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_时间以1840年战争为下限
半命题作文侧方停车技巧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
———时间以1840年战争为下限
马冬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有其相似之处即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发展，但两者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来华的背景与目的上，两者在华事业的进展与结果上，两者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等。
关键词：天主教传教士；俄国传道团；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08)03-0132-04
  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即17世纪末之前，主要是西欧国家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借助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逐渐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揭开了欧洲汉学的序幕。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即18世纪初期起，则有一支新的力量加入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行列中来，这支新力量就是俄国传道团。正是这个俄国东正教传道团为俄国汉学的兴起奠定
了基石。那么，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的传道团除了相似性之外，有无不同之处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比较，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尝试着解决这一问题。文中主要内容的时间下限定在1840年战争后天主教传教士重新入华前。
  一、背景与目的的差异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是以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地理大发现为前提的。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使得基督教再次分裂。传统的天主教受到新教的挑战，阵地大大缩小。为了弥补其在欧洲的损失，天主教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而此前的地理大发现无疑助其一臂之力。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最主要是耶稣会士们，在教皇的许可下，借助于葡萄牙的航船与保护，开始在印度、日本以及中国传播基督福音。1583年，利玛窦、罗明坚进入肇庆府定居传教，标志着耶稣会入华传教活动的开始。很明显，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入华的直接目的就是“传教”，就是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葡籍及法籍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为本国政府服务的倾向，但是，对他们来说“传布宗教，是为主要目的”[1]。俄国传道团进入中国则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其实，早在1715年俄国传道团进入中国前，在中国北京已有东正教教堂一所，即圣索菲亚教堂。1685年，中俄雅克萨战役之后，近百名俄国俘虏被押解入京，居住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为照顾他们的宗教生活,1695年，康熙帝赐他们关帝庙一所，作祈祷之用。上面所提到的东正教教堂就是在这个关帝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主持者为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1712年，列昂节夫去世，彼得一世拟派新司祭来华接替他的位置，做“照看俄国俘虏
的精神主人”[2]，并为此向清政府提出请求。当时，恰逢清政府准备派遣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率团报聘徒居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需经俄境。为获得俄国方面的许可，康熙破例同意了俄国的要求。1715年，第一届俄国传道团在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大司祭的带领下来华。1728年，雍正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准噶尔回部叛乱，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把这个传道团固定了下来。1729年第二届传道团来华。自此后，大体上每隔十年，便有一新使团来华替换,
第30卷　第3期2008年6月            　
宜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chun College
Vol130,No13
June12008
①收稿日期:2008-04-29
作者简介：马冬秀(1978—)，女，河南济源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教，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每次十人左右，至1860年，共历14届。由以上可知，俄国传道团入华是以“保障在华俄人宗教生活”为理由的，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众所周知，自沙皇伊凡四世起，俄国就是一个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中国的富庶自然会让其垂涎三尺。正苦于不到渠道了解中国内情的彼得一世，倍感1712年列昂节夫的去世是天赐良机。他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向中国派遣传道团来接替列昂节夫在圣索菲亚教堂的位置，就是想利用圣索菲亚教堂作为据点,“来窥视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以便有利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彼得一世曾经表示，必须占有对俄国未来发展异常重要的黑龙江口。为此，他还颁布特谕：要认真物西伯利亚都主教。俄罗斯教会要把研习和通晓汉、蒙语言和调查中国情况提到国家利益的高度。”[3]由此可见,“保障在华俄人宗教生活”只是一个漂亮的幌子而已，其真实目的则是为来日的侵略作准备，窃情报。
  二、进展与结果的差异
目的不同，事情的进展与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既然把传教作为他们的最主要目的，自然会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不遗余力，在这一方面，耶稣会士尤为出。他们在中国，着儒服，习汉语，遵从中国习俗，攻读中国典籍，积极与上层人士靠拢，致力于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营造良好环境，即使身处逆境也从不退缩。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屡遭劫难，但信徒人数却并未明显减少。及至“1839年信徒还有卅万”。[4]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俄罗斯传道团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积极的传播过宗教。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在其眼里是不屑一顾的。这与他们当时入华的主要目的相一致。本着那
端午节祝福朋友图片
样一个目的，俄国传道团名为“传道”，而实际上除为在华俄人和极有限的中国教徒主持宗教活动外，在传教方面便无其他事迹可言。“与当时在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过从甚密的一位北京东正教修道院院长说，他不希望给中国人施洗礼，这需要他付出很大精力来管束那些毫无约束的教徒。”[5]不仅中国信徒数目瘳瘳，就是要使那些最初来华的俄国俘虏的后代信教也十分困难。“不给赏金他们就不来领洗，忠告和规劝都毫无用处”。[3]“一年到头只有那么三、五个人在复活节那天才到教堂去，但如果没有一顿丰盛的筵席，他们也不会去。”[3]据统计，到1860年,“在华东正教的俄籍教徒和中国信徒总共只有二百人左右。”
[4]这与近卅万的天主教徒无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信徒过少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有人就认为:18世纪清廷禁教时期，东正教没有遭到天主教那样的厄运而公开的合法的生存下来，原因之一就在于以其人少而未对清廷造成心理压力之故。事实上，截止到18世纪末，俄国传道团不仅在传教方面无所成就，即使在情报获取方面也无甚成绩(仅只是获得了几张地图而已)。这一方面是由于17到18世纪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目标主要在其北面与南面，即夺取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远东的利益暂时居于次要位置，对在华的俄罗斯传道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要求也只是小心谨慎守护住这个据点而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政府对在华的俄国传道团实行了十分严格的管理。“清政府设立了俄罗斯馆监督、提调官、领催等一系列大小官职，专司管理俄国教士、学生，并派馆夫两名看守俄馆大门。”[2]当时，传教士团人员若要寄信回国，须“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
怎样添加qq空间背景音乐之”。[6]一直到了19世纪初，俄国将其侵略重点转移到了远东之后，俄国传道团在情报收集方面的职能才显露出来。在这方面，第9届俄国传道团团长比丘林可谓是自俄国传道团入华以来,“收集情报和分析研究这些资料的集大成者”。他于1808年1月到北京,1821年回国。在京期间，比丘林经常穿着满族绅宦服装，自称“何先生”，出入北京的各条胡同、市场；经常乔装到北京郊区游览；经常借故到清朝理藩院办事，伺机刺探内情。1810年秋，他向伊尔茨克总督送去一批情报，其中包括清政府对俄、英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欧洲天主教传教会在中国的处境，中国的商业和物价情况以及口岸贸易的状况等。这些情况为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制订同英国、奥地利等国联盟，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决定远东政策等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依据。[5]1840年后更有不少人在侵华方面充当了极为不光彩的角。
  三、成员的差异
明清间天主教传教士和俄国传道团在有关其成员的方方面面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来华人员的个人意愿、整体素质、地位、待遇及成员构成上。首先，从个人意愿来看。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大都是主动请缨，他们把来华传教视为一种无尚的光荣。他们是甘心做上帝的奴仆的，并把为传教而牺牲作为极大的荣耀
第3期          　马冬秀：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          　第30卷
的。在雍正乾隆年间，在禁教言令十分严苛的年代，江南的传教士们藏身于船舶之中，过着昼伏夜出，漂泊无定的生活，也从无怨言，从不退缩。而俄国传道团成员均是由沙皇政府遣派而来。被派往中国对他们来说，着实是一种苦差。那些勉强受命去北京应差的人们,“厌恶地视他们的工作为上帝的降灾和沙皇的惩罚，至多视其职位为混薪水的闲职。”[2]“1743年，东正教会在索菲亚区物传道团修士大司祭，连七人，其中六人均以各种借口推脱不就，最后入选的措夫斯基修士大司祭也以腿疾为由企图规避，但未获批准”。[4]很难想象怀着这样一种情绪来到中国的他们会有什么作为。这种状况一直到18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在整体素质方面，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正好经历了一个相反的历程。最早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多为饱学之士，例如泰西鸿儒利玛窦、“西来孔子”艾儒略、“通玄教师”汤若望、“勤敏之士”南怀仁、“国王的数学家”白晋与张诚等。在此之后，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素质已渐次下降，难怪康熙帝在其晚年认为“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7]虽然，早期俄国传道团的成员素质参差不齐,“懒散、酗酒、鲁莽、放荡，便是他们留给中国人的最深印象。”
[4]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日益重视，其成员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在《俄苏中国学手册》中,1715至18世纪末的传道成员被收入者有七人,18世纪末至1840年被收入的有二十二人,1840年至1860年被收入有二十六人。其中尤以后期来华的比丘林、瓦西里耶夫、巴拉第几位汉学家最为著名。从来华成员的地位与待遇上看，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完全以皇帝与地方官员的喜怒为转移。喜，其则“位极人臣”；怒，其则有“牢狱之灾”。其待遇，除了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有一定俸禄外，其余多依靠来自澳门葡人的资
助与信徒的捐赠。而俄国传道团的地位与待遇则是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其在华地位一百多年间并未发生什么明显变化。“清朝政府发给他们大量银子，其中修士大司祭多达1500两。此外，每人每月发给几两饷银；每隔三年，发给一次四季衣物；每过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送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各种生活用品一概由官家发给，他们什么都不必操心。”[2]“清朝政府给传教士团内所有成员都封了官职：修士大司祭五品官、司祭和辅祭七品官，其余‘皆命为披甲’”。[8]最后，双方在成员构成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天主教传教士团体是名副其实的由清一的传教士组成，而俄国传道团则除了大司祭、司祭、辅祭等传教人员之外，还有留学生若干名。这些留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满语，并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国情。其中有不少人在中俄两国交往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焕然一新是什么意思
总而言之，虽然明清间来华之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在促使西方汉学发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更多的则是在背景、目的、结局、构成上有不同。系统分析两者的差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明清间的中西间文化交流状况，而且对于培养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能力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法]费赖之1冯承钧译1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书目[M]1北京：中华书局,19951
[2]杨玉林1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早期历史探微[J]1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6)1
[3]佟询1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J]1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6)1
[4]朱维铮1基督教与近代文化[M]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
[5]谭树林1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J]1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5)1
[6][清]姚元之1竹叶亭杂记[M]1北京：中华书局铅印本, 19821
[7]吴伯娅1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1上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
[8]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M]1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11
(英文摘要转下页)
第3期                    宜春学院学报                    第30卷
第3期          　马冬秀：明清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俄国传道团之比较          　第30卷
A Co mparati ve Study of Catholi c M issi onar i es and Russi a n M issi onary
Groups i n Chi n a before1840
MA Dong-xiu
(Sou th China N or m al U niversity,Guangzhou510631,Ch ina)
Abstract:The catholic m issi onaries and Russian m issi onary gr oup in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y in China share a common quality of p r omoting the Sino-west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f or mati on and devel opment of Sinol ogy in Eur ope1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 w een the m,for exa mp le,their backgr ounds and ai m s of com ing t o Chi2 na,the devel opment and the result of their causes in China1I n additi on,their me mbers are als o different in many as pects,for instance,the will,the quality,the status,the treat m ent,the composing,etc1
Key W ords:The catholic m issi onaries;Russian m issi onary gr oup;cultural exchange
  (上接第92页)
Research of how to pro mote the har mon i ous develop ment of the campus through the proventi on of job rel ated cri m es i n un i versiti es
ZHENG Fang-jun
(Yichun　College,Y ichun336000,China)
Abstract:A s an i m 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 mmunity,the har moni ous devel 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both the inherent require ment t o i m p le ment a scientific har moni ous s ociety and the i m portant content t o build ahar2 moni ous s ociety1W ith China’s higher educati on ref or m and devel opment p r ocess,the University of sustained and steady devel opment has made gratifying achieve ments,but s 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instant success of the i m petuous at m os phere,leading t o the gr owing university j ob-related cri m es,and the har moni ous devel opment of higher educati on do not match1How t o p revent j ob-related cri m es,eff orts t o p r omote har moni ous devel opment of the ca mpus under the ne w situati on facing the university an i m portant and urgent realistic task1
社保补交
Key W ords:college;j ob-related cri m es;Har moni ous;Research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