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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安富
及
其对丧葬习俗的影响
东周秦汉时期的惧刑心理
玫瑰花简笔画 先秦时期是我国刑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刑不上大夫”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是当时法律的一个显
著特点。荀子云:“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
姓必以法数制之。”
①刑不上大夫，是因为春秋以前，社会教育属于官学，只有贵族士大夫才有权享受，所
以他们知礼仪，如果违礼，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加以制裁,《左传》中常见的所谓“君子曰：礼也”,“非礼也”就是这种制裁的反映。平民和奴隶无权受到教育，不知礼，就只有用刑罚来约束了。这种由教育而致法律上的特权，是先秦等级制度的一个明显标志。战国以降，旧的等级制全面崩溃，不仅教育由官学向
私学发展，而且随着专制政治的逐步确立，即使大夫犯法，有时也要受刑，西汉初年的韩信、彭越等就是例证。但是，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和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荀悦就说过:“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
乎。”
②这种思想，不仅与当时刑罚的内容、起源及受刑者的社会地位紧密关联，而且与普遍存在于士大夫们中间的惧刑心理互为因果。
从内容上看，先秦时期的刑，主要是肉刑。《国语・鲁语》:“刑五而已，无有隐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有刀锯，其次用钅赞笮；薄刑用鞭朴。”而当时的主要刑罚五刑，其内容又如何呢?《尚书・吕刑》云:“茴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为劓、耳刂、、黥”。郑康成曰:
“耳刂，断耳。劓，截鼻。，破阴。黥，谓羁黥人面。”《吕刑》又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这里的墨就是黥刑,《周礼・司刑》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宫，又叫淫刑、腐刑。《尚书・吕刑》注:“宫，淫刑，次死之刑也。”其法是男子割势，女子破阴或幽闭，类似于“”。大辟即割头。可见，无论是劓、耳刂、
、黥，还是墨、劓、留言板留言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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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①②《中鉴・政体》。
佳能微单《荀子・富国》。
宫、非刂、大辟，都是以结束生命或断损肢体来达到惩戒的目的。这种以肉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到西汉初年继续存在。史载:“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断左右止(趾)，笞杀之，袅其首，菹其骨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
谓之具五刑。韩信、彭越之属皆受此诛。”
①汉文帝时，肉刑才被正式废除。
以断肢体、刻肌肤来惩戒罪人，除原始的野蛮性外，主要其初仅施于异族或奴隶。吕思勉先生指出：肉刑原于兵争，初仅施诸异部族，后乃施及罪人和奴
隶。
②本族成员，非不得已不得杀戮。即使杀戮，亦仅见于战争之立威。关于此，钱钟书先生有详细考
证，兹不赘述。
③本族成员犯法，主要采取流放、鞭朴或罚金等形式，即所谓“流有五刑，鞭作官刑，金
作赎刑也。”
④东周时期，宗法制度开始崩溃，刑罚平等渐上日程。但贵族士大夫仍有相当特权。八议之辟，就是一例。《周礼・秋官・小司寇》:“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凡在八议之中，犯罪后不得随便逮捕，处罚亦不按法律规定进行。如《小司寇》云:“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即使有罪当罚，形式亦不同于寻常:“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则说:“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 ，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一般情况下，亲贵或士大夫有罪当死，都不采取杀戮方式，而是让其自决。晋惠公将杀里克，便派人对他说:“微子，则不及此。虽然，予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
闻命矣。”遂伏剑自杀。
⑤类似之事，史不绝书，如伍员、白起、扶苏之流。
两汉时期，君主为加强其专制统治，亲贵士大夫偶亦难免弃市之灾。但旧时遗风，依然存在。汉制,
贵族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须先请方得审问。
⑥孝惠帝时规定：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皇帝知名
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之。
⑦更重要的是，审问以后，法司也不能按照普通的司法程序加以断决，而须
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判刑。
⑧从士大夫方面来说，被公开地逮捕和审判也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耻辱。汉文帝时，丞相周勃被免职后归国，后有人告其谋反，被官吏逮系长安治狱。对此，贾谊极为愤慨不满，他上书文帝说:“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黥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束缚之，系 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城者，闻谴则白寇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驰，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扌卒抑而刑之也。”不难看出，贾谊认为贵族士大夫不能刑辱，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但同时也说明，把受刑作为一种莫大的耻辱，已是士大夫们一种普遍心理。
士大夫们对刑罚的恐惧，还在于刑人地位之低下。前面已经谈到，肉刑初仅施于异族或奴隶，故被施刑之本族成员亦被目为同类之人。刑人不仅地位低下，人自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礼记・祭礼》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门。”《曲礼》亦云:“刑人不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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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周秦汉时期的惧刑心理及其对丧葬习俗的影响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汉书・晁错传》,《贾捐之传》,《赵广汉传》。
《汉书・惠帝纪》。
《后汉书・百官志》,《反书・晁错传》,《郦吉传》,《萧望之传》等。《左传・僖公十年》。
《尚书・尧典》。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192页，中华书局1979。《吕思勉读史札记》第336—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汉书・刑法志》。
侧。”在公开的场合，国君与刑人接近或派刑人出使他国，都是违礼的行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君不近刑人，近刑人，则轻死道也。”《谷梁传》同年也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与这种为社会所不耻的人交往，对于极
重交友之道的士君子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往往惟恐避之不及。史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居卫，卫定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以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孔子深以为辱，喟然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
者也”!于是离卫至曹。
①不仅如此，即使未受刑之罪人，在世人眼中，也与刑人毫无二致。《公羊传・襄公四年》:“盗杀蔡侯申，杀君贱者穷诸人，此其称盗以杀何?贱乎贱者也。贱乎贱者孰谓?谓罪人也。”何休曰:“罪人者，未加刑也。”由于刑人形同粪土，不为社会所承认。所以《礼记・王制》说:“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弗遇之途，弗与言也。屏之四方，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士贵的特权和刑人的卑贱，对于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士君子来说，自然知道何去何从。作为社会良心和伦理道德的承担者，他们肩负天下，任重道远。无论是要匡世救国，还是荣宗耀祖，他们都必须作出高尚的表帅，所以深重自己的言行，所谓“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势不可对”，就是其典型写照。但是，人无完人，特别是封建专制政治之下，皇帝的言语就是法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使臣子遭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凡受刑之士，仍以为主辱，往往不能自容于世。商鞅变法于秦，太子犯法，商君无奈，黥其师公孙贾又劓其傅公子虔。公子虔愧于见人，八
年闭门不出。
②汉武帝时，太史公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腐刑，痛不欲生，在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悲愤地写道:“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以隐忍苟
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
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③东汉献帝时，尚书令苟向臣征求对肉刑的看法，许多人主张恢复,
阴阳合同少府孔融坚决反对，他说:“被刑之人，虑不生全，志在思死，类多超恶，莫复归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就是自古及今,“一离刀锯，没世不
齿”
④，已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儒家在其孝道中加进了这一内容。儒家之孝道特别重“敬”，要做到“敬”，最重要的是“不辱”，所谓“不辱”，其首要条件是“不亏财”和“不亏体”。亏财就是交纳赎刑罚金，亏体就是受刑蒙辱。两者合一就成为儒家“全体”思想的滥觞，即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在具体实践中，儒家将其发展到极至，即使偶然的不慎伤体，都被视为不孝的行为。《吕览・孝行》载:“东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门人问其故，答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体，不伤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
吾忘孝道，是以忧。’”西汉初年出现的《孝经》一书，则将此点作为孝道之始，其《开宗明义》篇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由惧刑而起的孝本思想，在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昭火先生在研究周至汉的首饰制度后指出:“总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故作纟丽巾冠弁衣裳带衤王等物，以护持之，勿使外露。凡露体者，皆变服也……迄于汉代，此风未替，故汉画像中除卑贱执事及乐舞之人，鲜有露体者。至六朝隋唐之雕刻画像，始有以露为美者,
盖西方艺术流风所及非中土之故也。”
⑤在丧葬习俗上，这种思想的影响也较为明显。首先，它对东周秦汉时期墓葬保护措施的兴起，特别是防盗技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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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文化论坛 1998・4
①②③④⑤曾昭火:《论周至汉的首饰制度》,《南京博物院集刊》第8辑。
《后汉书・孔融传》。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孔子列传》。
是厚葬的直接结果，东周至秦汉，厚葬之风如烈焰冲天，遍于各国。《吕览・孟冬纪》说当时“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麟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汉文帝也说:“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久丧
以破业。”
①在这种情况下，盗墓之风如影随形，紧步其后。《吕览・节丧》说当时的“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于是乎……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其利，相与分之。”在赵、中山一带，这种风气尤为盛行。《史记》《汉书》都说此地是“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向游戏，悲歌高亢，起则相椎剽，休则掘冢作奸巧治，多实物为倡优。”西汉初年，一些游侠也成了盗墓的主力。《史记・游侠列传》言轵人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故不可胜数”。盗墓不仅使墓葬遭到破坏，有损慈亲孝子之心，而且使尸体暴陈中野，形同戮尸，尤其令人难忍。故杨王孙云:
“或乃今日入葬而明日发，此其与暴尸中野何异!”
②暴尸中野，在当时属于刑罚的范畴。
古代立法在于警众，故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执行。《礼记・王制》云:“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朝，
与众弃之。”《汉书・刑法志》也说:“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由来者上矣。”“暴尸中野”属于刑之大者，从类型上看，与当时之辕和戮刑同类。
辕之初意，是裂其体以徇于人。《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杀子 而辕高渠弥。”疏云:“《周礼・条狼氏》：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辕。”《墨子・号令》云:“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者皆车裂。”吕思勉先生据此认为辕或起于军刑,③其情可信。此后该刑亦多见使用。《史记・商君列传》:“秦王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渑池，秦王车裂商君以徇。”《史记・苏秦列
传》亦云:“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
戮与辕相类，不同仅在于不残其尸。《周礼・司寇・掌戮》:“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国人犹知之，皆曰：崔子也。”可见，陈尸的目的就是要让众人知道，使其蒙辱。其实，戮字的本意也含有辱的意思，训作辱也，常与辱和刑字相
联。
④故《周礼・戮人》云:“戮犹辱也，既斩杀又辱之也。”
由于陈尸以戮属于刑罚，所以当时有报仇而仇人已死者，则发墓剖棺以陈其尸。《史记・伍子胥列传》
言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相吴，后吴伐楚,“及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然后已。”而当时之人,“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
出与师俱，上与君俱。”
⑤所以凡被掘冢者之亲友必尽力复仇以雪耻。《史记・田单传》载田单纵反间计于燕曰:“吾惧燕人掘城外冢墓, 先人，可谓寒心。”燕军果然中计，尽掘城外垅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出战，怒自十倍。”当时的社会，对掘墓者亦极痛恨。子胥掘平王冢后，申包胥就派人对他说:“子之报仇，其已甚乎……今至于辱死人，此其无道之极乎”。汉时为维护法之尊严，亦明令禁止盗墓。《淮南子・汜论训》曰:“天子悬官法曰：发墓者诛。”即使犯法之人，亦不能发墓以戮其尸，否则就要受惩。《后汉书・朱穆传》载:“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
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按验人,
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
由于厚葬不已，盗墓之风亦“上虽以威严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为了不使亲人遭陈尸中野之辱，人们在埋葬死者之时，加强了墓葬内的防盗措施。《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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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名①②③④⑤《管子・大匡》。
《广韵》。《吕思勉读史札记》第357页。《汉书・杨王孙传》。
《汉书・文帝纪》。
・孟冬纪》说当时的大墓是“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秦始皇在其墓中则“令将作弩矢，有所穿近者则射
之。”
①从考古发现看，墓葬防盗起于春秋中晚期，战国至秦汉有长足的发展，措施也日益先进。主要有在墓内积石、屯沙、积蚌壳，或用条石和卵石封固墓门，使盗墓者难掘或受到伤害。更有甚者，将墓室修在山中使其隐蔽难寻，以保万世平安。而采取防盗措施
者，多是大中型墓，更可见其与厚葬的联系。
②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提倡薄葬。在厚葬引发的盗墓使死者暴尸中野的悲惨结果发生以后，除加强墓葬的防盗措施以外，一些人便从根本上去寻盗墓产生和屡禁不止的原因。
他们发现引发盗墓的根本在于墓中有“可欲”的东西，如果使墓中“无可欲”，盗墓就会不禁自止。这种思想在春秋时期已见端倪。史载鲁季孙有丧，孔子吊之。“主人以
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
‘以宝玉收，譬之如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
虽然，以救过也。”
低碳生活的英语作文③孔子不惜违礼以救过，说明当时盗墓风气之盛，也为提倡薄葬之先声。以后《吕览》等都从这一角度加以论述。到了汉代，张释之便明确地提出了这点。《汉书・张释之传》云:“(释之)从上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顾胃臣曰:‘嗟呼!以北山为木郭，用纟宁絮陈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无石木郭，又何戚焉。’”汉武帝时，杨王孙的惊人之举，更道出了薄葬的奥秘所在。《汉书・杨王孙传》载:“将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尸，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他的决定遭到了儿子和友人的反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相以高，靡财殆敝，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人发，此其与暴尸中野何异?”春秋以来主张薄葬者不计其数，仅汉代有史可查者便有宋均、赵咨、卢植、马融等数十人。除矫正世俗，富国多财外，个人潜在的惧刑心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萧安富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谭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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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吕览・节丧》。
拙文《试论东周秦汉时期的基莽尸体保护问题》,《研究生论文选刊》第六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48辑)。《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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