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演变探析
中国劳动关系发展演变探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演变，既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要求，也表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阶段性、规制性特点和趋势。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劳动关系确实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契约化、法制化、规范化特征。但是政府作为劳动关系规则的制定者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实现，整个经济社会也还没有完全让市场来引导、建构、理顺劳动关系及其稳定的运行秩序。还有许多课题尚待深入研讨，包括劳动关系演变的一般理论、政策及其实践等。
关键词：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发展；演变  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完善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的完善。中国劳动关系历经60多年探索、建设和发展，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劳动关系及其运行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如果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10年梳理、10年探索、10年初建的话，那么，后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依然很重，还有许多难题急需破解。在此，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关系的演变进行回顾和比较，以厘清问题，总结优长，开拓未来，这是我们选题研究的初衷和背景，谨在此以向大家求教。
（一）过渡时期：劳动关系的多形式性(1949—195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帝国主义阵营即对中国进行孤立、封锁和包围，加之国民党残余军队和特务土匪的破坏和威胁，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总值直线下降，因此，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当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代表着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政府对其采取没收政策，从而形成具有新中国建设初期特和性质的国营经济运行体系。同时，国家政策和策略允许和鼓励民族资本家和农民、手工业者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种多元产权结构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有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表现出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初期的劳动关系。这一时期，劳动关系运行体制和机制的依据轴心，则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①。即政府期望通过施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②的政策策略来建构新中国的劳动关系。
这一时期，除了原有解放区转移过来的国营经济之外，包括城市新兴国营经济和非国营经济在内，还都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属性，劳资双方还存在着“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劳方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主人翁的地位，他们还不可能以平等的身份与资本家或是经理人进行理论和谈判，所以，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政治斗争来博取经济地位的提升；从资方看，虽然新政策维持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使他们依然可以昂着“高贵的头”，保持着所谓“绅士”的“范儿”，但是由于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过激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资本家更关心其阶级的命运前途。劳资双方的不同心理定势，产生出劳资双方两种动力、两个目标，一方面是劳方利用政治优势提升经济地位倾向加剧；一方面，资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消极甚至惊恐状态，劳资关系陷入僵持。由于劳方政治上的坚持和资方经济上的坚持，造成部分资方的逃跑、劳方的包围，“普遍的逃跑与包围”车展买车能便宜多少③。鉴于此，国家继续贯彻和深化“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特别是提出保护资方，强调劳资协商政策，劳方的工资福利以及劳动条件有了改善，资方的独立经营权以及利润率也得到保障。劳资协商使各行业的劳资关系得到缓和，初步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体现“民主、平等、两利、契约”④劳资关系。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
反”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一方面巩固了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一方面通过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工人监督机制，也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这一时期劳方的地位。日常美容护肤小窍门
1953年至1956年，国家提出了“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其中重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模式，至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推进，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无疑使劳资双方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新型劳资关系的运行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劳动关系的单一性(1957—1976年)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也是“一五”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完善，促成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
怎么买货币基金过渡，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劳动者成为国家主人，劳资双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尽管现在看来，也许那一时期的这种“过渡”显得操之过急了点，甚至是有悖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激情和向往，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局限与偏颇，则是应该予以谅解的。同年中共“八大”召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党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但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加之自然灾害，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经济协作合约等，最终导致了1959到1961年间又一经济困难期。虽经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中的错误，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一大（人民公社规模大）”、“二公（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偏好却基本持续下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导致全盘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调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使中国的多元产权经济形式变为单一公有制形式，这又使本来与低水平、多层次
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多种经济成分下的多种劳资关系一下子回到了单一劳资关系运动中，并且还模糊了劳资关系的主体双方，模糊了劳资关系运动的动力目标，模糊了劳资关系的运行手段和机制，最终使劳资关系束之高阁。单一公有制的确立，使国家将企业用工权进一步集中到了劳动行政部门，逐渐形成了以“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为主要内容特征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从而使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直接的、行政性的、承包式的建立起一种浓郁计划经济彩的劳动行政关系，劳动者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主人而依附于国家，国家实行的“统包统配”和“固定工”的劳动关系一直延续到1979年。
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关系形式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产物，具有浓重的计划彩。比如，在全国范围内，用人单位基本上为清一全民公有制和全民集体所有制，劳动者为全民所有制固定工（企业季节性、临时性用工数量严格控制），劳动关系趋向单一化运行；又如，劳动关系主体并非劳方与资方，而是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直接建立起行政的劳动关系，并且这种劳动关系一旦确定，只有政府的行政指令才能够改变，否则终身不变；此外，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固定工制度，国家全包的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等。在这一期间，各级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工会，但也只是履行国家和单位行政助手的作用，对于劳动关系运动及其过程发生的问题，
来自神话故事的成语有哪些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维护代表劳动者的权益。
毋庸置疑，计划经济时期以统包统配的国有固定工终身制为主要特点的劳动关系，为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这种单一的劳动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特别是统包统配的固定工终身制，不仅使隐形失业增多，而且使社会保障成本增大，更严重的问题是，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两个层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失去了活力。
如何进入dos(三)改革探索时期：从单一欲回归多元的劳动关系（1978—1992年）
软件打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是中国逐渐破除计划经济专行、市场经济逐步迈入历史舞台的过渡期，也是中国经济体制逐步变革的起步期。这一时期原有单一的劳动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统包统配”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割裂，但是，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和文件的出台使得这一劳动关系开始受到冲击和影响，劳动关系开始突破固有的形态，向着市场化、多样化、法制化转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
因此，权力要下放，即让地方和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扩权让利试点，包括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随着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实施，企业拥有了一定的劳动用工权，第一次突破了城市劳动力配置的完全计划化，形成了一个具有边际意义的政策调整。1983年2月，国家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从而使原有的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的、行政的、承包的劳动关系有了一些内涵性变化的预期，强化了企业主体地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直接以劳动合同制的形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新的体制和机制，弱化了国家主体地位和作用，为政府彻底超脱微观劳动关系事务，切断与劳动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让劳动关系回归本位和自主、走向市场化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念，为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主体创造了理论和政策条件。紧接着1986年9月，国务院公布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暂行
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从实施劳动合同化到实施劳动合同制的框架与轨迹。这些规定虽然还留了一些小尾巴，如“劳动合同制工人”前面有个定语“全民”，但毕竟使国有的“全民”概念趋向了分层性多元化，非常有利于改善原有劳动关系形式构成，甚至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新型市场劳动关系建立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无论理论推进还是实践演化，都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不再是计划经济，市场已经成为新体制运行的基本模式，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日趋清晰。1987年以后，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也跃进市场舞台，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表明中国生产关系的完善迈出实质性一步，也预示了中国劳动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公有经济中的劳动关系与非公有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将会同时并存。
（四）深化改革及其制度创新时期：承认和推进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1993—2003年）
1992年南行讲话果断调整了治理整顿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加大改革力度，并以三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将目光转向劳动关系的调整，开始对“用工、工资、人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意在实现“用工制度从终身制到合同制；工资与个人贡献正比浮动；人员能进能出，
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新体制下劳动关系运行机制。1992年初，以江苏徐州的国有企业改革为发端，国有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砸三铁”的初衷是解除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终身劳动固定工制度，解决国有企业劳动效率低下问题，但因操作理念上的扭曲，极端地提出要以“新三铁”（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代替“老三铁”，导致国有企业突发了诸多体事件，酿成许多社会问题。但这次“三项制度”改革还是冲击了旧制度、旧体制，触及了劳动关系旧的运动秩序，动摇了人们依赖国家、躺在国家身上当“国家人”的机能与心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又重申了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预期。“三项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国有企业开始摆脱了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寻求以独立的法人身份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重构与再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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