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开通的发展历史简介
大运河开通的发展历史简介
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而兴,运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一起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大运河开通的发展历史，欢迎阅读!初中数学手抄报
春秋战国初步发育时期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中国运河产生和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战争或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有目的的开挖运河，一批早期运河应运而生。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前613~前590)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枝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伍子胥率军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春秋末期的吴国为攻越、征楚和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了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双十一定金可以退吗
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浙东运河(又名山阴故道，由绍兴至上虞，一说为越国开凿)、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其中，邗沟的开凿在运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京杭运河的滥觞。前482年，吴人又“阙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国语·吴语》)即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由吴国开凿的运河，南通钱塘，北入黄河，沟通江、淮、河、济和钱塘，初步将几大江河流域联系在一起。在东方的齐国，于都城临淄附近开凿了沟通淄、济两水的淄济运河。因济水西通中原，从而加强了临淄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战国时，魏国开凿了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 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联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鸿沟、菏水和邗沟等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长江、黄河、淮河及黄河支流济水)的区域性运河体系。《史记·河渠书》记载：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
冰箱封条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1] 这是一个沟通关东大平原中众多河流的东方水运交通网络，它将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联系在了一起。[2]
早期运河的产生和运河体系的初步发育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也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但也反映出各地区人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客观需要。尽管各诸侯国运河自成一体，但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区域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发育成型，吴之姑苏、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这样的区域运河中心。江、淮、河、济四渎之水已经被连接起来，南北和东西水运通道已隐约形成，一个以各诸侯国运河为基础、连系广大关东地区的庞大的运河体系已开始出现，进而奠定了后世全国运河体系发展的基础。
人工河流不仅弥补了天然河道的不足，而且也极大缩短了各流域之间的距离，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间的交往，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一批经济都会的兴起。而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又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秦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形成时期
秦汉隋唐魏晋南北朝(前221~公元581)是各地运河普遍发展、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和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被连接起来，黄河流域的船只可由水路直达岭南。秦都关中，由渭水、黄河和济水以及鸿沟、菏水系统构成的东西运道将政治中心的咸阳与经济重心的陶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源源不断地向关中漕运物质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西汉时期，继续加强对全国水运网络的经营，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自长安引渭河水沿渭河南岸东行150公里，至潼关附近入黄河。渠成，可行700斛大船，极大地增强了关中地区的通漕能力。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颖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汉初，吴王刘濞经营东南，曾组织民力疏浚
邗沟，并开茱萸沟由扬州直通海陵仓以取东海渔盐之利，进一步增强了运河的经济功能。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
东汉初年，大司空张纯主持开凿阳渠，连接都城洛阳与黄河，各地漕船可直抵洛阳城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导黄河使由千乘入海，并用堰流法修成浚仪渠，黄河此后数百年得以安澜。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又重新治理原属鸿沟系统的“汴渠”，沿岸垒石为堤，以固运道。这些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又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邺城漕船由漳水、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向北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滦河下游，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直至钱塘，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大通道初步形成。
十月十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发育受到制约，但区
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拓展。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了淮阳渠、百尺渠、广漕渠、讨虏渠、千金渠等运河，加强了江、淮、河、海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为方便建业(今南京市)和三吴地区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岗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西晋杜预开凿了扬口运河，加强了江汉地区的水运联系。东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提取公积金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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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运河沟通的范围更加广阔，运河通航已南过五岭，北连滦河，西通关中，初步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交通体系，并首次将海河、珠江水系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达岭南、西接关中的水运网络初步形成。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状态下，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发展，并隐隐形成一个南北沟通、东西贯通，连接钱唐、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运河大通道，从而隋唐代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突出，运河的开凿首先是为了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其次是为了运兵载粮的需要，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战争的需要依然是运河发展的主要动力，运河体系的发育也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散射扩展的。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南京)等都曾做过运河的中心。与此同时，运河的经济文化功能开始显现出来。运河交通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区居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它促进了全
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统一，也成为秦汉时期维持和发展全国统一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P43)是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运河沿线及枢纽区域的村落城邑特别是都城凭借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邺城、建康等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都会。
隋唐全面发展时期
它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广通渠，又称漕渠，是连接东西两京的水运通道。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修复西汉的关中漕渠，从咸阳西堰引渭水经长安城北，循西汉漕渠故道，至潼关入黄河。渠成，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后改名永通渠，全长150余公里，潼关至洛阳一段利用黄河水道。
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至盱眙，沟通河、淮水系。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3] 该段运河自洛阳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
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壁、泗县，在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河，全长约 1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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