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祖先的声音一中国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回祖先的声音一中国民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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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  青
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7期年终总结会议主持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就像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曾经用十二个字概括我们的非遗保护:“起步晚,速度快,成绩大,问题多。”起步晚是一个历史现实,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制定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韩国也在1956年制定了法律,在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更是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个口号叫做一心一意奔现代化,什么叫一心一意呢?就是除了现代化,啥也别想。那时候你要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人理你,因为大家一心一意要奔现代化,眼睛不往别处看。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欧洲用二三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应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也就是在我们创造了这个人类的奇迹之后,全社会(当然首先是由知识分了:开始),上到政府高层,下到普通民众,都在反思一个问题一一就是我们现代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的同时,我们丢失了什么?我过去曾做过一个比喻,我们一心一意现代化,拼命向前奔跑,但是快跑到终点的时候,气喘吁吁,突然发现爷爷奶奶放在我们贴身衣服里的祖传的宝贝,在跑的过程中丢掉了。
    丢了怎么办?要回祖先的遗产,包括祖先的声音!这几年非遗保护工作做得有声有。在非遗保护的开始,七八年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对绝大部分人来讲都是陌生的。但是通过这些年我们的宣传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前几年我们在农展馆办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盛况空前。当时我打车去农展馆,司机听说我去农展馆,就问是不是去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我当时大喜: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张口就说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我们这个工作的确是深入人心。为什么深入人心?因为它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符合老百姓的理想,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心理,就是我们希望现代化成功,但是们都不希望跑到现代化终点的时候,我们连中国人都不是了,忘记了自己的历史,甚至失去了中国人固有的从道德到审美习惯这一系列精神的东西。
环境描写的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我们在这几年里建立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第一类是口头文学、口头传说,其中第二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括哪些内容?联合国有明确、严谨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有非常严格的定义。我自己也曾经说过一个通俗的比喻:决定了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别国人的,除了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一切,几乎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我这个说法也过于笼统,昨天我听周和平馆长讲了三点,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个标准:第一条,它是人民的创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民的创造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人民大众的,是集体的创造。一般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讲出来
桃花源记通假字作者是谁,比如一首民歌的作者是谁。中国的民歌浩如烟海,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是谁作的,比如《三十里铺》,但绝大部分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条,它是人民口口相传。这个“口相传”一方面告诉我们,它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人对人、口对口、手对手,另一方面,这里还隐含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民歌或者传统技艺,是在人民的手口相传当中一代一代地淘汰、积累、精炼、升华、再创作。一首首的民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传唱,在变成一个众集体智慧结晶的同时,打磨成像钻石一样璀璨的民歌。可以这么说,民歌的创作就像海潮一样,每天潮起潮落,时间会把那些不够好的,不够优秀的,淘汰出去。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都是了不起的精髓。第三条,就是和普通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活在人民大众中间的。这一点也隐含着很多的意思,第一它是活着的,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最大的区别,它是活态传承。另外它不属于某一个人,它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整个民族的,或者是一个社的、一个领域的、一个行业的集体贡献。同时从古到今,它都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离开了它,这个生活就是乏味的,或者这个生活就不是我们原本的生活。
    具体到民歌来讲更是这样。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我们的民歌真是像海洋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数得出来中国有多少民歌。它像天上的繁星,用佛经里的一句话叫做“恒河沙数”。为了研究,学者们也有自己的分类,但是对中国民歌的分类至今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体系。最简单的分类,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民歌。但这么分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各个民族的民歌都
很丰富,种类繁多,需要细分。比如其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我前些年到印度去,非常震撼。回来的路上忽然想到,我这二十几天在印度到了很多地方,居然没有看到一个印度妇女是穿着现代超短裙之类的。我看到所有的印度妇女几乎都是穿着纱丽。我没有到他们的金融街,也许银行里白领穿西服裙,但是在大街上和我们接触的都穿着民族服装。那时候我想到,我们汉民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但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而非遗保护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唤起我们文化自觉,重新唤起我们整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尊和自豪。
    二、民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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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地来讲,民歌也叫“谣”,“民谣”,最简单讲,就是来自底层老百姓的歌声。从历史上看,据说在周代就有一个风俗“采风”。我们音乐工作者现在到田野去录音,也叫采风。采风这个制度,是历代中国文人的一个理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体恤民情,了解民情,了解众的想法。据说有个官员拿一个木铎到乡下去,木铎一摇,老百姓们就蜂拥而至,然后就提意见,比如医保怎么样,比如房子的拆建问题,于是官员这些问题记下来,回去汇报。民歌还有一个词叫“风”,刮风的“风”,诗经里“风雅颂”这个“风”就是民歌。像白居易等文人都从民歌当中学习了很多东西。近代,在延安解放区也曾成立了一个民歌研究会。明代有个冯梦龙说过一句话,他说“世间但有假诗文,但无假山歌”。为什么?他解释说“山歌不与诗文争名,不屑假。”山歌创作过程当中,不是为了名利,所以不屑假,我要唱我自己的感情,我干吗要做假?所有的民歌最开始的时候,是唱给谁的?是唱给自己的,顶多是唱给自己爱的
那个人,再往前推一点,可能是唱给天地的,民歌就是这么创作出来的。我今天失恋了,我难受,我在山上放羊,我就想起了我的二妹子,我难受怎么办?我张口就唱,唱出我的心情,那时候我唱给谁听呢?我希望二妹子听,但是二妹子在山那边,我唱给自己听。老百姓有句话叫“女愁哭,男愁唱”,说女的一发愁就哭,男的一愁就唱,其实不尽然,男女愁了都唱。这个歌声本是心上流,它是从心里滴出来的。所以冯梦龙敢说它“不屑假”,他清清楚楚地划分了民歌创作和文学创作最大的区别。文人考科举是为了名利,写文章写诗很多事为了直抒胸臆,但是文人和农民还不一样,他总希望起码要有一些人赏识,真像黛玉一样把自己的词一把火烧了,这样的太少,大部分文人还是希望能得到认可。农民没有这些想法,唱山歌的人没有这些想法。所以民歌的创作真正是中国古人讲的音乐的起源“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就是你的感情在你心里头激荡,怎么办?“故长言之”,长言还不行怎么办?就是歌咏,就要唱,光唱还不行,就“歌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面关键的词是“情动于衷”,没有感情创作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为了名利,为了各种目的创作的东西,第一不可能感人。你自己都没有感动,怎么感动别人?第二更不可能流传,精品可不是我们花一笔钱,组织一批人住在高级宾馆里搞出来的,因为这违背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民歌能够流传到今天,它真的是人民大众的感情的积淀和升华。
    刚才讲民歌的分类,汉族有种分类叫彩区,有划七个的,有划八个的,有划九个的。彩区也好,用民族分类也好,无非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老百姓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在哪个彩区的,难过了就唱,高兴了也唱,但是高兴时候唱出来的歌和你难过的时候唱出来的歌,它的文化价值是不同的。就
像悲剧和喜剧一样,悲剧的文化价值一般来讲都要高于喜剧。民歌里最好听的歌是什么?好的民歌都是表现“爱别离”苦的。西方音乐家说过一句话,说一个青年人可以因为他失去了爱人而歌唱,但是一个守财奴不可能因为他失去了金钱而歌唱。这句话很精彩,古今中外最感人的歌都是表现这样一种爱的情绪。
    中国民歌,东西南北完全不同,很多非常优美动听,南方的田歌、薅草歌很委婉,也很好听,音调婉约清丽,但是和陕北民歌比如信天游比起来,它缺少那种嘹亮、那种悠远、那种豪放。陕北民歌的嘹亮、豪放,它的音调之美,它的感情之真挚,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考虑到没有,陕北民歌之所以流行,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关。当年共产党是从陕北走出来,走向全中国。同时,一些陕北的民歌也跟着革命大军走出来,走向全中国,像《东方红》。除了《东方红》,还有一些歌。我记得,我当年在东北插队,忽然有一天从广播里听到一首歌,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新歌,那么好听,那么让人激动:“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呦,摆上了桌……”。我现在一到陕北吃油糕就想起那首歌。陕北民歌有它本身的特点。一般陕北民歌比如信天游就是上下两句,旋律不是很复杂,但是极其优美。更重要的是,陕北民歌产生在黄土高坡,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歌好听?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民歌恰似穷乡好》,越穷的地方民歌越好听。这是我发现的一个规律,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大致如此。为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陕北、山西和河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过去民歌有一句“河曲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跑口外,
女人挖野菜。”这样一种生活,就造就了这个地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部分男人一年到头,把麦子种下了,就要外出打工,造成了女人在家孤苦伶仃,挖野菜度日,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回来。那时候又没手机,也没法打电话,通信你都不知道写到哪去,就是能通信,有没有邮票钱都不知道。男人一走,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所以表现思念的歌非常感人。讲思念,过去有一首歌,“山在水在(亲亲呦)石头在,人家都在(亲亲啊)你不在。”如此简单的歌词,蕴含着如此深沉的力量!我第一次听这歌就流了眼泪。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文人写不出这词来。民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生当中喜怒哀乐的最精华、最精彩的一次喷发。他可能唱出来了,无意中被别人听到了,好听,同时他的感情感染了别人,你也唱,我也唱,传来传去。我觉得西北那种穷乡僻壤地方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富庶地区的人对爱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当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大。但是从民歌反映出来的陕北人怎么恋爱?  “咱俩人相好一对对,铡草刀割头不后悔。”还有更厉害的:“腰里别着镰刀手里提着锹,哥哥拼着性命也得跟你好。”这哪里是谈恋爱,简直是农民起义嘛!还有《兰花花》,把一个女人的爱情唱的催人泪下,越琢磨越有味道。但是富裕地方的人就不太一样了,有钱了以后,感情不一样,大家最熟悉的江南《茉莉花》,“我有心掐一个花戴,又怕哥哥骂”,这跟“腰里别着镰刀手里提着锹,拼着性命也要跟你好”相差太多。为啥呢?有钱了,顾虑就多了,他跟她都有很多顾虑好考虑,不会像这种穷乡僻壤的人,啥也不想,全身心地投入。
    三、民歌面临的情况
    民歌保护现在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太大了。第一是时代变了,很多传统民歌没有人唱了。首先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有一种最简单的分类,三大类:劳动号子、山歌、小曲。山歌包括我刚才讲的《信天游》、《爬山调》,小调指的是《茉莉花》这些小调。其中劳动号了这一类的民歌损失的最多。原因很简单,生产方式变了。比如我刚才讲的《薅草歌》,现在不薅草了,现在撒农药。《插秧歌》,现在不人工插秧了,机器插秧。号子过去分很多种,比如运输类的船工号子非常动听,非常丰富多样。拿长江号子来讲,上游、中游、下游有所不同。有上水号了,下水号子,闯滩号子,不同的号子是应对他所面临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形式的。而现在都是轮船,怎么唱号子?船工号子的消亡是无可奈何的。过去东北有森林号子,用这种劳动歌声来指挥大家共同动作。但是现在伐木工人都是电锯,全是机械马达的轰鸣。渔民号子也没有了,过去打鱼撒网,现在也是机动的船。连牧歌都没有了,过去骑着马放牧唱牧歌,现在内蒙古的青年牧民都是骑雅马哈摩托,大功率的,这怎么唱?所以生产方式的改变,造成这一类民歌的无可奈何的消失。
    其次是生活方式、恋爱观的改变。恋爱观一变,爱情的歌还那么唱吗?不可能了。过去那种感觉没有了。从前交通不方便,“哥在那个山上妹在沟,咱们见不上面就招一招手”,地形复杂严峻,招招手,还怕别人看见。现在手机一拨,“一一老地方见啊”。爱情观变了,山歌也就变了。与生产方式不太相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渐进的。这就是科学与艺术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科学技术进步,是对以前技术全面的否定,毫不留情的否定。彩电出来了,黑白电视机就没人要了;数码相机出来了,胶片厂
就关门了。但是文化艺术不一样,它不能全面淘汰,它也不能替代,后来出现的艺术再好,也不能够替代、取代先前的,新小说再好,《红楼梦》仍然有崇高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保护方式是多样的,其中有一种保护方式就是趁着它还有,用各种手段记录下来,用照相录音保留下来,让后代知道它的存在。这是一种博物馆式的保护,也是无可奈何的。而大多数情况下,现在有很多民歌属性已经没有了,而是变成了一种表演。所有音乐学院都在教、都在唱《赶牲灵》、《三十里铺》,而学声乐的,不管你是不是陕北人,都要学。民歌作为艺术品更多的是发挥它的艺术功能、作品的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如何让它不失去民歌原来的本质和特,不要在我们使它舞台化甚至商业化的过程当中,对它造成歪曲。有的歪曲是由于无知,是由于对民间文化缺乏了解,而有的是为了商业目的,有意的歪曲,后一种更不能要。当然无意的歪曲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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