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还要靠它取暖。我们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束手。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火烤。我们把伤员身上已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
上石膏的伤员，石膏里面也生了虱子。我们就把棉花塞到石
膏口上，虱子便钻到棉花里面，然后拿去烧掉。
这么多、这么难以对付的虱子，这么艰苦的野外环境，疾病传染是不可避免的。
1948年春，由中央医院部分改编的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一所三连在宜川秋林，接受数百名瓦子街撤下来的伤病员。其中大多表现为发高烧、畏寒、全身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肝脾肿大，身上有出血状皮疹，个别的还出现便血、黄疸。这是明显的回归热特征。而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要制止回归热的蔓延，首要的是断绝传染源——灭虱。”“范医生出了个点子：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与此相配合，更换铺草，给病人洗澡、洗衣，单衣服直接用水烫，把换下来的铺草烧掉。工作人员也照此法灭虱。”这样才基本上控制了病情的局部蔓延。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月版，定价：3元）1949年，清扫天安门
□吴伟马先军
广场披新装
1949年7月上旬，正在苏联
进行秘密访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发回的一封电报引起了中
国共产党领袖们的注意。报告中
说，斯大林同志提醒我们，在夺
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前提下，
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问
题固然重要，但要注意防止帝国
主义国家可能利用中国暂时没有
中央政府的所谓“无政府状态”
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希望我们
陶渊明号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斯大林这个建议是针对刘少
奇所说中共中央计划于1950年1
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而提
出的。老大哥就是老大哥，他们
的眼光和经验就是不一般。在认
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
央决定：年月日成立新
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
大的典礼。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很快
拿出了方案。方案主要有三项：
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
中央政府成立典礼；在开国大
典上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
式；在开国大典上举行人民
众游行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筹备
委员会委托北平市政府动员全市
人民，对北平市市区进行一次彻
底的大清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新中国开国大典。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
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隆重召
开，在这次会议上，332名代表
顺应民意，一致决定：整修天安
门和天安门广场，使北平以整洁
的形象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和开国大典。
其实，早在北
平解放以后，解放初期的天安门
20077 0.001949101
北平市人民就以主人翁的姿态，开始了城区清理工作。
那么，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北平的卫生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新北平市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城区清理工作呢？
据史料记载，除少数干道、富贵人家寓所和政府办公场所外，刚解放的北平基本上可以用垃圾遍地来形容。以天安门广场为例，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到处是垃圾，仅城楼上的野鸽子粪便就有几十吨之多；昔日的金水河失去了风采，河道淤塞，水面污垢腐臭，令行人避而远之；天安门前也是垃圾成山，最大的垃圾堆竟然有六七米高！
大量垃圾的存在，不仅严重损害了古都的形象，也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此，清理城区内的垃圾已经成为新的北平市人民政府的首要工作。当时北平有一个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一律不准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上垃圾。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战，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大清扫运动前后历时天，共清除垃圾立方，重达多万吨。垃圾数量实在惊人！经过这次大清扫，北平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决定在
十大红颜祸水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
消息公布后，北平市政府重点针对天安门广场的新一轮大清理工作开始了。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局承担。
北平市建设局领受任务后，确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方案：（一）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平整碾压54000平方米的广场，供众集会用；（二）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三）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供大典时升旗使用；（四）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砟路面1626平方米，供游行的众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五）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全部整修工程预计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
这项工程规划起来不容易，实施起来更不容易，主要就是靠人民众的义务劳动实现的。当时，各界众在整修广场场地劳动中争先恐后，人人都想多贡献一份力量。
以当时北平市学生为例。9月10日是一个星期六，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组织3名大中学生在这天下午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消息一公
布，两天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在大中学生的影响下，华北人民政府的800余名工作人员来了、北平邮政局留用人员训练班300多学员来了、150名儿童团员来了。大家齐心协力，一天内填平了广场内的309个坑。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9月底，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以天安门作主席台，南至中华门，左右达东西三座门；中部、后部广场，东止于公安街的东面红墙，西至西皮市的西面红墙。整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在广场前端，一个高达22.5米的旗杆矗立起来，旗杆用无缝钢管制成，涂白磁漆，下有底座，用汉白玉栏杆围起。在广场周围，种植了大量鲜花、草坪和树木。一个光彩夺目、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
城楼新景致卡巴斯基授权许可文件
经过10多天的紧张劳动，破败不堪的城楼整洁干净了。接着，市建设局又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员，做了
如下工作：清理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城墙，整修门窗和廊柱，将它们粉刷一新；修补城楼两侧的台阶；修理金水桥；对金水河进行清淤，注入清水，等等，天安门城楼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外表上看，开国大典前夕的天安门城楼增添了多处装饰，其中主要有像、巨幅标语、大型宫灯和观礼台。
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
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有幸承担
20世纪50年代初改建天安门广场，图中为长安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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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绘制像的光荣任务。
为什么请周令钊画像呢？早在1949年4月上旬于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周令钊所画的一幅画像被挂在会场中，获得中方代表团的好评，国民政府代表对这幅画像也是赞誉有加。这幅画像给中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经周恩来同意，筹委会邀请周令钊来画像。
领受任务后，周令钊便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东山墙下搭起三层脚手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画哪一种神态呢？周令钊选择了一张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中的朴素大方，满面慈祥，极具亲和力。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照片。
动物森友会攻略大约20天后，就在画像将要完工的时候，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亲自前来验收。离着老远，刚
一看到画像，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说：“不错，画得蛮像的！”但当他走近时，却发现了问题：画像上的领口是敞开的。开国大典虽然是一件喜庆的事，但作为一国领袖的形象，也应该是严肃一点为好。马上皱起了眉头，他建议周令钊最好能改一下，把的领口扣上。周令钊一想很有道理，马上动手修改，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30日晚上，周令钊和工人们把这幅画像提前挂到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这幅像就是人们在开国大典上看到的画像。
在天安门城楼正面，除了悬挂像外，还刷了两条巨幅标语，标语的内容由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拟定。像左边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的标语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是由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的红书法家钟灵同志书写的。
按照常理，这两条以天安门正中为界的标语应该是字数相等，这样书写和展示出来的效果才比较美观。偏偏这两条标语字数不等！怎么办？钟灵毕竟是钟灵。他在天安门城楼的结构和尺寸上动起了脑筋。
经过现场测量，钟灵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并不是一样宽窄，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第四和第六间稍窄，第三和第七间、第二和第八间、第九和第一间依次递减。明代的能工巧匠们充分利用人们视觉存在错觉的原理，在本来对称呆板的建筑上作了些变化，但人们的肉眼却根本看不出来。受到这种构思
的启发，钟灵把后八个字之间的距离依次适度拉大。这样，从远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幅标语虽然字数不一，但也显得很对称。
这两幅字的字体之大也是钟灵从未写过的——根据城楼的尺寸，他确定每个字高2米、宽2.2米，足有一间小房子大。为此，钟灵使出了全部看家本事。为了照顾当时大多数人的习惯，经开国大典筹委会的批准，这两幅字没有采用当时解放区已
经流行的简体字，仍然用繁体字书写。
原计划在天安门城楼的重檐中间悬挂国徽，但直到开国大典前夕，国徽图案还没有确定，于是开国大典筹委会又请钟灵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十七个大字悬挂在这个位置。
天安门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舞美队队长苏凡领受任务后，经过考虑，决定委派队里的两名日本人——40岁左右的肖野和30岁出头的森茂做这项工作。
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后，两人激动得一夜没有休息好，他们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发誓要把这项工作做好。经过现场考察，两人提出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宫灯、在金水桥栏杆上扎彩气球的设想。
为什么悬挂宫灯呢？在中国成语中有“张灯结彩”一说，其中的“灯”指的是大红灯笼。在中国民间习俗中，凡逢年过节，喜庆之日，必挂大红灯笼，以示喜庆。皇宫中的大红灯笼被称为“宫灯”。所以，悬元宵节祝福
挂宫灯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烈的喜庆气氛。他们当时设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只
红宫灯。
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天安门广场时的情景
周恩来十分欣赏这个宫灯方案，但不同意在金水桥栏杆上扎彩气球，认为这太杂，太乱，宫灯就可以突出喜庆气氛，也显得比较庄重、严肃。再者，若在大典进行中间气球因各种原因乒乓乱炸，岂不是大煞风景？！
方案获得批准后，苏凡开始带着两人去买宫灯。但这种宫灯实在太大了，他们跑遍北京城也没有到合适的。眼看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临近，苏凡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是肖野有办法。他提出能否请工匠现做。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马上请人去查清宫档案，看看有没有健在的老艺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还真到了一位当年专门为皇宫扎宫灯的老艺人，他家就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
老艺人已经70多岁了。当他听到苏凡等人的来意后，二话没说，答应下来。鉴于宫灯太大，老艺人提出要带着两个徒弟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做，并请苏凡准备宫
灯上面的云头和流苏。
此后几天时间里，苏凡等人和老艺人师徒吃住在城楼上，做成了8个巨大的宫灯。宫灯每个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9月30日，这8只宫灯挂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同中国人民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经过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又显露出它那庄严、典雅的恢宏气势，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准备与欢天喜地的北平市民一道，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摘自《天安门广场断代史》，新华出版社年6月版，定价：36元）
言论统制，以“满洲事
变”为分歧点
针对报纸、出版、广播等媒
体实施的言论统制，从“满洲事
变”（1931年）、日中战争（1937
年），到太平洋战争（1941年），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政策也越
来越强硬起来。
“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
线路，日本铁道守备队与之展开
战斗”——关于在中国奉天郊外
柳条湖爆发的“满洲事变”
（1931年9月18日）的第一份报
道，各家报纸就是这样公之于
众的。事实上是关东军谋划了
满铁线路爆破，这一真相大白
于天下，还是战后的事情。当
时，也流传出一部分关东军阴
谋说的消息，但却没有一则报道
对军部发表的消息，即一切都是
中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这一点表
示过怀疑的态度。
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关东军
接二连三不断扩大战线的动向，
对第二届若内阁采取不扩大事
态方针的“弱腰”（懦弱胆怯之
意）态度施加了压力。比如，《读
卖新闻》的社论（1931年11月
26日）中，一边批判外交官在满
蒙权益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认
识，一边评论说政府的外交交涉
“对解决日中纷争问题能起多少
作用，这一点甚是可疑”。其他各
报也或在专版中强调“保卫满蒙
双面神探小说——帝国之生命线”，或募集慰
问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日本媒体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郑钧
等译1932年3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中坐者）出席日本的傀儡国家“满州国”的执政就任仪式。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站在溥仪右边。
200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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