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的真实⼈⽣：被捕当晚即遭重刑曾受刑晕死三次
本报记者崔乐
“红岩上红梅开，千⾥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丹⼼向阳开……”⼀曲《红梅赞》，是⾰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牺牲的壮歌。这⾸歌咏叹的形象早已成为经典：蓝旗袍、红线⾐、⽩围⼱——江。
舞台上、银幕上的江，给⼈的印象都是⼀位亲切温和的中年⼤。其实，江的原型江⽵筠牺牲时只有29岁，是⼀位⾝⾼1.45⽶的娇⼩⼥⼦。
这位年轻⼥⼦娇⼩柔弱的⾝躯中，⽣就⼀副共产党员的钢筋铁⾻，⽀撑着她在失去丈夫、离弃幼⼦的巨⼤悲恸中继续⾰命，在严刑拷打、死亡威胁⾯前坚贞不屈。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为免除下⼀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丹⼼，跨越历史，震撼⼈⼼。
⽽⽹络上的低俗恶搞、庸俗解构，却让江蒙尘。让我们拭去这些尘埃，接近⼀个真实的江——江⽵筠。
1978年拍摄的⽼电影《江》海报，蓝旗袍、红线⾐、⽩围⼱是江标志性的着装。⾰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封江⽵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26⽇，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筠将⾐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筷⼦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的⽑边纸上。
信抬头的“⽵安弟”，是对谭⽵安的称呼，江⽵筠落款⾃称“⽵”。两⼈并⾮弟，关系特殊。
江⽵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筠，⽽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络上被⼀些⼈庸俗不堪地解读，甚⾄有⼈把江与“⼩三”联系在⼀起。按照这些
⼈扭曲的视⾓，谭⽵安和江⽵筠本该对⽴仇视，然⽽事实是，谭⽵安是江⽵筠最信任的家⼈，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江⽵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的⼈，⽣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母之⾜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命事业奋⽃到底。孩⼦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矣……”
“云⼉”是江⽵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彭云。⽗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安抚养长⼤。
江⽵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委员，公开⾝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都可以申请独⽴的住房。此前，彭咏梧⼀直和⼗⼏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常不利于地下⼯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谭正伦和孩⼦⼀直在云阳⽼家。两年前刚调任到
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接来的打算，但妻⼦回信告诉他，⼉⼦正在出⿇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学毕业⽣”和曾经的“北平银⾏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运动、⾰命活动的地⽅，他与云阳的联系⼀旦被⼈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样，江⽵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挑选的“彭太太”。
江⽵筠时年23岁，已经⼊党4年，为⼈机警可靠，⽽且⽂化⽔平较⾼，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作和联络⼯作。那时候江⽵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怎么弄qq空间背景音乐
在外⼈看来，这对⼩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学四年级，⼀天放学回家见⽗亲正在和⼀对青年男⼥聊天。⽗亲告诉我，⼥青年是我表江⽵筠。那位男⼦，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筠便和彭咏梧⼀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相处的⽇⼦⾥，志同道合的两个⼈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筠正式结为夫妻。⼀年后，彭云出⽣。
红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个机缘，云阳⼀带曾遭到⽇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在轰炸中丧⽣。
端午节祝福语简短一句话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对他的称呼。他循声⼀看，竟是⾃⼰的妻弟谭⽵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安也获悉了⾃⼰的夫已经另娶他⼈为妻。
郎朗宣布妻子吉娜怀孕喜讯虽然那时的谭⽵安是投⾝⾰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的夫和江⽵筠的婚姻，对⼆⼈⼼存芥蒂。
谭⽵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后不久，到⼀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作。⼀位年轻的⼥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轻的⼥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安打开了话匣⼦，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筠的关系，⾔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筠。”
接下来，江⽵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夫还给你。”
坦诚的⾔辞让谭⽵安对江⽵筠⼼⽣敬意，⼆⼈从此弟相称。唐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不但是谭⽵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筠的⼉⼦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封信，这封信不但将⼀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的⼀次通信。”
1948年2⽉，谭正伦冒着⽩⾊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的战友⼿中接过⼀岁零⼗个⽉的⼩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次⼜⼀次劫难，使敌⼈抓捕彭云、威迫江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筠的情感纠葛，在⼋卦谈资中满⾜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
《潜伏》⾥的⼀句台词，才是江⽵筠和彭咏梧这对⾰命伴侣的最好写照：⾰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茹苦把彭云抚养长⼤，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
1964年，国产故事⽚《烈⽕中永⽣》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形象。《挺进报》
⼀个⼥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这个⼥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不到三⼗岁，中等⾝材，⾐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你⼤⼀点，你就叫我江吧。”
这是⼩说《红岩》中，江出场的场景。这次接头中，她把《挺进报》的⼯作交接给成岗。
《红岩》还原了⼤量的历史情景，很多⼈物、细节与真实的历史⾼度⼀致，⽐如江⾝穿蓝旗袍的经典形象。在很多当事⼈的回忆中，江⽵筠最常穿着的就是⼀件蓝旗袍。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之⼀吴⼦见，回忆第⼀次见到江⽵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兰布旗袍，外⾯罩⼀件深红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之⼀吴⼦见，回忆第⼀次见到江⽵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兰布旗袍，外⾯罩⼀件深红⾊的薄呢短⼤⾐，是⼀个普通城市妇⼥的打扮。
不过，历史上的《挺进报》并不是江交给成岗的。
《挺进报》诞⽣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报》，⼈员强制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原本以为以此能断绝中共在国统区的声⾳，没想到却冒出⼀份油印⼩报，迅速传播着“红⾊”新闻。
这份⼩报是由⼏个暂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年轻⼈编辑印制的，主要⼈员包括陈然（“成岗”的原型）、蒋⼀苇、刘镕铸、吴⼦见。
“红⾊”⼩报很快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刚出了两期，彭咏梧就到了吴⼦见，⼏个“失联”的地下党员归队。油印⼩报定名为《挺进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个体工商户税收因为彭咏梧担负⼯作很多，不可能在《挺进报》上花⼤量的时间。⼀个初秋的下午，作为彭咏梧的助⼿，江⽵筠出现在吴⼦见的⾯前。
吴⼦见回忆，江⽵筠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播了，全部⼴播稿由她提供。同时⽼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筠同志在《挺进报》⽅⾯做了⾮常出⾊的⼯作。
江⽵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作，⽃争经验⽐陈然、吴⼦见等⼏个年轻⼈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个年轻同志⼝中的“江”。
因为负责编辑⼯作，吴⼦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的⼀个箱⼦⾥。常年地下⼯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筠对于这只箱⼦很不放⼼，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见在街⾯上碰上江⽵筠，正好有事要谈，便⾼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向热情的江⽵筠却对他熟视⽆睹，看也不看他就⾛了过去。碰了钉⼦后，吴⼦见才意识到⾃⼰的鲁莽，他和江⽵筠的关系是地下⼯作，两⼈公开的⾝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十大高端门窗品牌
《挺进报》绝⼤部分的发⾏⼯作都由江⽵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分发出去的⼤约有⼀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作的最后⼀环，危险性不⾔⽽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次投递⼯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筠和她像⼀双出门逛街的⼩妹，提着⼀个绿⾊的帆布旅⾏袋出发了。第⼀站是民⽣路邮局，江⽵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
观察⼀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筠已经从旅⾏袋⾥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初，国民党重庆⾏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封“亲启”信，信封⾥就是⼀份《挺进报》和⼀封对国民党军政⼈员的警告信。朱绍良⼜惊⼜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顿。
⼆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个⾝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特务头⼦。《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进门就熊了我⼀顿，朱对⼈外柔内刚，⼀向不⼤熊⼈。我挨了熊，⾃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封信。这是⼀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份《挺进报》。”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在眼⽪底下⼤⾏其道，甚⾄直接寄到了⾃⼰的办公室，让朱绍良⽕冒三丈，徐远举更是恼羞成怒。⼀场从《挺进报》开端，牵连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搜捕开始了。
此时的江⽵筠和彭咏梧，已经离开重庆半年有余，但他们都没能脱离厄运。
江⽵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彭云（中）的合影。 “孩⼦能记得⽗母吗？”
1947年下半年，⼈民解放战争进⼊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作委员会在重庆成⽴，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脏地带发动武装⽃争，配合⼈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三峡沿江两岸。这⽚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争。⽽且，这⾥是彭咏梧早年开展⾰命活动的地⽅，他了解这⾥的众基础
较好，下川东农村“像⼀堆⼲柴，⼀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委副书记，江⽵筠作为他的联络员⼀同前往，⽽吴⼦见因为北平的⼀个联系⼈被捕，⼈⾝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三个⼈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的⼯作迅速⽽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武器、发动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30⽇。
新年将⾄，江⽵筠却不能和丈夫⼀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批知识分⼦⽀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20⽇，江⽵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地下党员和⼀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个⽐⼀个令⼈⼼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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