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的市(一)
论春秋战国的市(一)句句说到心坎上的句子
离离原上草全诗的诗名春秋战国的市，就是市场。有市场，就有与市场相关的经济活动。虽然春秋战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不可能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出现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和主要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于春秋战国市场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又使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共同之处。因此，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了解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异同，有助于对古代社会经济认识的深化。作者愿就此问题谈一些意见。一、春秋战国市的设置与市之间的联系市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传说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作市"〔1〕。到春秋战国，随着铁器的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增多，市场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根据记载，春秋战国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周礼·考工记·匠人》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段话讲了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国都面积方九里（81平方里），《左传》隐公元年载诸侯国都为方900丈，即方三里，卿大夫都邑不能超过方300丈，即方一里〔2〕。周王都城布局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左为祖庙，右为社（土地神），前面是国王居住、办公的"朝"，后面是市场。市被视为珍宝、货物荟萃之地，所以成了国都中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这说明周代对市是非常重视的。王畿内的道路上也设有市，《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国野道路上两市之间距离为50里，候馆是有楼可观望的房屋，积是积存谷物等物资的地方。不难看出，周王畿从国都到通往四方的道路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个个市场。诸侯国也是如此。《管子·乘马篇》载："方
东莞工商银行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乡。"据此可知：五暴曰部，五部曰聚，聚有市，五聚曰乡，则一乡之内有五个市场。《管子·小匡》载管仲在齐改革时置"士农之乡十五"。根据这些情况，齐国从国都到各乡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市场。《管子·揆度篇》谈各类诸侯国设市的情况时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揆度篇》是现存轻重十六篇之一。《轻重篇》虽然成书的时间有所争论，但反映的一些制度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上述所说"百乘"、"千乘"、"万乘"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国内都设立着市场就反映了这一点。《周礼·地管·司市》载，在国王与"诸侯会同"和"师役征伐"时，可以临时设市，由管理市场的官吏司市"帅贾师而从"，掌握物价和买卖等事宜。战国时在军队驻屯的地方出现了军市。《史记·冯唐列传》载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曾把"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3〕，因此深得士卒喜爱。《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云云，说明齐国也有军市的设置。《商君书·垦令篇》主张加强对军市管理，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令军市不得"私输粮者"等等，说明秦国也有军市。赵、齐、秦三国都有军市，说明军市发展已较普遍。由于军市是随军队驻屯而兴起的，对特定地区来说如果军队转移了，军市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市仍是属于临时性的为军队服务的市场。在农村存在着按井田而划分的集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这种"因井田以为市"的农村集市称
之为"市井"。上述三种市场各有用途，难于互相取代。这就是春秋战国市场的种类和布局。春秋时期在市场经商的已有官商、非官商之分。《管子·乘马篇》云："贾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说明商人中已有官商、私商之分了。各种手工业者，也在市场上陈列出售商品。《论语·子张篇》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列也。"〔4〕据此可知，各种手工业者都在市场上陈列出售产品。农民也在市场上买卖货物，"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也在市场上采购物品，春秋时晋国韩宣子韩起至郑，要买郑国商人的玉环就是一例〔5〕。各个阶层的人都和市场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联系。总的说来，春秋中叶以后，私商迅速发展了起来，到战国，私人
经商的大小商人都已出现，从行业上看卖珠玉、黄金、马、冠（帽）、鞋、粮食、丝织品、狗肉、酒、兔、茅草等等应有尽有。春秋战国市场的商业经济活动迅速发展，除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因素外，其原因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各国统治者从市场的租税中能得到大量经济收入。其二，周王室和诸侯国在市场设有各种官吏，对开市时间、货物价格、市场秩序、度量衡、租税等都进行有效管理，保证了市场的有序活动，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其三，商人取得了经商的相对自由，统治者不能强求买卖。如春秋初年，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有"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的盟誓〔6〕。这种盟誓限制了统治者对商人的掠夺，保护了商人的正当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从春秋开始，由于水陆交通的发展，全国大小市场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中原地区如此，中原地区的市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也在发展之中。关于中原地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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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和通商情况，《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估计）五十里。一日定虑（计划），二日定载，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这是说，百乘之国，中央立市，四周边境估计为五十里路，一天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内就可以出境，五天可以返回。所以，百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不过五天可以来回一次。千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十天内可以返回。万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二十天可以返回。这一记载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市场的联系和商人跨国经商的实际状况。《国语·齐语》载管仲改革时，齐国商人就"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跨国经商。《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国商人弦高去周经商，至滑国遇秦将孟明等统帅的军队。《左传》成公三年载一郑国商人至晋，受到晋大夫荀罃的"善视"，后又去齐国经商。战国时，中原各国交通方便，《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对魏王说"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从郑至梁（大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经商是极平常的事情。中原地区从各国国都到郡县之间的大小市场已联系在一起。从春秋时开始，中原的市与周边少数民族经济联系也在发展之中，《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公、德公、缪（穆）公"居雍（今陕西凤翔南）"，地处陇、蜀孔道，充斥着"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邑（今陕西临潼北），"栎邑北郤（隙）戎翟（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南可控滇、僰，僰出奴隶。西接邛
、笮两地，笮出产马及旄牛。巴蜀四面山岭阻塞，然而有千里栈道，与北方交通无所不通，输出多的货物，换回缺少的东西。杨（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临汾西南）二邑，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河北蔚县）、代（山西代县）通商。种代靠近东胡，内地对这里的输出，时时有赢余。燕也是一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而通其利。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番禺（广州）也是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在各地市之间联系加强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物资可以流通。《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通过市场的交易可以得到其他地区有用和珍异的物品。《荀子·王制篇》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是当时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总之，经春秋时期的发展，战国时国内大小市场形成和出现，并且彼此联系了起来。这使全国各地的物产、特产都可以流通。这种状况为后来中国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市的发展、大小市场的形成和彼此联系在一起，有着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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