这样《水浒传》中的“义”和“忠君”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终于不得贯穿始终，以《水浒传》义军的反抗行动里可以看出，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那些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人，却不反对他们的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后一次冲突中阮小五和阮小七曾唱过这样两首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报与赵王君。”2020年的愿望的说说 ⑩ “酷吏赃官全杀尽”和“忠心报答赵官家”本来是相互矛盾的，可在他们看来，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一方面同封建王朝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他们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正是封建时代普通农民思想，因为在封建统治下，“天高皇帝远”，他们身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即使有的起义英雄失去了对当今皇帝的崇敬（如李逵撕诏谤徽宗），也是为了他的哥哥宋江来当皇帝而已。 宋江作为梁山的好汉，不但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的好汉特点，同时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墨子的思想和绿林豪侠的阳刚之气。正因如此，使众多的绿林好汉和英雄豪杰听命于他，不仅如此，宋江也是绿林奉行的“以贤为能、纪律严明”这一原则的实践胜利者。然而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宋江还不能把“忠义”与“忠君”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他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未能看到问题的实质，只是痛恨直接压迫他们的人，却依然依赖着使他们遭到最终灭亡的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致使宋江率领的梁山义军全伙受招安，投降最后导致魂丧蓼儿洼的悲惨结局，这也是他们所谓“忠君”思想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60页 ②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63页 ③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254页 ④ 宁稼雨 《〈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 第35页 ⑤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65页 ⑥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113页 ⑦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255页 ⑧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255页 ⑨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255页 哈师大附中⑩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63页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 版。 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宁稼雨 《〈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兼谈墨家思想对绿林文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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