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城市化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他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22亿，城镇化率为46.6%，我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也即所谓的诺瑟姆“S”型曲线的中期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各种发展资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拉动了人们的住房需求，带来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通过城市的“规模经济”推动着城市的快速膨胀和经济的增长。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城市化是未来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如果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大城市将拥有更优质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资源，将对迁移人口形成更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将造成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将不断增长；而中小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少，难以吸引到真正的优秀人才和企业项目，导致规模集聚效应难以发挥，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状况最终将损害经济的平稳运行。目前，一线大城市房价高涨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关注，也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警示，但遗憾的是部分学者仅仅认为，房价高涨是因为快速的城市化产生的刚性需求所致，而没有认识到房价高涨与目前城市规模的“两极分化”状况以及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相关。如何促进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经济协调发展，进而降低大城市的城市化成本，推动经济由非均衡增长转向均衡增长，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和原因，为我国城市的协调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二、城市规模理论与评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有以下三种：城市成本一收益理论、城市位序一规模理论和网络城市理论。（一）城市成本一收益理论阿隆索提出了一个城市总成本一收益模型，认为城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前者呈递减趋势，后者呈递增趋势，两条边际曲线的交点即为最优城市规模点。埃德尔（ Edel）、安东尼和罗伯特（Anthony&Robert）、哈维（ Harvey）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阿隆索的收益模型。他们认为，城市的实际规模（城市均衡规模）是由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而最优规模是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由于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分别处在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上方，这说明，城市（特别是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存在一个内在的驱动力，使得城市的实际规模要大于它的最优规模。亨德森（ Henderson）认为，这个内在驱动力的实质是城市聚集经济。迪朗东和普加（ Duranton&Pu-ga）将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引入单中心城市增长模型，得出了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经济关系表达式：N*=e／（1+2e）t，它表明最优城市规模N*与反映城市聚集成本的参数t（单位交通成本）成反比，与反映城市聚集收益的参数e（中间产品不变替代弹性的值）成正比。因此，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聚集效应呈倒U字型关系。（二）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理论城市位序一规模分布理论解释大城市的规模是不是过大，并反映城市体系等级结构的内在规律。如果将城市从大到小按其规模排序，“位序一规模”法则的表达式为：R*Piq=K，式中R为城市位序，Pi为位序为R的城市人口规模，K为首位城市人口数，q为分布指数。q=1时，城市规模分布满足齐普夫定律；如果q>l，说明城市人口比较分散，高位次城市规模不很突出，中小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如果q<l，说明人口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大城市很突出，而中小规模城市不够发达。q变小时，说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集中的力量大于分散的力量；q变大时，则说明人口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多位经济学家对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严永涛、冯长春选择1994 -2004年中国城市规模位于前200位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借助于分形理论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符合“位序一规模”法则，2000年之后城市规模的加速增长使城市发展表现出向高位次城市集聚的倾向。近两年来，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城市规模集中度加强。李震、杨永春根据齐普夫定律通过分析指数a值的大小发现：不同于当代发达国家的城市等级扁平化的趋势，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性仍处于逐年加强的趋势中，但这种加强的趋势有减弱的势头。（三）网络城市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往往从单个城市的成本、收益来分析城市的最佳规模。目前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分析城市规模不仅要从单个城市来看，更要从整个城市、城市网络来看。1990年代以来，以保罗·克曼、藤田昌久等著名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纳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藤田和克曼等人通过对1830 -1870年间美国城市的研究，发现美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城市形成了3个级别，并指出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是复杂体系自行组织的结果，并没有经过什么策划。杨小凯和霍格宾在一个分权的分层网络框架中探讨了最优城市规模和城市层级问题，他们认为最优的城市层级是生产分工水平的增函数，是城市规模和交易效率的递减函数；分工水平提升将增加城市数量，城市规模越大，交易效率越高，城市数量就越少。以上理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对影响城市规模因素的分析都颇具洞察力。但是，不同经济学者对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十分迥异，城市规模的“理论解”与“实际解”也相去甚远。克拉克（ Clark）研究表明，最佳城市规模的人口在20万人左右；邓肯（ Duncan）认为50万-100万的城市人口是最佳人口规模；1977年美国系统工程学家吉布森提出城市的最佳人口规模是80万-120万。国内经济学家也对最佳城市规模进行了分析，王小鲁和夏小林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参考了新古典和内生增长模型，构造出了城市的规模成本一收益函数，得出人口100万-400万人的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金相郁利用聚集经济方法与最小成本方法度量并比较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三个超大城市的最佳城市规模，得出三大直辖市的北京、天津、上海的最佳城市规模为1251. 714万人、951. 311万人、1795.516万人。事实上，首先，城市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城市规模可以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改进、城市处理环境污染能力的增强，其城市规模的边界也在逐渐增大。其次，城市规模往往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具有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其城市规模也会不同，比如我国北方地区普遍缺水，城市承载人口数量也少，城市规模普遍要小一些。最佳城市规模至今难以“求解”，然而，人们并不能因此放弃对最佳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探究，在一定时期，城市规模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城市规模并不能“无限”地扩大。三、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现状（一）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化”与“过小化”并存从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来看，城市等级性逐步加强，“过大化”与“过小化”并存。如表1所示，到2008年底，全国城市总数为655个（包括县级市但不包括县城），其中人口在20万以下的城市数为264个，20万-50万的城市数为151个，50万-100万的城市数为118个，100万-200万的城市数为81个，200万-400万的城市数为28个，400万以上的城市数为13个。另外，全国1580个县城人口为1. 16亿人，县城建成区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县城人口不足10万，县城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在图1中可以看到，在我国金字塔型的城市规模结构中，位于塔底的城市数量多，人口规模小，塔腰部分即20万-4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较少，大部分县城城区人口不足20万；另一方面，部分一线城市人口规模近几年来迅速扩展，大城市人口规模目标屡设屡破。200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2020）》，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而实际上，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726万。目前，广州市人口已超过1400万，离该市15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已迫近“临界点”。根据王小鲁、夏小林等国内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人口100万-400万的净规模收益最大。我国部分城市人口规模小，不利于发挥城市规模集聚经济效益，而部分一线大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又带来城市交通拥挤、地价、房价飙升等问题。表1：全国城市人口规模比较单位：个 城市规模 | 1949年 | 1978年 | 1978年比1949年增加（个） | 2008年 | 2008年比1978年增加（个） | 200万以上人口 | lol无法进入游戏3 | 10 | 7 | 41 | 31 | 100万-200万 | 7 | 19 | 12 | 81 | 62 | 50万-100万 | 6 | 35 | 29 | 118 | 83 | 20万-50万 | 32 | 80 | 48 | 151 | 71 | 20万以下 | 84 | 49 | -35 | 264 | 215 | 合计 | 132 | 193 | 61 | 655 | 462 | | | | | | | | | | | | |
图1：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 （二）城市间经济水平差距巨大 从城市经济规模来看，一线城市的经济规模巨大，而广大中小城市的GDP总量不高。截至2008年底，我国有13个城市市辖区人口超过400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深圳、沈阳、广州、西安、武汉、哈尔滨、成都），这13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6995.5亿元，占同期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强，全国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口（包括市辖县）为2. 4357亿人，约占当年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0%，GDP为120657亿元，占全国GDP总规模的五分之二强。可以看出全国省会城市聚集了近一半的人口和财力。从区域经济规模分布来看，全国经济发展又集中在东部三大城市区域内。2008年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 51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38.2%。其中，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 55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0.0%；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9.1%；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9.1%。 （三）城市资源分布不均 情侣伤感图片一是城市人口地域分布不平衡。我国东南部人口密集，西北部人口稀少。以我国东北的黑河和西南的腾冲为落点划线，“黑河一腾冲线”东南部面积占43%，人口占94.3%，西北部总面积占57%，人口占5.7%。二是从资源分布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资源分布不均衡。从图2中可以看到，随着城市规模的递增，居住在大城市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财政对居民的教育支出也逐渐升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拥有这些城市的户口，就可享受到这些优惠。同样，卫生医疗、公共设施等优质资源也集中在大城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坦言，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相反，在中小城市，优质的教育、卫生资源少，对流动人口尤其是高学历、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三是从我国城市规模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城市规模比较来看，虽然从全国平均水平看，我国城市人口密度不高，但因为我国城市规模存在两级分化现象，在我国东部一线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有的城市已经接近资源承载的极限。而我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未来一线城市还有很大的人口迁入压力。 图2：不同规模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收益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江苏统计年鉴（2009）》、《山东统计年鉴（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各城市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四、我国城市规模两极分化的原因 （一）市场选择下的城市规模有“两级分化”的倾向 在市场的选择下，城市的实际规模会大于最优规模，这个理论已被经济学界证明。埃德尔等人的成本一收益理论分析能较好地分析城市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之间的关系。如图3，平均成本曲线（ AC）代表每个城市居民负担的成本，平均收益曲线（AB）体现了规模经济带给城市居民的收益。平均收益曲线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先升后降，因为在城市扩大规模的初期，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表现得很明显，当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时，会增加城市的交通成本、产生污染、拥挤等外部负效应。平均成本曲线随着人口的增加一直上升，原因很简单，在城市空间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拥挤程度的增加。对于一个迁移者而言，他对进入城市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后，才会决定是否迁入到这个城市，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他才会考虑迁入。因此，当AB> AC，城市人口增加；AB=AC时，城市人口不再增加，城市达到均衡，得到城市的实际规模点E。但是，城市的最优规模点由边际成本曲线（MC）和边际收益曲线（MB）的交点D决定。由于城市的规模效应，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所以MC在AC的上方。不难看出D<E，所以城市实际规模点位于最优规模点的右侧，即城市实际规模大于最优规模。美国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莎利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规模状态，认为大城市的自我强化效应将导致城市陷入“过大”的低效率状态，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大城市的集聚效益更大，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进入大城市，而使小城市规模难以扩大，从而造成了城市规模的“两极分化”趋向14。 图3：最优城市规模的确定 对迁移者个人来说，为什么他所选择的是平均成本而不是边际成本？原因是迁移者个人的成本一收益与整个社会的成本一收益最佳规模点并不一致。对于迁移人口来说，涌人大城市能取得高工资和得到更好的服务，同时大城市由于迁移者的流人，也增加了污染和拥挤。当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即城市达到最佳规模时，对迁移者个人的选择并不是最优的，原因是迁移者迁入增加的拥挤和污染等边际成本不仅由迁移者个人承担，而是由城市的原居民和迁移者个人共同承担，迁移者个人承担的是平均成本。当城市规模达到D点后，由于迁移者个人所获得收益仍大于所需承担的成本，所以迁移者还会进入城市，在到达E点时，致个人的成本等于个人收益时，人口迁移才会结束。在D点和E点之间，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并不一致，对于整个城市来说，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而对于个人来说，个人收益大于个人成本。 （二）干部考核任用和政治体制因素对城市规模的影响 亨德森和王胸军论述了民主化和权利分散化进程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大城市，民主化进程更有利于中小城市的规模增长，理由有三点：一是民主政治能够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避免人口和资源过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弱化空间的非均衡程度；二是提高了中小城市的政治地位，进而提高它们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三是有助于诸如区划、土地利用控制等制度的改善与透明化，能有效地引导城市规模增长。范芝芬认为，制度因素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与城市规模增长的关键。她通过数据分析验证，发现在中国城市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规模和集聚经济不是中国城市规模增长的有力诱因，相反，行政管区的扩大和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才是导致城市规模增长的显著因素。这点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的城市体系是在一个严格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行政层级上运作。这有两个特点：第一，较高级别的城市“监督指导”较低级别的城市；第二，较高层级的城市享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更多公共财政资源，更容易得到交通方面的便利。奎格利指出，在中国城市层级体系里，层级顶端城市里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国内外资本的青睐，这就会导致个别“精英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而会有过多的移民被吸引到这些城市。移民对金钱的追逐通常会造成一个过度拥挤、管理很差的超大城市，生活质量会变得很低。另外，我国对干部的考核任用还存在GDP指标考核，招商引资是各级城市的重要任务，争取项目也是各级政府竭尽全力要做的事。由于一线城市更接近权力的上层，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资源，而中小城市因为在权力的中下端，获得这样的机会较少。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流动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些流动人员到大城市后就不愿离开，融人大城市的愿望强烈，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动形成“盆地聚集效应”；而中小城市由于可提供的教育、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资源少，对迁移人口尤其是高素质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不大，因而造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 （三）自然历史因素 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差异较大，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3年提出的“爱辉（黑河）一腾冲线”仍十分明显，我国东南部人口密集，西北部人口稀少。胡焕庸教授在分析我国人口分布的东西差异时，将其影响因素归结为三：一是自然环境的不同，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三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在这三个因素中，后两个因素又都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受制于自然环境，我国自然环境条件东优西劣的地域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而社会历史条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也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就现在东西两地带具体的自然环境而言，东部地带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可以承载高密度人口；而面积广大的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落后，不适宜人类居住，因而无法承载大量的人口。另外，我国北方地区普遍缺水，使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也受到限制。可见，自然历史因素的影响是我国城市规模分布不均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对策 （一）城市规模“合理化”需要政府调控 单靠市场的力量难以促使城市规模达到最优，要发挥政府引导、规划和引领的作用，研究和发现城市的最优规模，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对城市发展出现的负外部性进行控制，减少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导致的公害、房价暴涨和城市发展不足出现的集聚效益不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促进不同规模的城市协调发展。 （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协调发展 引导和鼓励教育、医疗、重点项目等资源向中小城市流人，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协调发展。一线城市房价、地价等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在中小城市居住享受不到更多优质的资源，人们更愿意到大城市来居住，政府应主动顺应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变堵为疏，合理引流与分流，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适当控制大城市的规模，防止过度膨胀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恶化。《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指出：“如果城市在发展早期不加以控制，就不能防止大城市的膨胀……成功的关键是抓住时机，在集中化优势开始下降时，鼓励分散化。”鉴于我国今后还将有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大城市要未雨绸缪，适当控制规模，同时积极发掘城市的承载能力，使城市能容纳更多的人口。 成立城市发展的协调机构并出台相关政策。在国家、城市、省等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通过构筑不同层级城市间的上下游产业转移、资源流动、项目流动等机制，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三）城市建设要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于城市的健康发展。不论建设多大规模的城市，必须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城市建设的始终，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和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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