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后，代理律师追忆被灭门的普方家庭事件
尘埃啥意思19年后，代理律师追忆被灭门的普⽅家庭事件
编者按：
看上去，这像是个以德报怨的故事。
19年前，德国籍⾼管普⽅先⽣⼀家四⼝在中国南京被四名来⾃农村的⽆业青年在⼊室盗窃时杀害。他的岳⽗母给中国法官写了⼀封信说：“我们希望法官不要判处他们死刑……”此举后来被解读，是家属对杀⼈凶⼿的宽恕。
普⽅⼀家的代理律师邵万雷先⽣最近撰写了⼀篇回忆⽂章，披露了这桩案件更多的细节。其实，两位⽼⼈当时要求凶⼿免予死刑，只是基于⾃⼰坚守的信仰。死者家⼈并不能理解，四个中国年轻⼈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的勾当。
另⼀⽅⾯，这桩惨案也触动了普⽅的⼀朋友，他们事后成⽴了⼀个基⾦会，⽤以促进对中国贫困⼉童的教育，避免悲剧重演。普⽅基⾦会的官⽹写道，基⾦会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犯罪的⼟壤。
图⽚来源：站酷海洛
⼊夏以来，有两则社会新闻引起了⼤家的⼴泛关注和激烈争议。⼀是为母报仇的张扣扣是否应该被执
⾏死刑，⼆是残忍谋杀中国留美⼥⼤学⽣的布伦特·克⾥斯滕森 Brendt Christensen 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
这不禁令我回忆起多年前我曾经代理的⼀起凶杀案件，埋藏在深处的⼀些回忆如同碎⽚般地重新浮现。
1
2000年4⽉2⽇，南京发⽣了⼀起骇⼈听闻的凶杀案。
时任奔驰公司在扬州的合资企业的CFO普⽅先⽣ Mr Jürgen Pfrang，在星期五晚上回南京与家⼈团聚过周末的时候，与他的太太Petra Pfrang 、⼥⼉Sandra Pfrang、⼉⼦Thorsten Pfrang ⼀起，被⼊室盗窃的四名⽍徒残忍地杀害。凶⼿被当场抓获。
在南京这座当时400万⼈⼝的城市中，也许我是唯⼀具有在德国留学背景的律师，我被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推荐给了普⽅先⽣的家⼈。
普⽅先⽣的亲⽣⽗母早逝，他和岳⽗母关系亲密。在和普⽅先⽣的岳⽗的通话时，⽼⼈操着强烈的南德⼝⾳对我说，他们所有的家⼈都不相信，⾃⼰亲爱的⼥⼉、⼥婿、外孙、外孙⼥，就这样被残忍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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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传闻中的⼊室抢劫，那么抢了钱财就可以了，何必还要杀⼈？何必还要杀两个少年？何必还要如此凶残地杀⼈，让受害⼈如此痛苦地离世？
因此，他们强烈地怀疑，这不是⼀桩普通的⼊室抢劫杀⼈案，⽽是买凶杀⼈，凶⼿⾝后可能另有其⼈，存在着其他动机。
四级写作和翻译多少分他们希望委托我作为家属的律师，参与到诉讼中，并进⾏独⽴的调查，了解案件的真相。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可以作为受害⼈家属的代理⼈，在刑事审判中向被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可以向被告⼈要求民事赔偿。这样，我就有机会参与案件的审理，可以阅卷，可以在开庭的时候向被告⼈发问，也可以代表委托⼈对
法院判决中涉及民事部分的判决提起上诉。
南京市中级⼈民法院在确认了我的代理⼈⾝份后，向我提供了⼏乎⾼达1⽶的卷宗。
有好些天，我坐在法院的阅卷室，静静地阅读由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制作的案件卷宗。
在第⼀遍阅读之后，我⾸先初步确定了卷宗的完整性——我有权阅读的案件侦查资料，没有被藏匿。
经过⼏轮的阅读和摘抄，我的头脑中逐步还原了案件的发⽣情景：
四个来⾃苏北农村相邻村落的年轻⼈，最⼩的刚满18岁，有的还曾经是⼩学同学，⼼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都市南京。
他们有的在街道上的⾃⾏车修车铺做学徒，有的在⼩餐馆做打杂的⼯作，拿着微薄的⼯资，有的甚⾄还没有到⼯作。
晚上他们聚在⼀起，感叹着正经打⼯挣钱的不容易，最后琢磨着还是要偷点，才能过上他们眼中的城⾥⼈的⽣活。
当他们得知，在⽞武湖边上的别墅是这个城市最美丽的⼀个住宅区时，⼼想那⾥的⼈⼀定很有钱，便在4⽉1⽇晚上偷偷摸摸结伴来到了⼩区。
⼀直在等到2⽇凌晨以后，他们才选择了⼀幢双拼别墅的⼀侧，因为他们观察到那⾥⼀直没有亮灯，也许是主⼈出门在外，所以下⼿应该更加容易。
他们悄悄地撬开房门，却失望地发现，那⾥根本没有住⼈，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偷⾛。不⽢⼼空⼿⽽归的他们，决定再悄悄潜⼊隔壁⼈家去碰碰运⽓。
于是，他们从⼆楼的窗户翻出，⼜爬进了隔壁⼀扇打开的窗户——那⾥恰巧是普⽅夫妇主⼈房⾥的卫⽣间。他们在主卧⾥，看到⼀条⽜仔裤，在⼝袋⾥翻到了四⾓钱。就在此时，刚刚还在楼下的普⽅夫
妇上楼打算进卧室休息，开门就迎⾯遇到了他们。
我可以想象当时主⼈夫妇和四个贼⼈相遇时的错愕和惊恐，但他们还来不及想出应对的⽅案，就被对⽅抱住。普⽅夫妇此时拼命地挣扎，还⾼声地叫喊。
我不知道他们在喊些什么，是呼救，还是向这些强盗承诺给他们财物以换取⼈⾝安全？他们叫喊是⽤英语还是德语？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这四个强盗反正也听不懂⼀句外语。
但是，他们也陷⼊了极度的恐慌中，不知道如何制⽌⾯前这⼀对外国男⼥的喊叫。尤其是那个外国男⼈，⾝体强壮，⼏次都差⼀点挣脱他们的控制。
恐慌之余，他们拿出了⼑⼦，对着普⽅夫妇⾝上捅去。外国男⼥的挣扎，让他们不能做出致命的刺杀动作。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盲⽬乱捅，直到外国男⼥的声⾳越来越弱，最后倒在⾎泊之中。
这时，这四个杀⼈凶犯打算夺路⽽逃，他们中的三个已经从楼梯上冲到楼下，打算打开⼤门逃出去。
但是，悲剧还在延续：两个熟睡的孩⼦已经被爸爸妈妈的叫喊所惊醒。他们下床懵懵懂懂地⾛出⾃⼰的卧室，却看到爸爸妈妈的惨状。⼉⼦Thorsten⾸先尖叫起来。为了防⽌邻居或保安听得叫声，四个凶犯⼜转回⾝，残忍地剥夺了两个⼉童的⽣命。
⼀切都发⽣得那么突然，那么短暂。五分钟？⼗分钟？四个⽣命瞬间消逝。
四个凶犯也被闻声赶来的保安旋即制服。其中⼀个还曾跳⼊湖中试图藏匿，但在被发现后，乖乖地爬上岸。
他们都没有做抵抗，显得惊魂未定。也许，刚刚的⾏凶杀⼈，也耗光了他们的体⼒和意志。
我还记得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他们被带上法庭，我事先准备了详细的问题清单，向他们逐个发问。在对话中，他们极⼒避免和我对视，但我还是真切地看到了这四个年轻的被告⼈的恐惧和悔意，还有求⽣的欲望。
当我在电话⾥向普⽅岳⽗汇报我的调查结果的时候，他问我，这些罪犯会有什么下场。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死刑，⼀定是死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先⽣对我说，他会给法官写⼀封信，⿇烦我翻译并呈交法官。
⼏天后，信到了。
我记得很清楚，普⽅岳⽗母在信写道：
我们憎恨这些犯罪分⼦，他们夺⾛了我们的挚爱。他们令我们所遭受的伤害，永远也⽆法弥补。我们⾄死也不会宽恕他们。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只有上帝可以赐予或剥夺⼀个⼈的⽣命。因此，我们希望法官不要判处他们死刑，⽽是终⾝监
禁，让他们⼀辈⼦都被关在牢⾥，且不得假释。
这份英⽂信件很长，当我读到这⾥的时候，不禁泣不成声。
信中并没有后来的媒体所宣传的宽容或上帝之爱。但是，他们凭借着⾃⼰的信仰，拒绝对剥夺他们亲⼈⽣命的罪⼈以⽛还⽛。2
判决结果不出意料，是死刑。
不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从⼀审到⼆审直⾄最后的死刑执⾏，并没有“从重从快”，⽽是严格依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
⼀审宣判后，普⽅⼀家在南京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请我向他们介绍我所知的案情。
我与⼤家分享了我⾃⼰的分析：
⾸先，如果是买凶杀⼈，总归要预付⼀点定⾦吧。可是这四个凶犯⼏乎没有⼀点钱，也没有过任何的挥霍。
难道他们把酬⾦送回家⾥去了吗？我安排⼀位同事去他们所在的村⼦去探访他们的⽗母。他们都是⽼实巴交的贫困农民，家徒四壁，见到省城来的律师，既惊恐⼜羞愧，说不出话来。看样⼦，他们也没有收到过⼀分钱。
其次，也许是他们隐藏得好。但是，没有发现四个凶犯，哪怕是其中⼀⼈事先被委托的证据或迹象。难道其中被委托的主犯，不会去⿎励⾄少其中⼀个⼈，“好好⼲，⼲了有报酬”吗？如果其中有⼀个⼈说过这样的话，⽽其中⼜有⼀个⼈听过这样的话，那么，按照罪犯的⼼理，他们在诉讼中⼀定会交代出来，以换取⾃⼰免于死刑。
第三，如果是买凶杀⼈，那么就应该是职业杀⼿登场了。不过，从受害⼈⾝上所遭受的⼑痕来看，很多⼑痕⾮常浅，也不致命，但是数量⾮常多，显然是凶⼿惊慌失措所致。可见，凶犯们虽然冷⾎残酷，但作案⼿段并不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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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凶犯并不“专业”，受害⼈在遇害过程中才会有挣扎，他们的⾼声叫喊甚⾄惊动了保安，因此凶犯才会被现场抓获。如果他们受托杀⼈，难道事先没有做过杀⼈的计划，没有任何练习？
第四，是有⼈要置普⽅先⽣于死地吗？我私下⾥⾛访了普⽅先⽣的同事们。确实，他掌握的公司财务数据是属于商业秘密。但是，这些商业秘密会导致他死亡吗？我个⼈判断⽆论是奔驰公司还是合资企业的中⽅股东，应该都没有这样的杀⼈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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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么为什么要杀害他们全家？难道是仇杀？如果是仇杀，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仇⼈？我也⾛访了他们⼀家在南京的朋友、熟⼈，我不到任何仇视他们，甚⾄是不喜欢他们的⼈。
端坐着的听众们表情肃穆严峻，有些⼈还会⽤纸笔做笔记。最后，⼤家都接受了我的案情分析，这不是买凶杀⼈，⽽是未经预谋临时起意的凶杀案，经历了由偷窃到杀⼈的暴⼒犯罪全过程，是⼀起偶发性的悲剧。
在后续的聚会上，这些来⾃德国、英国、⽐利时的朋友们倡议建⽴普⽅基⾦会，并得到了⼀致的响应。
他们认为，悲剧发⽣的原因，在于这些年轻⼈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缺少教育之爱，缺少改变⽣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对⾦钱的渴望中，他们⽆视道德和法律，⽆视⽣命的尊严和珍贵。
这是普⽅⼀家的悲剧；也是他们四个凶犯个⼈，包括他们家庭的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今后重演，就必须要加强孩⼦的教育。那么，成⽴基⾦会，资助贫困家庭的孩
⼦们，使他们能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才是缅怀不幸辞世的朋友的最好⽅式。
于是，我和另外⼀位在南京学习中⽂的德国律师Philip Lazare受托办理基⾦会的设⽴事务，并由此开启了我和他迄今为⽌长达19年的合作。
Philip以英⽂起草了基⾦会章程，记得该基⾦会所适⽤的法律是瑞⼠法律，因为Philip介绍说，“瑞⼠民法典”中关于社团法⼈的规定是最好的。然后我再审查和确认，章程内容没有与中国法律相冲突。章程被筹委会全票通过，再由我们两个⼈负责去申请设⽴。
我以前并没有设⽴基⾦会的经验，在查阅了当时的法律后，我起草了申请书。待筹委会同意了申请书的内容后，由我递交。
但是，基⾦会的设⽴并不顺利。记得“有关部门”⾸先是民政局，拒绝接受我的申请。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如果不想批准申请的话，那么，拒绝受理申请书其实是“有关部门”最惯常的办法。
⽆奈之下，我和Philip⼜求助于江苏省教委和南京市教育局。因为我们想，资助教育事业，总归要⽀持吧。当时，普⽅⼀家遭到杀害是⼀起路⼈皆知的⼤案，在我们提及设⽴基⾦会的初衷的时候，聆听的官员也很动容。可是，他们仍然拒绝为我们协调。
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并没有因此被邀请去“喝茶”，更没有被视为与“势⼒”相勾结、
寻衅滋事。
我想，每⼀个有⾎有⾁的⼈，都会感动于这些外国朋友的这⼀善举。
僵持之下，我们被邀请和共青团南京市委的同志们召开座谈会。会上，团委向我们表⽰了由衷的感谢，不过还是很婉转地告诉我们，以个⼈姓名命名的基⾦会，通常是对中国⼈民有重⼤贡献的个⼈。⽐如⽩求恩基⾦会，宋庆龄基⾦会。⽽普⽅⼀家是刑事案件的受害⼈，不符合基⾦会的命名传统。
我甚⾄听出了弦外之⾳，这样的恶性事件破坏了中国稳定的社会治安，是对投资环境的极⼤伤害；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前看，如果外国朋友愿意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可以与中国官⽅的希望基⾦合作。
外国朋友们很失望，因为他们是想通过设⽴和运营基⾦会⽽来悼念普⽅⼀家，避免今后这样的悲剧重演。
但幸运的是，他们的这⼀想法获得了爱德基⾦会的认同。
我们⽆法设⽴独⽴的基⾦会，但是可以在爱德基⾦会内部设⽴⼀个独⽴的“普⽅基⾦”项⽬，即“Pfrang Association”。⽽且，我们获得了爱德基⾦会的保证，“普⽅基⾦”项⽬将享有完全的独⽴性。
这样，缅怀普⽅⼀家的⽬的也达到了。
普⽅基⾦资助的孩⼦
3
2001年夏天，我出差去德国。出差之前，我写信给普⽅先⽣的岳⽗母，询问是否可以去看望他们，并去给普⽅⼀家扫墓。
我受到了热忱的欢迎。他们家在南德⼀座风景秀丽的⼩镇，普⽅太太的⽗亲Helmut Geiser先⽣开车到⽕车站接我。
他的家⼈全部都到了，普⽅太太的母亲Irene Geiser太太、哥哥Axel和Ute为我这个中国⼈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但是，我知道⼤家其实对午餐都没有胃⼝。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我向他们讲述我所了解的案情——尽管我已经在很多的邮件和电话中，向他们做了叙述。
沉默的午餐匆匆结束后，我开始回放我所了解和想象的案情经过，我看到了Geiser太太和Ute开始抽泣，终于，克制的呜咽变成了悲哭。
家⾥的三个男⼈，Geiser先⽣，Axel，还有Ute的丈夫Lehnert先⽣，始终保持着克制，他们没有哀哭，只是不停地擦拭着眼⾓的泪珠。
注册公司要哪些条件我也向⼀家⼈介绍了“普⽅基⾦”项⽬，这令他们感到了⼀丝宽慰。
Lehnert先⽣开车带我去了墓地。他在标致汽车公司做⼯程师，⼀家⼈⽣活在法国，今天是举家特地从法国开车过来的。
在美丽静谧的墓园，普⽅⼀家四⼝朴素的墓碑，矗⽴在微微颤动的青草中。
Geiser太太已经事先为我准备好了鲜花。当我弯腰献花时，我仿佛看到了咆哮着和凶犯搏⽃的普⽅，看到了惊恐万状厉声尖叫的Thorsten。
现在，没有谁可以再伤害他们了。
从墓地回来，已是傍晚，我本该告别。但是，Geiser先⽣对我说，邵先⽣，留下来吧，今天晚上就住下来，我们可以再聊⼀聊。我实在⽆法拒绝他们的邀请，于是答应了。
让德国⼈在⼀天内准备两顿正餐，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点了披萨外卖。晚饭后，Geiser太太拿出了家⾥所有的相册，⼀页⼀页地给我看，普⽅太太的童年，普⽅夫妇年轻时相亲相拥，她的活泼可爱的外孙和外孙⼥。⼀边看照⽚，她⼀边流泪。
到了⼊睡时间，Geiser先⽣陪我去客房。
他对我说：
我告诉⾃⼰要坚强，要继续⾃⼰的⽣活。我现在还经常打⽹球。但我太太不⾏，她⽣活的意志已经垮了。
第⼆天告别的时候，Geiser先⽣拿出⼀个⼤玻璃瓶，⾥⾯塞满了中国的硬币。
他说：
邵先⽣，我和我妻⼦以前经常到中国，去看望我们亲爱的⼥⼉⼀家。这些硬币都是当时在中国旅⾏的时候零攒下的。我这⼀辈⼦再也不会去中国了，你把这些钱带回去捐掉吧。
告别时，我没有说，也不可能说，我该多么感谢这对⽼⼈，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法官的那封信，对我的⼈⽣产⽣了多么⼤的影响：要坚持⾃⼰的信仰；哪怕是遭受了最⼤的痛苦，也不能改变信仰。
后来我听说，常常哭泣流泪的母亲还健在。也许，宣泄情绪会有助于缓解痛苦。可是，坚强的⽗亲终于抵挡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离开了⼈世。
我想，他宁愿相信我的说辞，这样他的⼼情终于可以平静。但是，内⼼深处，他可能仍然对我的说辞有所怀疑，不然，他不会问我：“会不会买凶杀⼈的⼈，故意⼏个外⾏，弄得就像是偶发的悲剧，来掩盖凶杀案的真实原因？”
⽼⼈始终不能相信，这四个年轻⼈和他⼥⼉⼀家⽆怨⽆恨，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杀害他的亲⼈？也许，他仍然不确定我有没有迫于什么官⽅的压⼒或者商业动机，⽽没有尽⼼尽⼒？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做了穷尽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不是完全正确？
我很⽆奈，⾃⼰没有办法说服⽼⼈。也就是说，我没有提供令客户信服的服务。因此我⼀直对⾃⼰代理的案件缄⼝不⾔，只有⼀次，受普⽅基⾦之托，我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
在采访中，我只是告诉⼤家，普⽅家⼈要求法官不要判凶犯死刑，不是宽恕凶犯，不是以德报怨，他们只是有⾃⼰的信仰罢了。
4
再后来，普⽅基⾦越办越好。19年来，已经资助了1800个贫困家庭的⼉童，尤其是残疾⼉童和⼥童完成了中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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