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记录片《掩埋》
人力资源专业 说实话，当看完《唐山大地震》的电影，除了随着剧情有过一些震撼和感动外，走出影院后竟没有多少思考，过了几天竟就几乎淡忘了。直到昨天看了青年导演王利波的获奖纪录片《掩埋》，才开始了解了一些比地震本身更沉重的一些事。 《掩埋》在距唐山大地震暴发31年之后的2008年，在中国大地又经历一次惨烈的汶川大地震后，王利波有感于24万无辜“冤魂”丧生31年后的今天，又有10万亡灵非自然消逝。他在思索：为何这种大批人被地震掩埋的悲剧一再发生？由此，他开始探寻，终于发现，无数“冤魂”身下，掩埋更深的是“地震可以甚至是曾经被准确预测”这样一个事实。 由此，《掩埋》开始了讨论的主题——地震预测。具体来说，是当年唐山大地震震前的预测。当年以各种方式预报了唐山地震的科学家、测防小组成员。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有汶川大地震以来人们开始耳闻和关注的地震预报专家：七十年代任职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他们证明，作为专业人员，他们是深入基础做了调研的，是历经艰难，向有关部门做出预报的。我们还看到，当年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吕兴亚、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侯世钧、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他们以简陋的仪器观测地电、磁偏角、水氡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做出记录，的确是抓如何才能赚钱
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观异常的。特别重要的证人还有：当年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是他把汪成民突破封锁释放的临震信息带回县里，使青龙县委做出预防，从而创造了全县无人丧生的奇迹，而青龙县距唐山仅115公里。当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大震来临之前的5月，他被派去五七干校劳动。 叙事的进度被一排排记载当时震前预测时间和地点的黑白字幕无声地推动着。如果说前半段的剧情让观众钦佩于震前无数的专业人员预测京津唐地区即将出现的大震的准确和大胆，那么，后来的叙事便一步步变得沉重和震惊：当耿庆国大胆预警大震却遭来同行领导排挤后，当汪成民数次试图向上反映下面的预测情况，却招来国家地震局的“爷爷”们消极反应后，当王书蔚、李伯齐夫妇在地震经验交流会前制作出详尽的震前预测情况分析数据手册，拿到会场发给代表以引起有关人士注意后……耿庆国继续密切注意震前宏观和微观预测情况，在大震发生前一天下午跑到派出所给单位打电话试图再次引起重视时，他得到的回复是：“不要伸张，避免引起社会混乱！”汪成民数次谏言无效，无奈地在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门前贴出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有关地震预测的大字报，最终仍为撼动上方决策。而王书蔚、李伯齐夫妇只能无奈地摇头：“发给代表们的册子很多当时就被扔掉，散落在会场的地上。” 大量的准确预测（耿庆国的预测精准到了7月底8月初这一时间段）情报始终未曾传递给民众，大震还是暴发了，
黄冈景点24万的死亡人数顷刻间被刻进历史。 地震专家黄相宁愤怒地说，当年的唐山市委书记犯了“过失杀人罪”！当年青龙县县委书记的冉广岐，尽管县里没有权力发地震预报，但他毅然拍板，决定从县到乡传达临震信息。他的话掷地有声：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 面对惊天大震带来的悲剧，耿庆国至今仍掩饰不住愤怒：“当年地震局的官员和主流学者，为了推脱责任，完全不承认地震前有预测也有预报；而ZF则默认、支持他们。现在还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是一种很大的危险。” “还采用上欺中央下骗百姓的办法，那是不能容忍的，是没有科学家良知的。”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则直陈：“一直以来，发达国家都不做地震预测工作，更多的是在防震、抗震上下功夫。而发展中国家也坚持这种做法，殊不知，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手段确保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及时有效地挽回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发展中国家没这能力”，“震前的预测可以以相当少的精力去做到，而震后的救灾耗费却非常巨大，为什么不能在震前预测并事先像青龙县那样采取措施？”“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这一人性问题。” 片子继续披露，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相关部门曾发布过介绍青龙县成功防震经验的简报，但发出后不久就被收回，至今仍被无情“掩埋”。这种面对科学铁证时，却为了权力和既得利益悍然逃避、隐瞒的可怕行为，一
长寿花花语桃花源记原文及翻译直延传至今。 今日汶川的悲剧，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事先有相关的预测数据上报到决策层，但据仅有的预测信息事后被披露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真的就没有。24万、10万、接下来的大震还会有多少…… 片子结尾，一张张汶川地震中记录无数亡尸被从废墟中托起的画面默默地流淌，黑白字幕中记录着一系列曾经预测此次发生的信息，沉沉的警笛声回荡寰宇。王利波严肃地告诉人们: 如果我们不知道灾难在临近，如果那些可能的报信人被扼住喉咙；人人都会因为不知情而被掩埋，而推卸责任的人，注定还要把这样的真相再次掩盖掉。 沉重中，我不禁想发问：唐山大震发生前，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数据一直在预警这次大震的即将发生，为何当时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向普通民众发布信息？汪成民没有，王春青没有，王书蔚、李伯齐夫妇没有，耿庆国也没有。 我试图给自己一个解释：当时的社会，尽管在外人看来已经濒临崩溃，但内部的组织性异常严密，没有人敢，也没有人有自觉意识，去做一些违背程序、“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或者说，如果他们中有谁当时这么做了的话，那么今天或许就无可能在镜头前告诉人们当时的真相。 熊培云在其新作《重新发现社会》中阐述过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不可以消灭人’应该成为众所共识的社会底线。但“地震”这一本该属于严谨的科学命题，却掺杂进了太多非科学的恶劣因素。在这个命题中，权力、既得利益竟能寻得温床，良知、“人不可以消灭人”的社会底线却寻不到理所当然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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