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亲身经历谈改革开放40年
从个人亲身经历谈改革开放40年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了迎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央已经决定要开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笔者也凑了个热闹，连续写了《改革开放4０年—集体主义的衰落与个人主义的兴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滚滚政治风雷(上、下)》等文章。文章发出后，出乎笔者的意料，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许多读者纷纷留言，或肯定，或反对，或商榷，令笔者受益匪浅。也有一部分读者，因为立场观点不同，对笔者进行谩骂、人身攻击。有的读者猜测笔者的家庭出身、现在的职业，追问笔者为啥这么起劲地为改革开放叫好?是啊，我为啥这么起劲地为改革开放叫好?一个人的出身、经历、接受的教育、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的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笔者借此机会，把个人的心路历程梳理一下，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答复，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在正式写之前，把笔者写的自传发出来，游戏笔墨，供君一笑: 逆行斋主小传逆行斋主者，辽西人氏，生于偏远山村，长于海滨城市，耕读传家，礼义为本。自幼喜读诗书，最爱忠臣孝子。及成，于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多有涉猎，专则不精，博而不广。所思皆拔于流俗，行事常出人意表；身居陋室而胸怀天下，手无一文却畅谈古今。三十未立，四十犹惑，五十不知天命。时人多侧目，冷眼嗤笑，仍不思悔改，愚鲁迟钝若此，故曰逆行。闲话
本机ip查询>豆角的做法说完，现在言归正传。笔者出身辽宁省西部一个贫困地区，曾是全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现在也不算富裕。据父母讲，祖上辈辈都是贫民，属于典型的“根红苗正”。笔者出生于１966年，恰逢刚开始，所以可以说是“”的产物。等到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到中后期了，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
时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我们家所在的生产小队是二队，在大队八个小队中属于中等偏上的
水平，大概在前三、四名的样子。当时实行的公社社员工分制，一个劳动力到生产队出工一天记多少分。到了年底，把生产队一年的收入(主要是粮食，外加很少的副业收入)和一年全队所有劳力的工分总和进行相除，就算出一个劳动日值多
少钱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队基本在一天值2角钱上下浮动，最好的一年一天4角，最差的一年一天2分。因为当时一盒火柴2分钱，所以大人们开玩笑说，干一天活，挣一盒火柴钱。有一年一生产小队日值８角钱，可把我们二队人羡慕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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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的文章说，人民公社的时候，社员一年到头给队里干活，不仅挣不到钱，还得倒搭。这话不全面。当时农村采取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社员挣工分，队里按人口分口粮，也就是社员用自己的工分买口粮。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劳力、好劳力多，小孩、老人少，那么这个家庭挣的工分就多，除了扣去口粮款外，还能分到一些钱。相反，如果一个家庭男劳力、好劳力少，小孩、老人多，那么这个家庭挣的
工分就少。挣的工分不够口粮款，就得把差额的部分给队里补上，这就是所谓的“倒搭钱”。当时我们那片，一般一个男劳力一天10分，女劳力8分，半大劳力5、6分。一个好劳力，一年能挣３00０多分，
妇女2500来分，半大孩子1600来分。一个好劳力一年挣的工分，大概可以抵得上２到2．5人的口粮款。也就是说，一个好劳力除了自己之外可以养活1到１.５个人。现在有网友说那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养活七八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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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了解情况。所说的养活，也就是勉强能吃饱，吃好、吃的营养想都别想。辽西地区主产玉米、高粱，所以我们那里的主食一年到头就是玉米饼子、高粱米饭。也就是过年期间，生产队每人分2斤白面,1斤大米，年三十吃顿年夜饭，正月初一吃顿饺子，也就不剩啥了。笔者从小到大吃的够够的，就是到了现在，有时去饭店，朋友说，点点玉米饼子吧，刚下来的。笔者都说，你们吃玉米饼子吧，我吃够了，来盘饺子。主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吃的没有油水。那时别说豆油、拉油，就连猪大油都没多少。好的年景，过年时杀一口猪，猪肉大半卖了，少半腌制起来，可以吃到六七月份。把猪的生油熬制成熟油，放到罐子里，这就是一年全家人的食用油了。不好的年景，养不起猪，过年时到集上买几斤肉，不出两月就吃完了，只好一年到头不见荤腥。有一回，看到一个网友言辞振振地说，那个时候没有地沟油。笔者不禁哑然失笑，别说地沟油了，啥油都没有。要是有地沟油，老百姓抢都抢光了。
在辽西农村，最难过的是春天三、四、五几个月。那时冬天储存的土豆、地瓜、白菜、萝卜基本都吃光了，新的蔬菜还没下来。每天就是咸菜条就玉米饼子，真是很难下咽。笔者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问我，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说，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那时生产队还有一项任务，交老师的歌词
公粮。这个“交公粮”可不是现在网上流行的意思（坏笑)，是把打下来的粮食交给国家，不少那个时候的小说、电影都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个时候的粮食政策是“统购统销”，每个生产队根据土地面积、肥沃程度，公社定一个指标，我们队基本是每年8万斤。向国家交公粮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有时执行起来操作不好，就容易出事。当时是计划经济，每年初中央召开计划会，各省上报当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比如钢铁、煤炭、粮食、棉花等。当然这个指标也是由公社、县、地区层层报上来的。左倾思潮在中国一直很有市场，表现在经济工作上，就是各项指标都要逐年递增，谁增加的少了，谁就是“右倾”，那可是大问题了。记得一本小说，写一个省委书记，在计划会上，看别的省份各项经济指标都订的很高，他也不甘落后，不敢落后，一个晚上修改了五次。这就是历史的“”。这股风，到现在也没刹住。君不见，各省的GDP加起来，比中央的高出一大块。今年好点，各省开始挤水分，下调GＤP指标，辽宁更是一下子整到负数。后来，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一线的中央领导人觉得这样下去，中国
的经济肯定受不了，决定把这些浮夸的指标往下调，力求符合实际一些。这就是历史上的“反冒进”。后来的事，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反冒进”被批判,“反反冒进”。农业和工业、商业有很大不同的一点在于，农业就是靠天吃饭，偶然性很大。上一年大丰收，也许下一年就颗粒无收。不像工业，不管咋样还有规律可循。问题在于，指标都是年初参照上一年的数字订的，如果中间遇到旱涝灾害，到了秋天就有可能大幅度减产或颗粒无收。如果政治环境宽松，基层官员敢于反应实际情况，上面也会调整指
标。问题在于在“反反冒进”、反“右倾”的大帽子下，没有几个公社书记、县委书记敢于如实报告，上面也不了解具体情况，仍按原计划征收公粮，这就造成了灾荒。所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笔者出生的时候，的狂热已经基本过去，农业生产也开始恢复。所以在笔者身边没看到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但在闲聊的时候，笔者的母亲说，前三胎都没保住，生下来就死了，当时也没条件请医生看，估计是大人营养不良，胎儿发育不好，抵抗力不行。那时农村人最大的希望就是离开农村，变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我们叫“吃大本”。路遥的电影《人生》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可当时高考还没恢复，你就是学习再好，高中9年级一毕业就得回到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提干。就这样，笔者一直农村待着，上小学，读初中，进高中。19８3年(那时已经恢复高考了），笔者考进了大学，来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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