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案引发的一些思考
席2011级在职法硕  张阳阳  20113011
黄勇案引发的思考
——分析河南平舆“11·12”特大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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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黄勇杀人案，又称河南平舆“11·12”特大杀人案，是指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期间，发生在河南省平舆县一起恶性连环杀人案件。黄勇（1974年11月18日至2003年12月26日），男，该案被告，河南省平舆县人[1]。
2001年，黄勇将轧面条机机架改装成杀人机械，取名为“智能木马”[2]五一国定假日。 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黄勇先后从网吧、录像厅、游戏厅等娱乐场所，以资助上学、提高学习成绩、外出游玩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青少年骗到自己家中，以其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经过“智能木马”测试为由将其绑在木马上，或先把其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勒死。至案发时，黄勇总计杀死无辜青少年17人，轻伤1人[2]。2003年11月，黄勇放弃杀害最后一名被害人张某，释放其回家[3]，并写好遗书[4]，后者随即报警。
2003年11月12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黄勇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2日被逮捕[2]。节假日加班费怎么算
2003年11月26日，驻马店市公安局、平舆县公安局联合侦查终结，以黄勇涉嫌故意杀人罪，向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移交起诉[5]。起诉书中声称“被告人黄勇自小受反映暴力题材影视剧影响，梦想成为一名杀手。2001年夏，被告人黄勇将家中面条机架改装为杀人器械，取名为‘智能木马’。精心策划后，决定向出入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的男性青少年下手，实施杀人计划，实现自已的杀人梦想。”[5]2003年11月28日，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至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
12月9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河南省平舆县公开审判该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勇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对黄勇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主张，法庭经审理后驳回[6]。庭审过程中，本案17名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放弃全部经济赔偿，只求严惩凶手[7]，约有两千余名众旁听了该案[2][8]。判决后，黄勇并没有提请上诉[1]。12月2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的判决，立即执行死刑[9][1]。
2004年4月14日，该案部分受害人家属到玉皇庙乡大黄庄村黄勇家挖掘出残缺尸块，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9][10]世界三大美食。事后，三级公安机关（河南省、驻马店市、
平舆县）向受害人家属赔礼道歉，相关责任人受到行政处罚好看的3d动画片[9][11]。
黄勇自述行凶动机，是因为其幼年时，偶然机会看到一部凶杀片《自由人》，使其对杀手的角十分喜爱，并很想体验感觉[12]。并最后坦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希望大家不要走我这条路，代价太大。”[13]
    该案发生距今已有十年，回顾案情仍令人不寒而栗，近几年发生的马加爵事件、案、药家鑫案等都和此案有着相似之处。同样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或曾受过社会不公正的对待，大都高智商，自闭，表面看上去并不凶残。这些案例广为公众和媒体所关注，确实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一些机关在司法、执法方面的问题。下面仅就黄勇案，谈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 认识犯罪心理，疏导心理障碍
美国的犯罪心理学家对100多起杀人犯进行调查访谈后总结出的犯罪人的“共性特点”：他们策划谋杀常常是在他们长途旅行途中，杀人者也有一些独特的理由。他们可以在每次杀人之间等待数月，理解这种谋杀是困难的。无论如何，研究者已获得这类犯罪的一些情况，
他们收集了100多起案例。一般而言，这类案件多为白人男性、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智商至少在平均智商水平上。常常具有讨人喜欢的外表。他们中许多人是私生子，或者在童年有过被虐待的经历，他们喜欢选择那些较脆弱的人作为犯罪对象，因为这种人能够满足他对别人控制的需要，他们更喜欢用人工的手法去杀人，如：扼死或用刀扎死。他们常常全神贯注地陷入一种对受害人如何进行控制与主宰的血腥场面的幻想之中……
事实上不会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位年龄35岁的人突然从一个完美的正常人变为完全的精神分裂，出现非常危险的行为。谋杀这种行为是有先兆的，它会从童年时代起就会出现征兆，并在其之后的生活中发展。并非所有的杀人犯都来自破裂或贫困家庭，所谓许多犯罪人生活在破裂家庭的说法并不真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生活在一个收入稳定、富足的家庭。他们中的一半以上都曾经居住在一个完好无损的家庭中，母亲、父亲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他们在童年时几乎都非常聪明伶利，36名案犯中只有7人智商在90以下。另有11人的智商在120以上，其他人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他们关于系列杀人者特点的总结与黄勇的许多特点都有相近或相似之处：
一是性格内向是一个普遍特点。仅就人的“性格”而言，一方面，它取决于人的生理遗传特点，如：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灵活性、平衡性及强度等会决定人的气质特点，而气质特点进而影响人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性格还可以取决于人的被抚养方式、生活环境。譬如：不负责任的、冷漠的抚养方式会造就孩子的言语发育障碍，由于言语表达的困难，孩子在之后的几年内会出现与人交往的困难，即讷口少言而内向。这种内倾性若没有得到任何调整或矫正，如：鼓励、关爱等，人就会出现更加的自我封闭，不轻易与人交谈，不敢与人交谈。这种情况发展到青春期初期，即结交同龄伙伴、发展人的合性时就会显露出障碍。若再无改变就会变得更加孤独。青春期之后，人开始进入需要与异性交往、并获取异性好感的阶段，即为人生重要的内容：组织家庭进行准备。这时，具有言语交往障碍、人际交往障碍的人会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障碍与冲突：一方面是生理需要的迫切感；另一方面则是心理上的恐惧与紧张。因此，人在童年时期，看似不重要的“内向性问题”发展到成年时期可能就会导致其发生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和行为障碍。
二是生活乏味加强其内心的想象。性格的内-外向只能决定人的社会活动的多寡。假定人的活动随年龄增长的话，那么，对外部、对社会活动的减少势必会导致对内部、对自己的活动增加。黄勇喜欢绘画已经证明了这一分析；他的另一个“对自己的活动”就应该是“沉溺于
想象或幻想之中”。想象本身没有错！因为想象是一种极普通的、人人皆有的心理现象，我们在学习中，许多内容都需要我们凭借一定的想象力去理解。但是，当一个人过分地、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于主观虚幻的想象活动，就会同时阻断对外界的注意、阻断对外界的真实的感知。其结果是，真实的世界对想象者成为了虚假的世界；而虚假的世界对想象者倒成为真实的世界。同时，由于阻断对外界的注意和对外界的真实感知，也就阻断了作为“人”要保持正常心理活动、保持心理健康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对客观世界新鲜的感知觉！心理学研究证实，缺乏真实的感知觉，人就会出现某种异常的心理状态！这在心理学研究中曾以“感觉剥夺实验”予以证实过[14]。
可见，人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行为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之所以不同于别人的反应方式，恰恰取决于他已形成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形成是他个人特有的、全部的过去经历。人格的独特性就在于个人特有的心理素质与生活经历的组合。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地并且及早地认识这一心理问题形成过程及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及早发现自己或周围人的心理问题，通过采取有效手段积极疏导，消除心理障碍，预防可能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营造积极、阳光、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二、社会化教育导向，积极价值观引导
首先，遇害的大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尚未脱离学校或刚刚步入社会，而黄勇诱骗他们跟随他一同回家的理由不外乎“一起到家里取钱资助上学、一起回家玩游戏、帮忙介绍好工作”等，而诱骗他们自行躺在所谓的“智能木马”上，则更是以“测试智力、考验反应能力”等简单编造的理由就将如此之多的青少年送上了不归路，而且黄勇竟未有一起失手。乡村青年如此之低的社会防范意识，让人不得不责问当今乡村教育在社会防范和社会化教育方面的缺失。许多社会现象都反映出我国目前的教育水平在某方面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然而教育改革只是制度改革的一方面，教师和家庭中的每名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关心指导青年一代的发展，安全是关乎社会的重要因素，自我保护、危险意识、安全防范等观念要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广泛灌输，而与人沟通、交往、共事的能力更是青年步入社会的必修课，社会化教育导向势在必行！
其次，黄勇由于性格内向，往往并不过多地向人展示自己的内心想法或具有的才智。因此，他属于容易被人家轻视、忽视的人。同时，他的沉默、他的内向使他在生活当中没有机会品尝成功、没有因为个人的某种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快乐感受。再遇上家庭的冷待、周围人的冷落，他就更容易陷入消极的价值观不能自拔。这种消极的价值观正是导致他寻求杀人刺激的源泉。因此，帮助青年建立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不仅使个体内心得以和谐解脱，
更有效地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见教育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普遍性作用。
三、增强警务效率，切实治安预警
许多记者在采访时也都疑惑：为什么仅隔3-4米的周围邻居没有发现一点疑点？这么多孩子失踪，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一点儿警觉？为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冥冥之中的一种警示？让更多的人体味一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冷漠相待的苦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个人的隐私空间在增大，个人的自由度在增大。人们彼此表面彬彬有礼，但内心的隔阂与陌生日益严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以至达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免为当今社会的悲哀！
警务模式改革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公安部门在全国着重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2001年上海闸北市公安局率先推行了以“网格化巡逻”，“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在面上”，“集指挥、调度权于一体的指挥中心”等为标志的现代新型警务模式取得了突出成效。
如何实现乡村警务模式改革，仍是一个正在探讨的课题……纵观历史发展与当下中国国情，
乡村地区警务现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各家自成一体，住户比城市较为分散，二是空巢现象显现，近些年乡村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家中多剩年迈老人和留守儿童，自制能力较低，三是按照乡村习俗，遇有矛盾多以威望者调解为主。创新乡村警务模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将城市的社区警务制度平移至乡村，在乡村间各区域设立警务室，驻扎民警，随时走访民情，发现警情，二是建立乡村化的非正式社会监督机制。所谓“非正式的社会监督”是指民间的乡里、乡亲之间需要相互交往、相互帮助、进而相互监督。这种监督既包含着彼此的关心与关注，也包含着相互帮助和监督。三是继续做好公安基础工作，一贯强调警民关系、强调综合治理、强调众路线的中国公安工作更不可忽视最基础的、深入民众之中的基层工作，通过在乡村区域内设立警务室、建立乡村化的非正式社会监督机制和扎实公安基础工作，切实实现治安预警。
四、增加科技警力，提高办案效率
黄勇案中，两年内，一个县城中，数起及其相同的失踪案件，当地公安机关竟迟钝到居然没有开展串案侦查；公安机关的视线所及范围——摄像头竟然没有安置在网吧内，或根本就形同虚设；公安侦查人员和法医一同在黄家后院挖被害青年尸体时，居然漏挖遗留了
两具并不完全的尸体，平舆警方出具黄勇家中新尸鉴定结果，与此前判决书事件认定明显不符。如此之多的疑问，足见我国基层科技警务力量还相当薄弱，向警务要效率，向科技要警力，科技强警已成为近年来推动我国公安事业发展不争的事实。应加紧健全基层科技警务覆盖，使办案效率实现飞跃性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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