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
第37卷第5期
2020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  ‘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㊁改造与抵拒(1940 1941)“①
张艺英　温铁军
hd 怎么关闭[收稿日期]　20200725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抗战以来重庆璧山的基层治理研究”(2019BS012)基金资助㊂
[作者简介]　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
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㊁教授㊂唐山大地震演员表
①　本文形成观点部分得益于2019年秋季学期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兴隆场读书会”，该读书会由两院相关学者参与，在此对所有参与学者表示致谢，并特别感谢贺
  2019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㊁104岁的加拿大籍老专家伊莎白㊃柯鲁克(Isabel Crook)荣获我国颁发的对外最高荣誉 友谊勋章”㊂伊莎白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西坝，其父母都是加拿大的传教士，任教于英㊁美㊁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联合成立的华西协和大学㊂1940 1941年，伊莎白受邀参与四川璧山兴隆场的乡村建设项目，该项目是在 教会参与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以下简称 协进会”)负责资助的㊂在此背景下，伊莎白和搭档俞锡玑共同完成了1940 1942年有关兴隆场的田野调查，并出版了中英文的㊁详细的田野调查笔记②㊂根据调查笔记，伊莎白与美国历史学者柯临清合作出版‘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㊁改造与抵拒(1940 1941)“(以下简称‘兴隆场“)㊂2018年底，该书的中文版面世㊂
现代化改革及其后果构成了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㊂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 1941年，正是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政治㊁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变革，意欲将国家权力下伸到基层，汲取乡村资源支援抗战的时期㊂‘兴隆场“一书即以该时期兴隆场为主要研究区域(兴隆乡约有1500
户人家,1940年7月，兴隆乡与大鹏乡合并为大兴乡，兴隆场仍为大兴乡政府所在场镇)，以国民政府㊁协进会等外来人与本地人为研究视角，全面描述了该场镇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㊁国民政府与协进会等民间组织在社会动荡局势下推动的改革事业等，展现了外来改革者与本地传统势力在西南大后方这个小场镇上的交锋，分析了外来改革人士的行政改革㊁移风易俗㊁禁烟禁赌㊁乡村建设等项目被当地势力击败的过程和原因㊂‘兴隆场“所展现的现代化改革困境是否如作者所述，仅是由于外来人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与权利结构，而被当地传统势力所击败的过程?如果是，那么该困境是何时以什么方式解决的?如果不是，又该如何重新看待该问题?由此, 兴隆场困境”所展现的延展性仍值得学界继续关注㊂
一㊁国民政府与协进会的现代化改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四川逐渐被蒋介石定位为 民族复兴根据地”，其现代化改革进程逐渐加快㊂据‘兴隆场“一书描述，当时兴隆场的大多数农户依靠农业和小手工业勉强度日，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使许多家庭濒临崩溃㊂在社会治理上，该地一直被宗族㊁地主和袍哥这三方或者三方身份杂糅在一起的势力所控制，这些人通过宗族资产㊁地租和地下灰经济等收入
投入公共服务获得治理权威身份㊂在1935年前，兴隆场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男人㊁寡妇等都在这里做生意，赶场的时候男人们就聚在茶馆里消遣，袍哥实际掌握着权力，担负着保卫一方安全的责任㊂正如温铁军所述, 中国历史上，农村社会管理一向是 社区自治’，村民们根据传统道德规范及对本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筛选出 社区精英’组成 管理集团’，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与统治”[1]㊂当时外部力量推进制度演进的背景不能忽视㊂一是中央地方关系:1935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四川省新政府成立[2]㊂此后，虽然中央政府与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了长期争斗，但国家权力通过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深入以往鞭长莫及的乡村社会，例如国民政府率先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和保甲制度对县级以下单位实施管控㊂二是官方推进制度改革：为支持抗战，国民政府1940年正式实施新县制，趁机进一步通过行政改革㊁财税改革㊁教育改革㊁镇压土匪㊁取缔贸易等措施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度㊂三是乡村建设试验：各地的乡村建设专家如梁漱溟㊁晏阳初等和协进会等宗教团体也相继 落户”四川或重庆，侧重经济㊁教育㊁卫生㊁自治等方面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大后方重现生机，而兴隆场恰好处于被这些外来者或外来思想的改造之列㊂
作者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国民政府在兴隆场的行政改革㊁教育改革㊁婚俗改革㊁禁烟禁赌运动等，以及协进会在兴隆场推行的教育㊁卫生㊁合作社等乡村建设实验㊂正如书中所表明，虽然两派的外来者改造乡村时所用方式和着力方向并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二者掀起的都是现代化改革的浪潮，要求将各自的改造方案付诸实践㊂以行政改革为例，新县制后，璧山县将行政单位改为县㊁乡(镇)两级，同时废除联保制，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兴隆乡与大鹏乡被要求合并为大兴乡，伴随着乡镇一级的行革，国民政府进一步推行 异地任官”，意在打破地方社会原有的地方权力和利益结构,1940年11月，外乡人唐恭义即取代本地人孙宗禄就任乡长㊂可以预见,1940年后兴隆场的社会权力结构更为复杂，代表改革势力的乡政府与可以呼风唤雨的本地绅士㊁袍哥等将正面交锋㊂
基层政权建设与 异地为官”制度主要为解决晚清以来国家向农村和农民有效汲取资源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乡镇政权建立后，国民政府紧接着就进一步推行财税现代化体制改革㊂作者在书中虽然讨论了兴隆场的田赋㊁营业税(屠宰税㊁米税等)等税赋的征收以及由此而来的包商冯庆云的发迹，但相对忽略了其背后的宏观制度变革㊂
事实上，乡镇政权成立不久，四川省政府就要求废除包商制，由各乡镇公所直接征收屠宰税㊁斗息㊁猪牛羊行息等㊂1940年，基于财政入不敷出的巨大压力，兼任四川省代理主席的蒋介石明确提出要整理四川各县市财政，要求各县市 取得独立的地位，有自己可靠的税源，不再如过去之为省财政的附庸”①㊂除了中央补助与开征新税等，蒋介石认为整理县自治财政㊁增加财政收入的关键办法是改变屠宰税㊁公学产㊁杂捐等征收方法，从而将以往包商获利的部分收归政府㊂
根据伊莎白在璧山兴隆场的调查，她认为 收入最多的米税(斗息)㊁屠宰税两项，政府从代理人(包商)那里仅得到实数的四分之一”㊂正因如此，国民政府在1941年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体制改为财政二级制体系(国家与县自治财政二级)后，四川省政府出台数个规定县城及较大乡镇由县征收处直接征收㊁其它乡镇公所自收各税的文件㊂作者在该书中详细叙述的包商冯庆云与时任乡长争夺税收权一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而衍生的㊂
协进会进入兴隆场的初衷也是推行现代化的乡村改造㊂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兴起 社会福音”思潮，
认为应把基督教的原则应用到社会生活中, 基督化社会”成为教会追求的目标，受此影响，美国教会界在20世纪初期开始转向农业传教，推动了教会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㊂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也受此影响，在中国或开办学校或建立医院，参与向乡村推广普及卫生㊁教育等世俗化的福音传播活动㊂在伊莎白和俞锡玑到兴隆场前，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来此工作，他在日记中㊃131㊃第5期            　张艺英等: 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
㊃23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
写到, 我们以合作与宗教的事业，来璧山设个实验区，动议已久，未能前来，今天我们就来试探了”, 现代文化，如此复杂的世界，谈乡村的改造，这种从容的乡村㊁闷煞人的生活，实在是需要改造的”①㊂
二㊁外来者与本地人：贸然改革的兴隆场困境
如上所述，国民政府为进一步汲取乡村社会资源支持抗战和国家现代化而推行现代行政及财税体制改革，协进会依据西方的现代理念而实行教育㊁医疗㊁合作等领域的改造㊂对于兴隆场来说，代表国民政府立场的乡政府和协进会的乡村建设者都是外来者㊂在普通人的生存策略中，本地的袍哥㊁宗族㊁地主等实际掌权者则发挥了更大作用，作者提出袍哥是兴隆场的实际掌权者，正如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中塑造的较为复杂袍哥形象，他们既是维持当地乡村社会的秩序者，又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使用暴力维持秩序[3]㊂正是由于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兴隆场改革中的交锋㊁博
弈和斗争，凸显了贸然改革的兴隆场困境㊂
首先，在行政改革上，伊莎白和俞锡玑在兴隆场的一年半中，该乡更换了4次乡长㊂1940年10月前，当地的权力掌握在孙家这个本地的大族手里，孙宗禄受过新式教育但仍具有旧式绅士的特点，对本地社会具有较强的责任感㊂新县制后，国民政府有意改变基层社会的既有权势结构，以期从农村社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一律从外部委派经过正规培训和教育的青年人，以精吏治，从唐恭义㊁唐猷坦到郭安康，皆源于该背景，然而这几任乡长均未在大兴乡站稳脚跟，唐恭义和唐猷坦因税收㊁财务等问题被当地包商等势力控告，郭安康迫于压力自动告假离职㊂可以说，国民政府先后任命的三个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地方政府领导者，都未能有效遏制当地的传统势力，最终以调离结束其在兴隆场的统治㊂
其次，平民识字运动收效甚微㊂国民政府要求兴隆场不识字的人必须参加当地小学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识字班，然而 那些小自耕农或佃农压根儿就不想前来上课”㊂居民的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缺乏经费，当地的小学教员力从不心，作者所在的协进会在教育方面的实验亦无多大进展㊂再次，颁布的婚俗制度流于形式㊂国民党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有 改变旧式婚俗”的内容㊂兴隆场旧式婚俗中流行早婚㊁婚礼大操大办㊁包办婚姻㊁童养媳等一系列恶俗㊂国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或在报纸上宣传教育来移风易俗，然而这些传统习俗发生的变化却非常有限㊂最后，协进会只有在卫生方面的实验相对成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面临失败，正因许多改良措施无法顺利实施，最终他们不得不撤出
了兴隆场㊂国民政府在四川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协进会则在兴隆场开办了一个诊所，该诊所因为几次成功的救治案例在广大妇女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这也为作者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㊂当然，当地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 信巫不信医”㊂
经济改革以食盐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得到了晏阳初等乡建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其宗旨是以互助的方式让乡民获得廉价盐㊂盐作为一种重要的流通商品，在兴隆场一直由 私售㊁交结袍哥㊁垄断税收”的冯庆云控制㊂这些地方势力垄断了当地的税收等财政收入，而盐业的运销则是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㊂一旦外来的协进会组织介入当地的既有利益体系，立即遭到该人的暗中破坏，最终盐业合作社仅开办了5个月左右就宣告破产㊂
作者据此认为，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教会组织在兴隆场推出的改革方案，都触动了地方权势阶层(袍哥)的利益㊂例如，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如撤并乡镇㊁更换乡长引起了乡民的不满，最终，撤并乡镇费了颇大周折而得以实现，但两乡之间的民众却一直暗中较量，矛盾重重，传统的生活边界
与现代化的建制要求开始正面冲突㊂
这种困窘的局面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和国民政府进行的县政实验改革中并不陌生㊂例如,1937 1938年，晏阳初在四川新都开展的新都实验，其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下，共同建设四川，实行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㊂尽管晏阳初在新都县获得了完整的治权和武装权力，可以任命县府的官员，以及进行警投影仪什么牌子好
卫合一等武装力量的整治，但作为外来者的县政府却没能打破当地已经形成的袍哥社会的结构，更因其现代化建设和改制的成本不得不转嫁给普通民众，最终在新都爆发 围城事件”，致使实验县名存实亡，其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基本没能实现[4]㊂由此，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和协进会开展的系列现代化改革，失败原因在于当地传统势力的抵抗㊂正如作者在书中感慨, 乡建工作者置身异乡，人地两生，往往估不透云谲波诡的当地复杂环境，既认不清对改革充满敌意的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集团，也没能发现和培养真正的同盟军来共同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挑战”㊂
不过，自晚清民国以来，国家与知识分子持续追求的现代化在传统乡土社会持续遭遇种种挫折，知识分子改造乡村的百年梦想并未实现,‘兴隆场“一书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似乎值得深思㊂
三、兴隆场权力变迁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悖论
兴隆场困境并未随着协进会退出兴隆场而结束，国民政府仍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尤其是税收现代化的进程㊂作者在书本结尾简述了1942年后包商冯庆云竟然逐渐坐上乡长的位子并拼命敛财的过程㊂笔者将结合从璧山档案馆搜集的档案等新材料，进一步描述该乡的权力变迁，并由此揭示国民政府在现代化建制中形成的基层治理悖论㊂1940年，协进会刚到兴隆场不久，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实验区成立会，璧山县县长及各科长等到会300余人㊂为使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县政府督促成立地方建设委员会㊂该委员会由5人组成，分别为联保主任孙宗禄㊁小学校长孙先生㊁旧军阀蔡旅长㊁包商冯庆云及
协进会一人①㊂根据现场代表发言的情况，当时冯庆云至少还处于孙主任㊁孙校长㊁蔡团长的下风；然而在1940 1942年的地方行政改革中他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㊂原本国民政府期望通过建立科层化的基层政权㊁采取 异地任职”的制度，突破以往横亘于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力量  包商，但1942年后，兴隆场的包商冯庆云不但赶走了3任外来的乡长，还在本地的宗族势力和袍哥势力中逐渐占取上风，任职该乡的征收处副主任㊂
冯庆云与第一任外来乡长唐恭义的矛盾最为典型㊂唐乡长上任后即遵照四川省颁布的法令执行斗息㊁行息等乡镇自收政策，然而冯庆云却采取手段让璧山县财委会将该税权另行出标，致使唐乡长一再呈文县府，争取未果而径自去赶场日收税，冯庆云由此将唐乡长告上县府，二者为此纠缠不清，唐恭义最终辞职回原籍担任乡长②㊂包商不但没被挤走,1944年，冯庆云最终还坐上乡长的位置，并担任乡长直到解放㊂正如伊莎白的观察, 通过代理收税㊁贩卖以及从事投机生意，冯庆云在袍哥组织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其他袍哥首领如孙宗禄㊁蔡云清等多少还顾及自身形象，冯做起事来则胆大妄为，从不前怕狼后怕虎”㊂根据多份档案的印证，伊莎白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尽管冯庆云屡次欠缴屠宰税㊁斗息等，但面对县政府或法院的传讯基本爱答不理，县政府也奈何他不得㊂
㊃331㊃第5期            　张艺英等: 兴隆场困境”与现代化改革①范云迁.兴隆场观感记(手稿未刊)㊂
㊃431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
表1　大兴乡1935 1949年历任乡长情况表
姓名职位任期备注孙宗穆㊁孙宗禄联保主任1935 1940年地方良绅唐恭义乡长1940年11月 1941年2月璧山梓潼乡人
唐猷坦乡长1941年2月 1941年5月永川县人
郭安康乡长1941年5月 1942年5月受过新式教育㊁璧山太和场人
曹代森代理乡长1942 1943年四川大学毕业生
冯庆云乡长1944 1949年历任该乡包商㊁经收处副主任等  资料来源：根据伊莎白等在‘兴隆场  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 1942)“的调查笔记及璧山县档案馆的多份档案中核对整理所得，由于该书中使用了部分化名，故部分名字与原文不一致㊂
  大兴乡的案例并非特例，可见国民政府在抗战大后方基层治理中形成的两难境地及悖论现象㊂在1945年的一份屠宰税蒂欠表中，九个乡中的包商有三个成为乡长，另外两个成为电话管理处处长㊁征购办事处主任等①㊂四川省政府施行各税乡镇自收政策，原本是为了废除地方巨室土豪充任的包商㊁将其操纵把持的税收权收归政府，充裕地方财政㊂然而在乡镇自收与包收的地方博弈中，不少包商借助控制财力成为乡镇长，走上乡镇的权力中心，成为国民政府基层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治理困
境一直持续到1949年，似乎预示了国民政府的命运㊂
立秋朋友圈文案四㊁精英俘获：国民政府基层治理悖论的一个解释
精英俘获”原本多指治理状况劣化的乡村在对接外部资源时普遍发生的现象，本文认为，建国前治理状况劣化的小农经济社会，在政权下乡汲取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发生 精英俘获”的现象㊂ 精英俘获”机制的内涵是：在政府资源和企业进入乡村时，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会选择规模主体进行交易；在农村未组织化的条件下，只能由大农户和精英作为其对接乡村的代理人；由于乡村社会普遍缺乏良性治理，乡村内部普遍呈现大部分收益都被大农户和精英占有的 大农吃小农”型的合作[5]㊂在分散小农的经济形态下，无论是国民政府下乡建立正式基层政权汲取税收等资源还是协进会携带资源下乡，都面临着因农户众多且分散而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往往需要可以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表乡村社会与其对接㊂
独生子女奖励当然，一直以来乡村社会就是精英政治，乡村的精英作为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来代行乡村治理的功能㊂但是晚清民国以来，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生态遭到不断破坏，当地精英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偏离社区整体利益，即乡村精英从 保护性经纪”向 营利型经纪”进行角转变[6]，可能兼顾到乡村内弱势体的良绅治理机制遭到破坏㊂兴隆场的士绅孙宗禄从乡长的位置退下来时，基本预示了良绅治理机制的结束㊂
麻花的制作方法
国民政府急于将以往的作为代理人的乡村精英替换为自身培养的外来年青干部，正是基于传统精英的社区 保护型”特征㊂不幸的是，这些外来干部无法成为国民政府在基层社会低成本汲取资源的规模主体㊂一方面，他们作为外来者不熟悉当地社会的情况，也缺乏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等关系形成的关系网络，自然缺乏税收等信息的来源；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缺乏财力为他们建立庞大的人员机构来监督和搜集乡村社会的税收等信息，原本就以汲取资源为目的的上级政府根本无法支付巨额的维护现代化信息网络的组织系统㊂正因如此，这些外来的政治精英虽然具备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但是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筹莫展㊂
以兴隆场唐乡长与冯庆云争夺税收权为例，即使唐乡长能获得征税权，其征税数额也未必能超过包商㊂璧山县其他乡镇的情况可以印证该判断，一些乡镇长很快发现，税收自收后不增反降，故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