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起祖国第一旗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起祖国第一旗
在许许多多面国旗中，“祖国第一旗”最令人魂牵梦绕，那就是每天清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随旭日一同升起的那一面。是谁守护这面国旗?他们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特殊时刻，让我们走近这些“护旗骄子”，全方位解读国旗卫士们不为人知的故事。
国旗是这样升起的
1949年10月1日，随着那声震撼世界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主席亲手按下电钮，升起了第面五星红旗。但此后很长时间升旗仪式直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业升旗手”。1949年10月2日起，升旗的任务交由北京市供电局担负。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司，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胡其俊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完全靠他个人估计，降旗时等太阳快落山了，就按电钮降下国旗，把国旗扛回来，放在房檐下。
直到1977年底，卫戍区部队的两名战士开始担负升国旗任务，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要
给机动车让行，用梯子爬上国旗基座才能升旗。1982年12月28日，卫戍区某部改编为武警北京总队，所属的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进驻天安门，担负天安门广场升降旗和守卫国旗的光荣任务，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国旗班”。
首任国旗班班长董立敢从天文台抄录太阳每天升起和降落的时间，得出了精确计算的“国旗升降时刻表”，并根据太阳滑出地平线所用的时间，确定国旗从基座升到杆顶的时间为两分零7秒。
从此，第一套规范的国旗升降仪式有了雏形，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实现了天天和太阳一同升起。
每天风雨无阻的庄严仪式，也渐渐引来了社会各界人们的关注。有人建议：“升降国旗要有国歌伴奏，要有护卫队护旗。”有人提出：“升旗还要爬梯子挂旗，十分不雅。”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李玉坤则写下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醒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方法”的建议案。他说：“制作一面五星红旗的代价是有限的，而在全国人民心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1990年《国旗法》颁布，改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被提上日程，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武警北京总队五易其稿，设计了8套升降旗方案，呈送国务院审批。
1991年4月15日，30米高的新旗杆落成，国旗基座也改为开放式。5月1日，新的升国旗仪式正式诞生。国旗护卫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护旗手两名，带队警官名护卫队员32名，那
一天，10万众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中央电视台首次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向全国并通过卫星向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现场直播，国旗卫士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
涅�之旅
2009年7月29日凌晨4时59分，北京，天安门城楼中门洞。
36位国旗护卫队员列队完毕，三名护旗手，一名带队警官、32人方阵严整肃立，32条银的，齐刷刷地指向天空。
左护旗手徐伟盯着腕表，当秒针跳动到5时04分时，他抬起头，面向队伍前侧的国旗护卫队队长路伟志说“队长，时问到。”声音不大，但坚定有刀。
路伟志队长拿起对讲机，向上级汇报，15秒后，对讲机里传来命令“出发!”路伟志抬头望向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他稳步走向队伍左侧，面向带队警官彭凯下达命令：“出发!”
36人的方队气宇轩昂，迈着刀削斧刻般整齐的正步铿锵有力地前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早已守候在广场上观看升旗的人顿时肃然。
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103.5米，正步138步。为了这103.5米的跨越，每一名国旗护卫队员，至少要经历7个月的严酷训练。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每年是从武警北京总队上万名新兵中严格挑选出来的。这些“准护卫队员”们历经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后，还面临着多次严格的筛选。有幸被选中的战士们，更要经过四个月艰苦的专业强化训练，才有可能成为升旗方队中的一员。
“腰插十字架，领别大头针，背贴硬板床”，是走进国旗护卫队的战士练好站功的基础课，腿绑沙袋、脚压砖头，尺量步幅表测步速，是他们练好走功的入门课；挑哑铃，托吊砖头腋下夹石子，则是他们练好持功的必修课……
这条凤凰涅�般的艰辛道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国旗护卫队中有个特殊的班――五班。五班的前身是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的“国旗班”，班长担负着升旗手的任务。现任班长高红甫2002年入伍，任班长近五年，是历届国旗班班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
每天，当第一缕阳光撒向大地的那一刻，国旗从高红甫手掌中抛洒而出，腾空飞舞，飘出一个令人叫绝的漂亮扇形。
为了这个“漂亮扇形”，高红甫旗不离手练了多年。“洒旗”是升旗手的基本功，稍有疏忽就会绕杆，绕手，使国旗展不开。而如何“洒旗”，书本上没有现成的教材，高红甫在向老兵学习的同时，也给自己世界杯冠军次数排名
强化训练。每天学习训练完后，他自己加班在营区内架设的模拟旗杆上反复练习到夜里两点，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洒旗”需要右臂特别结实有力，他就拿一个三公斤左右的哑铃片向外撒洒，一撒就是几百次。跟自己“较劲”的时候，他会超负荷训练，用6公斤的哑铃片练“洒旗”。“练完之后，全身湿淋淋的。刚开始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的右手臂酸肿得根本就没法使了，只得用左手吃饭，虽然吃得慢，但至少还能拿起筷子。”
现在的高红甫，右臂明显比左臂粗了一圈。这粗了一圈的右臂，让这面5米长，3.3米宽的特号国旗，无论什么样的恶劣天气，风向怎么偏，都能随着他的手臂凌空飞舞。
除了升旗手之外，擎旗手也是护旗团队中的灵魂人物。为了练就这一手过硬的“擎旗功”，身高1.88米的韩冲每天晚上扛着三米多长、25公斤重的国旗副杆先跑两公里，再踢正步，时间一长，韩冲的右肩窝压平了，锁骨硬生生被压下去一道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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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队员还担负着国旗哨位的执勤任务，冬不穿棉，夏不穿单是对国旗哨兵的特殊要求。夏天，烈日下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丝阴凉，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守护在国旗下的哨兵，一班哨下来，执勤礼服上会留下厚厚的盐渍，晾干后礼服可以竖立起来：冬天，寒风刺骨的广场上也没有一点遮挡
最冷时地表温度低于零下30度，哨兵下哨后，手脚麻木僵硬，有时候嘴巴都冻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国四个直辖市
国旗哨兵只要踏上哨位，就像钉子铆在岗位上，纹丝不动。
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大多出生在1985年以后，甚至不少是“90”后战
士，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也喜欢流行音乐，休息时也会聚在电脑前观看时下最流行的“大片”，捧着PSP爱不释手，但自从被选入国旗护卫队，每天的升降旗，便成了他们的第一使命。
qq心情签名升旗手、擎旗手，护旗手被称为国旗护卫队里的“功夫熊猫”，因为特殊位置必备“特殊功夫”。这些“功夫熊猫”一是难选，二是难训。有时甚至在几年的新兵里都挑不出合适的人选，训不出合格的接班人。
来自四川遂宁的徐伟，在护卫队中担任左护旗手。2008年“5・12”地震中，徐伟家中受灾，几天联系不上，他心急如焚。可是，徐伟始终没有提出请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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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国旗护卫队为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降半旗致哀。执行任务前，得知徐伟家中受灾情况的中队干部，向全体护卫队员作了动员
让我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标准的动作，以灾区人民儿子的身份，完成好这次任务，告慰受灾的亲人们。
当国旗缓缓降下，徐伟眼含热泪，挺起胸膛，面向国旗，在北京为尚无音讯的父母敬礼。
多年来，在国旗护卫队里，许多队员从入伍到退伍都没有回家的机会，守卫国旗守护平安是他们对国家的承诺。
“一日护卫国旗，终生无上光荣”
对于擎旗手韩冲来说，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暴雨天。
那天凌晨四点多，长安街上的华灯还在闪烁，广场上已经聚满了数以千计等着观看升旗的人们。国旗护卫队刚出发时，天有些阴，随着一股狂风，一阵沉雷过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我们刚上金水桥。当时我擎着旗子，一看这情况，心里紧张起来了，因为这是我第
次在大雨天执行任务。说实在话，当时我心里真的有点害怕，以前又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下这么大的雨到底会对升旗有什么影响，也怕出什么差错，影响升旗的质量，还特别担心下雨了场地滑影响动作。
这时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匆忙躲到地下人行过街通道中，熙熙攘攘的广场一时间空旷无比。“我心里想，无论如何，都要把国旗升好。我们很快就调整了心态，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顶着压力完成好任务。”在“呼呼”的风声，“哗哗”的雨水中，韩冲和战友们按程序高标准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既定动作，“咔咔咔”的持声，砸地有声的正步声，坚定地走向国旗升起的地方。
队伍的威仪和激情感动了观众，本来已经躲到过街通道里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在雨中跟着护卫队，跟着国旗，一起奔跑。“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庄严地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热泪盈眶。我们国旗护卫队的泪水也和着雨水和风声，尽情地流着，淌着，与观众一起特殊地交流。我们都是中华儿女的一员，是国旗把我们中华儿女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从国旗班到国旗护卫队，一茬茬战士走进这个特殊的集体，接受脱胎换骨的磨练，担负万众瞩目的使命。凡是从这支部队走出去的战士，都对国旗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国旗已经成为他们灵魂的一部分，融入他们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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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护卫国旗，终生无上光荣。”他们视国旗重于泰山，他们护卫国旗重于生命，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国旗息息相关。
“国旗之子”陶维革，从1985年到1990年，担负升旗任务1200多次，复原回到地方后，国旗成为他永远的牵挂。1995年，陶维革被检查出患有重症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愿望是，回到天安门广场再看一次升旗。“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妈妈!”当卧病在床的陶维革深情地抚摸着五星红旗时，他像孩子般哭了。
前任升旗手吴猛在离队的前一天晚上，执意站完最后一班岗。那夜的北京，朔风袭人、
寒冷刺骨。下哨后的吴猛，围着国旗基座走了几十圈。在这里他上千次升起国旗，奉献了最壮美的青春，五年的护卫队生活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闪过，他禁不住抱着旗杆嚎啕大哭……
几乎每一个护卫队员退役时，都要陪着国旗挨到最后一刻才肯离开，他们离队后，也会以各种形式延续着对国旗的承诺。
1999年，退伍的牛建波回到河南老家。四年的国旗护卫队服役经历，让他内心对国旗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感。同样，他远在东北的战友张燕辉也对国旗深情难忘。离开国旗的日子里，他们经常在电话里谈论与国旗有关的话题。天，一则国庆期间广州街头的很多国旗张挂不规范的新闻同时吸引了他俩。
“我们去广州，在那里一边打工一边宣讲国旗，怎么样?”电话再次接通，牛建波说。
“好，就这么定了!”远在东北的张燕辉一拍即合。
就这样，两人放弃了家乡稳定的工作，来到广东开始走学校，进企业为众义务宣讲国旗。
当护卫队其他一些退伍老兵得知这一消息后，安徽的叶峻峰、山东的于吉祥，四川的冯瑞春，河南的侯东超，山西的刘静，河南的王念江等当年的“护旗手”也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前来广州加入到这个特殊的体。后来的日子里，8位旗手行程十多万公里，共为160多所学校，企业义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旗教育180多场，听众达35万人次。
“护卫国旗重于生命”
去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人，当时我担负国旗2号哨，在我上哨不久，我就从余光中隐约地感觉到有人在对我指指点点，好像还在争论着什么。然后，这几个人就一直在我的正前方站着，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我下哨了，他们才离开。下哨回来后，队友告诉我，刚才那几个人是在争论说国旗哨兵是不是蜡像，当告诉他们哨兵是真人时，他们还是不相信，硬是等到我下哨，看到我动了，他们才相信。五班副班长，升旗手王鹏这样告诉记者。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支部队像国旗护卫队那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像国旗护卫队那样受到如此多的爱戴。
国旗护卫队有个顺口溜――“国旗下面站过哨，长安街上拔过刀，东朝房里睡过觉”。这里的“东朝房”指的就是位于故宫午门外的国旗护卫队的营房。护卫队的营区没有围墙，只有一道不到半米高的栏杆把护卫队狭小的营区和外面的世界分开。每天参观故宫的游客，几乎都会被这支名扬海内外的神奇部队所吸引，在营门外驻足观看。
在国旗护卫队荣誉室，珍藏着厚厚一摞信，这些信都来自山东淄博一位叫张学岗的工人师傅。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他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时，被国旗护卫队员的精神深深打动。回到山东后，他坚持每个月寄36元钱为护卫队的战士们买鞋垫，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河北唐山的铁路职工贾潮江老人，从报纸上看到了护卫队官兵真情守护国旗的感人事迹，就与家人商量义务为护卫队员们理发。2004年至今，他的大部分节假日都往返于唐山与北京之间，把对国旗的深情倾注到对护卫队员的关怀上。
中国期刊协会为护卫队捐赠了百种期刊供战士们阅读，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每隔一周就会把流动图书车开到护卫队，全聚德烤鸭店每到“八一”就会为战士们送来烤鸭，北京家修脚店，每个月定期到护卫队免费为战士修脚……无数人，把对国家，对国旗的热爱释放到国旗护卫队员身上。
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也成为国旗护卫队员们忠诚守护国旗的不竭动力。
来自吉林白城的前任擎旗手张磊，在次训练中受伤，膝盖肿得像馒头，但他却没有告
诉任何人。在执行降旗任务返回后，他的膝盖都不能打弯时，才被领导发现。领导命令他马上去医院看病，医生托着他的腿，心疼地说：“再晚几天来，这条腿可能就要残废了。”张磊被医生留下住院。一想到要离开国旗，离开心爱的岗位，张磊眼里充满了泪水。
2000年入伍的安徽籍战士苏星，在一次升旗中，第一脚正步刚刚踏出，突然感到右脚底阵钻心的疼痛。不能低头，但他感觉到有东西扎进了自己的脚心，每往前踏一步，都是一阵钻心的痛。方队还在行进，一定要坚持到完成任务。升旗完毕，苏星一下歪靠在树上。队长王俊华奔过来问他怎么了?苏
星这时才指了指右脚。王俊华搬起苏星的右脚发现，一根火柴粗的长钉穿过苏星的马靴，刺进苏星的右脚心。脱下马靴，袜子已经和脚底的血肉粘在一起，
国旗护卫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中队指导员王国宾告诉记者，护卫队里三分之二的战士有腰肌劳损静脉曲张甲沟炎等疾病，因为作息规律被完全打乱，几乎每个战士都不同程度地患有胃病。多年来，一茬茬的战士来了又去，从来没有一个战士因为受不了苦主动要求离开这个集体。来到这里，“护卫国旗重于生命”这句话已经不是简单的口号，它已经内化为每位护卫队员的灵魂，在每位护卫队员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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