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景观与媒介自反中国电影中的监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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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ES FORUM
学
苑
论
坛当代社会，人类与技术正在进行着一场“浮士德
式交易”。在大多数城市中，监控摄像头昼夜不停又
悄无声息地运作着，保证着秩序、控制和减少违法行
为的诉求。与电影诞生之初对“现代性”议题的充分
关注不同，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媒体融合时代，我们对
电影本体的讨论或许更聚焦于“当代性”，比如以《网
络迷踪》（阿尼什•查甘蒂，2018）为代表的桌面电影
的异军突起，让电影本体的边界得到惊人的拓宽。自
20世纪末以来，监控技术的运用开始无处不在地出
现在当代社会中，因而亦开始成为各类电影叙事中
的重要元素，比如《对话》（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4）、《国家公敌》（托尼•斯科特，1998）、《战栗
空间》（大卫•芬奇，2002）、《谍影重重3》（保罗•格
林格拉斯，2007），包括像《班尼的录像带》（1992）、
《隐藏摄像机》（2005）等大多数迈克尔•哈内克导演
的电影，以及在柏林电影节备受关注的“DAU”（伊利
亚•赫尔扎诺夫斯基，2019-2021）系列电影。相较外
国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国电影中对监控影像的引入有
一定的滞后性。与真人秀电视综艺节目（大众监控文
化）的盛行迥异，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中的监控叙事，
只以少量笔墨出现在《嘉年华》（文晏，2017）、《大
佛普拉斯》（黄信尧，2017）、《江湖儿女》（贾樟柯，
2018）、《少年的你》（曾国祥，2019）、《受益人》（申
奥，2019）、《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磊，2019）等现实
何以笙箫默歌曲
题材电影，以及《唐人街探案》系列（陈思诚，2015-
2018）等部分侦探推理或警匪犯罪类文本中，作为一
种关键的情节或类型风格的元素。《蜻蜓之眼》（徐
冰，2017）这种以监控为核心的电影创作，殊为鲜见。整体上，中国电影对视频监控／监控影像融合
的拍摄实践，以及学术界对电影本体与监控之间的关联的研究都较少。一、监控电影：从西方电影到本土实践凯瑟琳•齐默（Catherine Zimmer）在《监控电影》（Surveillance Cinema）中追溯了监控实践与电影的某种同源性。监控早在电影诞生伊始，甚至早在叙事电影成为电影制作的主流之前，就以某种方式作为主题而存在。凯瑟琳•齐默引用了电影学者托马斯•莱文（Thomas Levin）对《工厂大门》（1895）的论述，最早的一批电影之一——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是一部拍摄卢米埃尔兄弟公司雇员的影片，因此是一种工作场所的监控形式。同时，齐默自己也到了此种早期实验的其他的同时期案例。在他看来，早期电影中对工作场所的监视与控制已经成为监控最为主要的形式之一，“即使推动卢米埃尔兄弟实况影片制作的主要冲动是记录，但这一冲动在某种层面上，也自然而然地与视觉监控所需的证据性需求密不可分。”［1］因此，《工厂大门》作为一部在摄影机面前与电影媒介本身之中称颂卢米埃尔企业的影片，会被当今的视频监控无处不在地“引用”，毫不意外。凯瑟琳•齐默进一步援引早期电影创作实践，指出早期电影中关于窥视叙事或关注于视角装置作为叙事手法（始终是监控电影的主题之一）的反身性例子，爱迪生公司在电影诞生的头十年定期大量制作了“抓现行”（caught in the act）故
【作者简介】  玄莉，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电影史论研究。玄莉
悬念、景观与媒介自反：中国电影中的监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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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片①，这隐含了电影叙事的建构，以及作为揭示性手段的电影技术的呈现，尤其关于犯罪与性的主题。这些早期电影为电影类型打下了基础，但它们也勾勒出了监控叙事与实践之间被认为是当代才出现的构成性关系：“虽然视频技术的完善，已经使犯罪记录成为了监控（以及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常见与有效的形式，这种对利用摄影记录犯罪的沉迷，早在这一技术被广为运用之前就出现了。”［2］
约翰•特纳考察到最早进行远距离视觉传达的电影之一，是苏联构成主义电影《火星女王艾莉塔》（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1924），火星女王艾丽塔试图引诱工程师以便获得使用他的“屏幕中的屏幕”装置观看遥远世界的机会，而早在第一台电视出现的10年前，弗里茨•朗的《大都会》（1926）中看起来如同闭路电视的影像可以视为围绕监控建构的电影叙事前身。特纳认为，电影中弗雷德森对大都会及其劳工的监视，体现出大都市的现代性——其理性与非理性、务实与浪漫之间的文化张力——是德国社会动荡和民族社会主义崛起的先兆，承诺的是秩序、控制和社会工程。［3］卓别林《摩登时代》（1936）中类似于实时监控的装置也在电影中被引用，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屏幕“套层”影像和“实时”监控结构的使用。资本家在办公室内可以随意调取不同车间内工人实时工作的状态，通过监控小屏显现在电影中。更为甚者，厕所中突然出现的资本家监控镜头，制造了一种幽默与恐惧的混合，监控影像也成为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技术迷恋和利益最大化的谐谑与批判。插入作为大型
监视图的监控屏幕也得到了显着的体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1964）中的“大屏幕”（the big board）——一个充当总统会议室背景的巨大屏幕／地图，有能力扫描全球和指挥其功能的监控屏幕，在军事演习中显示着不断膨胀的目标、闪烁的发射，持续营造了紧张不安的感觉。20世纪70年代，科波拉关于监控／窃听实践的经典文本《对话》提供了一个将监控技术核心应用于电影风格和叙事结构中的原始文本（urtext），普遍被认为直接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对监控的忧虑，尤其是水门事件，以及伴随这起事件所揭示的美国国内的政治监控现状。［4］同样由吉恩•哈克曼扮演相近角的《国家公敌》也是监控融入电影叙事和主题的代表性文本。
后“9•11”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机构都采用了各种形式的监视手段，尤其是大规模的监视手段或全景主义，这些大量的大规模监视技术包括复杂的普查工具和方法，如雷达、激光、传感器、卫星、测谎仪、超声波检查仪、夜视仪、基因检测、全球定位系统、天基望远镜、生物特征识别设备、家庭逮捕系统以及众多其他监控设备“插入”到实时通信中……随着军事硬件在民用领域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西方的监控电影也出现了更多的书写形态。［5］凯瑟琳•齐默细致论述了《电锯惊魂》系列电影中对视频监控技术的利用，结合福柯的“生命哲学”与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无区分地带”等概念框架，深入分析了美国“酷刑情”（torture porn）恐怖题材，如何以将监控手段引入生死游戏的规则和方式，来制定酷刑方式与电影的叙事结构，表明监控已经成为这一亚类型的重要特征。［6］一些更具当代意识的监控叙事电影也大量出现，比如《隐藏摄像机》、《谍影重重3》、《少数派报告》（史蒂文•斯皮
尔伯格，2002）、《时空线索》(托尼•斯科特，2006)、《危险辩护》（约翰•克劳利，2013）、《人类清除计划》（詹姆斯•德莫纳克，2013）等，监控技术或监控影像作为一种叙事和结构手段，在最近二十年的好莱坞流行电影中愈发盛行。
相较国外监控电影的发展，中国的监控电影或者电影中的监控叙事发展都较为迟滞。如果说特定历史时期反特片中的电台监听情节元素可以作为“监控叙事”的一种前现代语境中的前文本，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当代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序列中，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娱乐片”创作中，已经有了监
①“抓现行”故事片即摄影机早在演员出现、犯罪开始之前就开始了对场景的记录，等待着运动发生然后捕捉它们。今天看来，则与
固定监控摄像头被安置好，预先等待事件发生颇为相似。这只是将电影再现与监控联系起来的无数形式元素中的一种。参见Catherine
Zimmer，Surveillance cinema，New York: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2015,p.6-8.
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的图片51
ACADEMIES FORUM学苑论坛控叙事实践的雏形。比如鲜见被理论界关注的《超国
界行动》（黄蜀芹，1986），影片中有针对西方恐怖组
织进行部署的监听装置，高潮部分的冲击力也来自于
监控第二空间与现场空间的差异性。同样，在属于第
五代导演类型探索的《最后的疯狂》（周晓文，1987）
中，电视直播的马拉松比赛画面让警察发现了罪犯
一闪而过的模糊身影，并通过录像回放等技术性操
作，最终到关键线索，推进了叙事。①诸如《无间道》
（刘伟强、麦兆辉，2002）这样的监视题材警匪犯罪非主流生日快乐图片
片中，监控影像已经俯拾即是，并形成了一种监控电影
自指性的传统与“民族志一般反映监控文化的反射性
之间”［7］的张力。
最近几年的中国电影中，视频监控、行车记录仪、手机直播界面等渐渐被引入到电影叙事中，成为一
种关键的情节元素，大多涉及犯罪情节，诸如前文所
提及的《嘉年华》《大佛普拉斯》《平原上的夏洛克》
《受益人》等文本。《嘉年华》中海边旅馆的电脑监
控屏幕前，小米目睹了嫌疑人试图进入两位女孩房间
的过程，她开始用手机拍摄监控画面，同步的监控界
面与手机界面在电影银幕上形成了一种多重套层。有
意味的是，当原始监控画面失去证据的功能后，小米
翻录监控的手机视频成为关键证据。公共空间的监控
影像已经丧失了本身最应该具备的价值，形成了一种
微妙的批判。《大佛普拉斯》《平原上的夏洛克》《受
益人》对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引入，尽管侧重点各不相
同，但均作为一种监控影像的证据功能，与叙事情节
紧密结合在一起。《唐人街探案》中监控影像的使用，
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对秦风断案推理能力的一种视觉化
呈现，是基于导演对类型成规与类型元素的熟稔。监
控影像在《唐人街探案》中继续发挥着相同的功能，
视频监控的可信性几乎从未受到怀疑。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体现着我们时代的媒介化
生存经验。无论是贯穿的对电视机、广播表意功能的
频繁利用，还是手机短信与flash动画，以及对未来世
界社交工具界面的想象，突然入画手机自拍与直播以及监控影像……贾樟柯电影的媒介元素一直是重要的时代表征。
二、监控叙事中的悬念与景观
监控技术，就像希区柯克《惊魂记》（1960）中诺曼•贝茨窥视孔的高科技／视频技术版本，它总是与犯罪行为结合在一起。自从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和迈克尔•鲍威尔的《偷窥狂》（1960）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定义了电影化的恐怖之后，恐怖和情惊悚的类型舞台上就出现了监控叙事的流行。偷窥／窥视是所有电影与观众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控技术一直被用作一种常规的叙事修辞，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杀手的病态凶杀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偷窥经常被用作电影监控叙事的解释模型的原因之一。［8］但如酷刑恐怖片《电锯惊魂》系列一样，将视频监控作为猎杀方式和结构元素的用法，在中国电影中较为鲜见。
约翰特纳指出，许多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做法都是当代电影的素材，诸如《放大》（安东尼奥尼，1966）、《凶线》（德•帕尔玛，1981）、《对话》、《偷窥狂》等电影均将监视问题作为其存在的叙述性内容。这些电影质疑了公共／私人（内部／外部）可区分性的崩溃，并指出了普遍的、看似无所不能的，往往是偷窥的监视能力。他进一步指出，当电影使用不同的监控技术作为电影的叙事实质的一部分时，这通常是暴力的前奏。以这种方式，监控情节通常被构架为提供张力的“悬念机制”，可以将这种紧张的情况描述为：
1.在不确定的事件过程中可能发生相关的（通常是威胁性的）事件；
2.主角有可能积极地通过某些形式的行为来控制事件的进程（即防止事件的负面结果）；
3.观众对于不确定的情况所掌握的信息和主角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特纳认为，最后一点是悬念理论的灵魂——预期的概念，即对即将到来的事件进行计算、预期和评
①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娱乐片”的创作实践中，有相当大量媒介自觉的叙事实践，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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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当监视技术显示在屏幕上以暴露或凝视某些角或事件时，通常可以假定，监控的顺序为随后的暴力或潜在的暴力做好了准备。［9］
诸如《世界末日》（迈克尔•贝，1998）、《星际迷航》（艾布拉姆斯，2009）等以科幻或灾难片等当代好莱坞电影中使用监视技术，都被证明为既是悬念技术的一种计算手段，又是暴力活动的预兆，因此在当代表现系统中监视与暴力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科幻片或灾难片的发展不足，中国电影中这样的文本较为缺乏。摄像机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具，完成了整部电影伪纪录片的风格定位。这
种策略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的《女巫布莱尔》（丹尼尔•麦里克、艾德亚多•桑奇兹，1999）以及美日泰等不同国别版本的“鬼影”系列电影。与主流电影给予观众安全感不同，伪纪录片／监控叙事的手法，为屏息凝视摄像机屏幕的观众制造了巨大的不安全感，既紧张又期待那不确定的恐怖或血腥暴力的发生。“冒犯观众”的叙事技巧源于希区柯克，但媒介意识已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利用监控情节建构为提供张力、预测暴力发生的“悬念机制”，在哈内克的《隐藏摄像机》中尤为经典。监控恶作剧的嫌疑人马吉将怀疑他的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乔治喊到自己的廉租房内，两个人物都清楚隐藏的摄像机正在监视着他们，于是马吉突然当场自杀，试图自证清白。这种暴力行为，是观众与乔治同样完全不确定的，但却是马吉所确定的，这里存在着一种信息的不对等。
《大佛普拉斯》《平原上的夏洛克》均关注到行车记录仪作为关键性的叙事道具。《大佛普拉斯》中对行车记录仪视频的使用，突出了窥视的欲望与机制。肚财与菜埔的观看动机，是因为电视机的损坏，更是一种窥视欲望。在这一点上，《平原上的夏洛克》异曲同工，将行车记录仪中发现小三的画面拍照并作为证据的情节，与车祸肇事逃逸本身无关，满足了大众对他人私生活想象的一种印证。但《大佛普拉斯》中肚财与菜埔通过行车记录仪，观看了老板启文谋杀威胁他的前任情人并藏尸大佛的全过程，证明了当监控技术作为电影的叙事实质的一部分时，这通常是暴力行为的前奏。在艺术家徐冰导演的《蜻蜓之眼》中也将灾
帮忙的反义词是什么呢难性、事故性、凶杀暴力的场面，集中在一起呈现，在
他看来这是监控影像里十分特殊的部分，“监控影像
绝大多数时间什么都不发生，安静得吓人，但一旦有事
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原唱
情发生，画面瞬间又会变得很疯狂，我们生活在一个
无法判断、无法把握的社会现场中，由此产生出强烈
的紧张感和失控感。”［10］
《平原上的夏洛克》中同样涉及一种犯罪行为，
而在追寻肇事逃逸司机的过程中，超英和占义偶然发
现了路边粮油店外的监控摄像头，有可能提供线索。
但这里对“悬念”进行了延宕，在电影中，监控画面没
那么重要，如电影剪辑所呈现的，甚至没有给出一个
观众预期的监控画面的镜头，而是给出了一个村民与
粮油店老板一起凝视监控的反打镜头。但在城市叙事
中，超英和占义为进入高级小区伪装成外卖小哥却败
露被保安追赶时，电影常规的客观镜头，转换成了小区
内、公寓门口、走廊及电梯间的监控画面。前面缺席的
监控镜头，与城市小区内外随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形
成一种对比，放大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状态，尤其是
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际交往的差别——它的空间文化
和权力逻辑都像两个世界。
在中国电影的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贾樟柯
导演。《江湖儿女》的最后一个镜头，来自一个监控
镜头，全知视点的观众，被迫通过监控画面凝视着走
廊里知晓斌哥离去的巧巧，当监控画面充满银幕的时
候，低分辨率的监控画面，导致观众视点切换的突兀
与分裂感。其实在此之前，贾樟柯导演还刻意用一个
长镜头交代了巧巧桥牌店门外监控的安装过程，这种
对现实与电影叙事中监控技术的指涉，一致指向了电
影故事表达的时代变迁之感。他在《时间去哪儿了》
中执导的短片《逢春》中，第一个镜头是古城边上的
一段古装武打戏，直到自拍杆与手机入画，观众才清
楚这是一场戏中戏，而随后的清宫装束表演、同时入
画的无数手机与影片将古城的鸟瞰全景镜头，衔接手
机直播界面的特写镜头的并置一样，既现实又魔幻。
在贾樟柯电影中，电影与监控的作用几乎从不是主要
的，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景观”，德波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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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ES FORUM学苑论坛的景观。《逢春》中平遥古城游客自拍与古装表演场
面与游客自拍场景，共同建构的一种当下十分常见的
“景观”，这其实在《世界》中已经初露端倪。《世界》
中世界著名旅游胜地或地标建筑的“拟象”，赵涛饰
演的赵小桃就困在这一座“拟象”的世界景观中，她的
命运和工作性质在《逢春》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只不
过换成了置身于中国本土性景观——平遥古城中。宁
浩导演在《疯狂的外星人》（2019）中，异曲同工地模
拟了《世界》中的世界公园景观，但这种“拟象”因摄
像机拍摄的照片而造成的真实感问题，成为A国追踪
外星人的缘由而成为建构叙事的重要部分。尽管宁浩
对媒介利用的重点，并非贾樟柯的展示性，更侧重戏
仿以突出荒诞的后现代体验，但两者对景观与媒介的
批判姿态是有相近性的。
德波的《景观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及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中关于景观、消费、媒
介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电影、监控／媒介与科技的交汇之处似乎成为了景
观社会的印证。景观和监控在流行文化中日益融合，
在流行电影中尤为明显。通过将监控技术和实践转化
为极具诱惑性的电影图像，这些图像近乎于对此类技
术和实践的迷恋，电影中可以构建一种对全景摄影的
呈现，比如好莱坞的科幻片和灾难片。由于中国科幻
片、动作片等发展不足，中国电影目前还没有在景观与
监控的交汇点上展开宏大构想，流行的电影文本中亦
鲜见到对监控技术的焦虑与忧虑感，仅呈现为如《流
浪地球》（郭帆，2019）中对监控指挥中心的描摹，或
者《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
2018）中对中国军方对救援行动部署的实时监控的呈
现，表现为一种颇为单纯的技术自信。
三、屏幕“套层”与媒介自反
没有人会否认，当今世界俨然如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而诸如《楚门的世界》（彼得•威尔，1998）所揭示
的，电影这一媒介，本身就是一场超级监控，这也证明
着电影与监控的关系极为暧昧。监控影像本身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样为屏显媒介，自身便是形象的载体，电影中的电子媒介在电影银幕中嵌入了另一块屏幕，在电影时间中套入了另一层时空，这种套层关系在现实复原和精神分析两个层面上指向了电影机制本身。［11］由于观看机制与电影相似，监控影像也天然构成一种对电影机制的折射，将电影的观看机制、观影的心理机制间接地暴露给观众。
《江湖儿女》的监控画面结尾在电影本体意义上凸显了窥视理论，解构了电影本身的叙事机制，虚构叙事电影与现实融合，观众的视点被迫分裂，电影空间由银幕向现实空间验身，“监控之眼取代了电影之眼，被深情凝视的虚构的江湖世界与被审视的现实世界交相融汇。沉浸于虚构世界情感体验的观看被阻断，唤醒，返回临界状态的审视……在此意义上，监控之眼所执行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种‘记录－发现’，也是一种‘审视－裁判’。”［12］与传统电影通过经典叙事与透明剪辑尽可能将观众设定为模仿角行为和心理状态的主体不同，电影中的监控影像打破了主流电影以视线剪辑为主导的缝合机制，电影中的监控叙事是有意识的媒介自反实践。《大佛普拉斯》中的叙事视点转换，导致观众从对肚财、菜埔及其老板启文的日常生活的观看，转变为观众对肚财和菜埔观看老板启文的日常生活的观看，魔域师傅
这种“银幕内外视觉装置的套层展示了‘凝视’的存在，让作为‘我’的观众在电影之镜中辨认出自己，亦让作为‘我’的电影透过其他媒介的影像审视自身、反思自身”［13］，完成了让观众从沉浸到间离的观影体验转换。值得提及的是，《大佛普拉斯》中还涉及电视、行车记录仪、电影不同媒介的视觉权力关系。电视机作为最普通的媒介，是肚财和菜埔观看世界的重要装置，当他们偷窥老板的行车记录仪的彩影像时，突然意识到了视觉权力的差异性——彩世界——并且菜埔还在他入画的记录仪影像中认出了自己，而在行车记录仪交代的老板与情人豪华酒店幽会的情节，这种仪式化的观影体验对菜埔和肚财来说颇有观看电影的意味，种种围绕电影、观看与视觉权力的设计十分微妙，异质媒介的影像与角的真实生活形成一种强烈的叠合与互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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