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没有给予正确的认识。在其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甚至经历了从对传统文化任意贬低到彻底否定再到破坏践踏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倘若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个健壮的母体,就免不了会表现出营养不良和彷徨无依的症状。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弘扬民族精神”的习惯提法变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新提法。增加“培育”两个字可谓大有深意,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民族精神,不等于说二者是一回事,而是说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的本质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广博深厚,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贵和执中、顺时承变的实践理念,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报国忧民、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操,团结御侮、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以德为基、以人为本、厚生利物、明分乐的处世哲学,重文尚贤、乐善好施、直道而行、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讲信修睦、尊老、谦恭礼让、洁身自好的伦常操守等等。其他还有讲求神韵妙味,重视社会功效的审美观念,追求稳健务实,推崇精微变化的思维取向等等。可以看出,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而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则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容如此丰富,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讲。我想着重从“爱国重土”、“明礼修德”、“贵和执中”、“自强不息”四个方面来对谈一谈我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爱国重土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首先,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尊亲敬祖”的古老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敬宗拜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和辛勤哺育自己的亲人的眷恋、感恩,是人类最自然、最纯真的感情活动。中华民族因为很早就进入了生活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所以家乡观念和血亲意识十分牢固。中国人的“国”的观念与“家”的观念紧密相联,而“家”与“祖”又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爱国、爱乡、爱家、尊亲、敬祖等观念层层相扣,通过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里社制度等组织形式胶着在一起,在历史上稳定地发挥着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其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与崇敬与情。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激起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歌咏赞颂,令无数的英雄豪杰心醉神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同志的诗句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这种爱国情怀。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是天下之中,为上天所赐最美最善之地,视周围地方都远远不及中原沃土。我们的先辈在军事上主要采取守卫和防御的态势,推崇固边,贬斥扩张。一些所谓的“有为”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忽必烈等发动侵略战争,在历史上都遭到否定性
的评价。大家都熟悉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是谴责唐玄宗的“开边”政策的。中国历史上受到后人推崇和喜爱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是像西方的恺撒、亚历山大、汉拔尼、拿破仑那样靠率领大军远征异国而“功垂史册”的。中国历史上更没有像西方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1096——1270)那样长达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规模侵略行为。相反,中国对异族对边境的骚扰和掠夺常常主动采取和柔的政策来息事宁人。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再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自豪感。中国人以“以夏变夷”而骄傲,反对“以夷变夏”。孔子欲居九夷,子路反对,认为夷族人“陋”,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唐代文豪刘禹锡《陋室铭》的“陋”字就出典于此)中国人以文
化认同视为民族认同的首要条件,而对血缘的差异不太在意。孟子明确地说舜是“东夷人也”,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舜的崇敬。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太宗李世民的祖上是少数民族,即使这是事实,我们谁会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大家知道,唐朝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日本人、朝鲜人)在朝中做官,明清两朝都任用了来华传教士担任官职(著名的如汤若望和南怀仁,主要是负责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事务,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有这样宽阔的襟怀,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对本民族文化十分自信。这种心态,直到1840年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变化。在民族认同上重文化因素轻血缘关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幅员愈广、人口愈盛的重要原因。电脑单机游戏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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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中心地区的向往之情和对民族团结统一的珍惜之情。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更新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我国各民族都无限热爱自己的家园,向往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中原。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繁衍生息,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各民族通过族体上的相互包容和吸纳,通过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哺育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质和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我国曾多次出现分裂和冲突的局面,但人心始终向往统一,向往团结。以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以各民族和睦相处为盛世景象,以各民族相互争斗为衰世征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共识。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史上,虽然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挑唆利诱、威胁恫吓,但各民族始终坚持维护团结统一的大局,为了捍卫边疆领土的完整不惜流血牺牲,最终粉碎了外来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无数次阴谋和挑衅,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中国各族人民,就这样在开发和建设中华热土这块共同的家园的实践中,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在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崇礼修德
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义之邦”,崇尚礼仪、讲求道德,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追求人格品行
的高尚境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的基本精神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伦理的彩。中华的伦理文化源远流长,从其表现上可以概括为“礼义”二字。义者宜也,也就是言行适当;礼者履也,也就是言行符合规范,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要求上各有侧重。礼侧重于要求言行的形式合规中矩,义侧重于要求言行的内容正确恰当。我们的先民认为,礼义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学礼,无以立。”“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类似的前贤教诲数不胜数。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讲求“礼节”、“礼貌”、“礼让”、“礼敬”。人们传颂战国时期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等故事,就是因为他们的言行合乎礼义的要求。中国人素来提倡家庭和睦,朋友坦诚,尊老,扶贫济困等良好的社会风气,称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亲不如近邻”等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无不表现出中国人宽容忠厚,谦恭善良,彬彬有礼的文明修养。网店怎么开
“礼义”是人品质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的根据是“仁”。“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旗帜,是各种道德观念中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高的大德,是世人应普遍遵循的德性标准。孔子2500多年前创立的“仁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源地之一。“仁”的出发点是“爱人”。“仁者爱人”的内在根据是人与人是同类。孔子曾说:“鸟兽不可与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说:“言所当与同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人只有生活在人中才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为人自身的生活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从“仁四个字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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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基本要求
出发,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条件,可以派生出忠、敬、孝、友、节、义、廉、耻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仁”的本质是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善待同类,共建和谐社会。孔子依据“仁”的精神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道理,传到西方后,被尊奉为人类行为的“黄金法则”。“仁”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仁的精神的感召下,心忧他人,乐善不倦,胸怀天下,志济苍生,爱岗敬业,奉公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则闪光的名言则体现了中华道德观的最高境界,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崇礼修德的精神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理性观念乃至情感表现各个方面积淀成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构成素质,其中有许多珍品值得我们去爱护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思想道德建设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注重让道德观念伦常化、实践化,把它融合到家庭、学校、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渗透进大众的日常意识和信念当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和信条。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法,把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协调、国家的管理同天下的安危,世道的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熟悉和信奉的日常意识和行为准则,这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贵和执中
中国人自古就特别强调“和”,以和为贵;也特别重视“中”,讲究中道。中和融通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思想方法,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基本精神之一。
所谓“和”,是指不同事物的合和、和谐、统一,对立面的相济相成,既同且异,共聚一体,相资相长。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我身与心的和谐。《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主张,《老子》中赞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自然美,《孙子兵法》中说“上下同欲者胜”,《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当作事业成败的关键,《庄子》内篇的《齐物论》和外篇的《寓言》中都提到“和之以天倪”或“和以天倪”(“天倪”指万物的分际。“和之以天倪”就是用“和”的办法来消除世界上的差别。庄子说“天倪”就是“天均”。“天均”的意思是天地的运行就像陶均的转动,始终相续,没有端倪。《庄子》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在中国今存的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传》中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倡导至高无上的和谐,达到最好的秩序与和谐状态,两汉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把“和”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人世代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矛盾和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天人合一”、“家庭和睦”、人与人“亲和”、民族“协和”、国与国“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中国的先哲们对“和”的概念有独特的见解,主张“和而不同”。西周末年的史官——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比如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杂合而生百物,
把完全相同的物质放在一起就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他主张不同事物的交融,不同意见的兼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异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认为“和”就像五味调和才能生出美味,如果只是水里加水,则单一寡淡,无人愿食,又像八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如果琴瑟只一个音调,无人愿听。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把“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应具备和品德。这种“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贵和”观念,往往是与“执中”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论语·尧曰》开篇记载先圣尧传给舜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允执厥中”,舜又将此言传给禹。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篇首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这里所谓的“中”,第一层意思是“忠”或“衷”,是内心的忠诚、忠实,第二层意思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怎么办是言行得体,方法得当,为人处事要掌握好一个度,无过无不及、不偏不依,恰到好处。这两层意思相互关联,缺一不可。首先是忠诚,说真心话,办真实事,作实在人;其次是执中,执经用权,讲究分寸,顾全大局,把握好“度”。这个度,说到底就是一个“德”字。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主张以中庸的方法来推行“德治”,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凡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合和。而“中”是以“德”为标准的,“德”又是以“礼”、“仁”为原则的。如果为和而和,背离了标准和原则,那也是不行的。孟子继承孔子、子思的“中”的观念,进一步
指明“执中”不是“执一”,他认为“中”是根据“道”的原则,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到使“道”得到正确体现和运用的办法和路线。他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又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实践的指南,而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为了“执中”而“执中”,那还是“执一”。“所恶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易经》上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古代贤哲很早就意识到“道”是“一”和“多”的辩证统一。“中”就是对这种统一性的概括。
“致中和”之所以被先哲们称道为“大本”、“达道”,是因为“中”与“和”的结合,既能协调差异,又能使之适度规范进行,它既表现为宁静、和谐、共存,又表现为运动、互溶、化生。“中”是万物自然存在的均衡状态,“和”是万物运动中的和谐状态,以“中”为度,以“和”为归,这两者辩证的统一,可以推动事物在相资相争中推陈出新。贵和执中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喜爱、希望、喜欢太平盛世的心理追求,也表现了中国人做事不失常理、处处讲原则的性格特征。正所谓“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棉里藏针”。
四、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种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
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物载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为所以为作也。”无论周文王、孔夫子,还是屈原、左丘明、孙膑与韩非子等等,他们都是身处逆境,仍然矢志不移,苦心钻研,辛勤耕耘,才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而司马迁本人,也是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发愤修志,继孔子《春秋》而作《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千古流传。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坚持正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高尚气节,惊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信奉“士可杀不可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敬奉忠义伟岸的“武圣人”关公,讴歌刚正不阿的黑面铁包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愤发、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多难兴邦的阳刚之气。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表现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革》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精神,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促进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创造出悠久灿烂的文化。
这四大精神无一不是人类社会长期总结的瑰宝,更是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的源泉。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要提倡和发展的优良精神。可是长期以来,如斯的国学理念在现实社会所遭受的挫折比比皆是。以至于现在提出“国学复兴“而遭受很多非议。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众人认为“国学”在目前其实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过去的各种运动给大家留下了太多阴影,认为传统的东西对现实社会不可能也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大家没有兴致去了解,去学习;同时,推动“国学复苏”升温的动力也不足,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国学”提高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却无法解决人人必须面临的衣、食、住、行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之间的博弈完全因为大家并不了解我们优秀的文化,优秀的精神,没有了解到国学的实质。我们现在国学读本,为什么叫国学?台湾直到现在还叫“国学”读本,它不叫“语文”读本。当然了,我们说的“语文”是“语言和文学”,可是我们不可以叫“文学”,叫它“文化”不是很好吗?“语言与文化”这也是可以的。语文读本不能成为人生课本的时候,那它的意义就落到第二去了。文化的作用,我们过去看得太轻了,甚至有一度非常浅薄地把文化只当作为经济发展搭台唱戏的配角,这是不对的。文化,实际上它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动力。我们要想经济发展,那最终的动力实际上到最后仍然是文化。过去呢,我们认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但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化和经济是什么关系呀?它不是经济的配角,经济发展了是为了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升华同样是为了人,经济的发展是直接作用于人,文化的发展也是直接作用于人,不过这个作用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有的时候看起来,
作用的方向不一样,作用的渠道不一样。经济发展了,我们的好衣服穿到身上就行了,可是文化的发展要靠学,那就麻烦一点,如此而已,就这么一点差别。
如何学习文化是另一个重点,我们安徽有个有一位大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乡贤,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先生,曾经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在《哲学史大纲》里讨论孔子学说时,他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因为胡适当时在美国留学,当时正在学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最重知识论,所以他这样理解“学”,一点也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不幸得很,他把西方对“学”的理解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哲学史里面,那可就出了大乱子了。当时中国另外有一位也是家喻户晓的大学问家梁启超,看到胡适的这句话,立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论语》的头一个字说的是“学”。到底是学个什么?怎么个学法?胡先生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我读了这段话,对于胡先生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说颜回好学,还下了一个注脚,是“不迁怒不贰过”。我们在《易传》、《论语》、《庄子》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却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三月不违仁”,是“不改其乐”,是“无伐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问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孔子却怎说“未闻好学”呢?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
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种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论语》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孔子屡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有时亦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字正是“学”字切训,可以说为便是学,学便是为。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多闻多见,知之次也”,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孔门论学问,把他放在第二位。
读书、做人这两点,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学”,而且做人他排在第一位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排到第二位。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略略地窥见孔夫子的伟大,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不要把文化看得太神秘。没有读过书的人,可以有文化;读过书的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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