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炯戒
清代官经，最上⼼法是“多磕头，少说话”。所谓少说话，是连奉承话也不要胡乱多讲，因为⼈主和平民⼀样，也每⽤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马屁想象为拍⼈家的脑袋，便知当慎之⼜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亲的陵寝，路过河南。时在河南做官的胡缵宗写了⼀⾸迎驾的颂诗，若⼲年后被⼈告发，⼏乎兴成⼤狱。这⾸诗的最后⼀句，是“湘⽵英皇泪不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来恭维嘉靖。但胡瓒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苍梧之野，就没回来呀，嘉靖说他诅咒，难道冤枉他了吗？
实名认证在哪 胡瓒宗也算是有些学问的⼈，稍⼀马虎，换来四⼗⼤板，寻常的顺民，当知戒惕。写颂诗谀⽂，实有风险，应该留给有学问的⼈去做。雍正时的⼤官邹汝鲁，写《河清颂》，⽤了《尚书》⾥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乎杀掉邹汝鲁，逼得他只好承认“⾂实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那时不像现在，学者谀时颂圣，出了纰漏，顶多⼤家笑⼀场，古代⼈际关系紧密，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横飞之虞。
怎么做灯笼简单又漂亮 那么，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两难呢？⼀⽅⾯，要尽量把教育限制为训练；另⼀⽅⾯，⼜需要顺民的表态。我想，古⼈有⾃⼰的解决之道，便是强调社会分⼯，或叫“本分”。⼈们各依⾝份，⽤各⾃的⽅式表达恭顺。识字不多的⼈，本分是望尘舞拜，⾄于写诗弄⽂，最好想也不要想。
写给老师最暖心短句 王肇基是直⾪平乡县⼈，念过两本书，做过⼏种杂役，后来带着母亲和妻⼦，流寓在⼭西介休，⽣计⽆
着，很是愁闷。乾隆⼗六年，他⽣出个主意，到衙门献了⼀⾸恭颂皇太后万寿的诗联，不想惹下⼤祸。他这⾸诗做得俚鄙不堪，也还罢了，后⾯⼜附了些话，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下在狱⾥。
可怜王肇基，⽼⽼实实地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字讪谤？实是我⼀腔忠⼼，要求皇帝⽤我，故将此⼼⾥想着的事，写成⼀篇，来呈献的。⾄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乾隆下谕严审王肇基，原是以为他和另⼀个要案有⽠葛。审来审去，并⽆别情，不过是⼀个⾚胆忠⼼的愚民，乾隆便失去了兴趣。那么，对这样⼀个⼈，如何处分呢？
⽂字狱，并不只冲着⽂⼈。乾隆年间的⽂字狱，罹祸者中间，有算命的，卖药的，种菜的，抬轿的，开酒馆的，开裱褙店的，还有五个和尚，⼗多个疯汉，这些⼈，在案件中占的⽐例还很不⼩。下层平民总数虽多，其中产⽣的诗⽂却极少，和⽂⼈相⽐，千不及⼀；虽然⽆法做精确的计算，⼤致可以推知，他们弄诗做⽂的风险，实较⽂⼈为⾼。
但有时候，对主上的感激涕零之⼼，难以遏⽌，要有额外的表达，才能尽兴。王肇基案的两年之后，有江西⼈刘震宇，写了⼀本《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并献上他⾃⼰想出来的缉捕逆犯的⽅略，被定为妄议国家定制，处斩。⼀年后，福建⼈李冠春投献“济时⼗策”，处斩。⼜⼀年后，⼭东杨淮震献《霹雳⼗策》，被⾰去⽣员，杖责四⼗。⼜⼀年后，直⾪⼈刘德照写了篇风⽔论⽂，原想到京师献上，
半路被捕，凌迟处死。乾隆南巡，浙江⼈林志功献词，被流放⿊龙江；章知邺献诗册，先是充军，后⼜处死。
纪晓岚去福建主持考试，那⾥有⼀个⽼童⽣叫邓⽂亮，做了⼀篇《戒淫说》，及若⼲以天下为⼰任的⽂字，呈递给纪晓岚，后得死罪。⼜有安徽武⽣李超海，写了本《武⽣⽴品集》呈献学⾂衙门，斩⽴决。直⾪⼈王上献媚书，反被处死；智天豹献《本朝万年书》，要“见得本朝国运⽐周朝⼋百年更为长久”，结果“从宽斩决”；等等。
手机总是闪退是什么原因 这些⼈纷纷献颂，有的是仰邀恩典，有的只是⼀腔忠诚之意，憋得难受，恨不得剖⼼以⽰。⽐如王珣，家⾥旧藏有⼀副对联，“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不过是俗句⼦，偏他便想出，“这清字，就是⼤兴⼤清国的意思”，⾄于孝友，“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总之，这副对联⾃⼰是不能⽤了，得献给皇帝御⽤。这样的好⼈，皇帝怎么会舍得处死呢？阿切尔比
也没什么舍不得的，此之谓清理顺民队伍。看来古代教育，还是有不发达之处，特别是造就了⼀些半通不通之⼈，⼀举⼀动，往往不得体。理想的状况，是或者全通，或者⼀窍不通，
各不逾矩才好。我们现在讲究公民教育，古代也本应另有⼀种顺民教育，普及到⼈。不要以为做顺民只要缴税和磕头；如要做得好，还需特别的训练，只念念三百千是不够的。
说回到王肇基。⼭西巡抚在折⼦⾥说他像是疯癫之⼈，不知有⽆帮他脱罪之意。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疯⼈⽽已。”似觉⽆趣。此案发于⼋⽉初九，⾄九⽉初三，王肇基被押⾄省城街头，当众杖毙，“俾愚众知所炯戒”。十二星座的公主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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