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台湾风味小吃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海信液晶电视32寸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牛排八分熟丢人吗（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九九重阳节的诗句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
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唅、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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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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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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