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研究
作者：刘思亮 夏 泉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 2016年第3期
刘思亮 夏 泉
摘要：九校联盟卸任校长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鲜有研究使用实证资料对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进行分析。文章对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对卸任校长个体特征、教育背景、学术背景、任职背景、离职去向诸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的体特征，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从单一到多元，组建背景多元的大学校长队伍；从集中到民主，优化大学校长的任命与退出机制；从短视效应到长远思维，实现校长任期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3-0103-09
作为中国首批“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九校联盟是39所“985工程”高校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体，成立于2009年10月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过持续重点建设，九校联盟的整体学术水平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大幅度增强，有力推动了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并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性研究成果。大学校长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承担着执行上级政策、制定并执行学校决策的管理职能。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们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典台剧
目前，学界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长角定位、素质要求、选拔机制等，鲜有研究使用实证资料对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进行分析，有限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大多集中于“985工程”、“211工程”在任校长的大样本数据进行研究。本文对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的体特征，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今后我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任职条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意见。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和资料来源安徽名人
九校联盟在1998-2015年期间共经历了31位校长，其中卸任校长共22位。至于选择1998-2015时间段卸任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1998年5月4日，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发表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讲话，世人瞩目的“985工程”高等教育建设项目随即启动，最初入选“985工程”的只有9所高校，也就是现今所提的九校联盟，故对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的研究来说，1998年是一个张家界的著名景点
琼瑶经典台词重要的起点；二是2015年，是九校联盟继2008年之后换帅的高发期，据笔者统计，九校联盟中共有4所大学校长换帅，因而将2015年作为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研究的时间截点，具有显著的代表性。笔者通过各高校、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教育部网站、中国知网等渠道搜集信息，对卸任校长个体特征、教育背景、学术背景、职业背景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自杀率
二、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实证分析
（一）身份背景
第一，性别特征。九校联盟卸任校长全部为男性。这种状况与我国国情、传统文化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22位卸任校长中，年龄最大的是1934年1月出生的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年龄最小的是的1964
年2月出生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他们在求学的黄金年龄阶段均受到了社会不稳定或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如陈佳洱、王大中、杨福家、徐通模、杨士勤和汤洪高均为1940年前出生，他们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均在1960年前，恰逢我国50年代进行高等院校调整，人文社会学科减少，理工科备受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1953年在校女大学生占比25�3%，1957年占比仅为23�3%。［1］43出生于1940年后出生的许智宏、周其凤、顾秉林、王生洪、潘云鹤、蒋树声、谢绳武、朱清时、杨卫、郑南宁等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或者刚毕业不久就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时期，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达4年，大部分高校进行了合并、撤销，还有一部分学校被改为中等专业学校或工厂，这一时期女性在普通高校中的比例在1973年、1974年、1975年和1976年分别为30�8%、33�8%、32�5%、33�0%。［1］421955年后出生的王恩哥、王树国、侯建国进入高校学习时期恰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但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女性已结婚生子，承担了繁重的生活压力，很大一部分放弃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这一阶段女大学生的比例较低，由1977年的29%降到1980年的23�4%。［1］41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发现女性在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前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偏低，加上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和女性自身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远比男性低，而且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仍然以男性为主，故而即使女性能够进入高校获得一份教职，仍然存在很多对她们的不利因素。［2］综上原因，九校联盟卸任校长全部为男性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状况造就的，以致2006年有文献报道我国“九校联盟中一位女性校长都没有”［3］12-16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美国8所常春藤盟校自2007年2月福斯特 (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当
选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校长后，由女性出任校长的大学已占到一半，它们分别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4］
刘思亮夏泉：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体特征研究
第二，民族分布。大学校长的情感经历和成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民族背景的影响。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民族人口统计数据，除汉族外，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5］少数民族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低，且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阶段教学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地区，他们当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少。故22位卸任校长均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在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较为落后以及少数民族在我国所占比例较低有很大关系。
第三，地域分布。22位校长中，14位来自华东地区， 3位来自华北地区， 2位来自东北地区， 1位来自西北地区， 1位来自中南地区。由此可知，大学校长籍贯为华东地区的占比63�7%。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2位卸任校长中有11位来自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华东地区素来经济发达且人文鼎盛，卸任校长出身与此亦属常理。回顾历史，清代一共出了114名状元，属于华东地区的江苏有49名，浙江有20名，山东有6名，分别排在清代省区的第1、第2和第4位，共占清朝状元总人数的65�8%；清一代共举行过112科殿试，合计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342名，其中江苏117名，浙江75名，山东14名，分别排在清代省区的第1、第2和第5位，占全部人数的60�2%。［6］以上数据显示华东地区在清代无论是顶尖人才（状元）还是高层次人才（三鼎甲）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所占比例均超过一半，这跟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籍贯多为华东地区的状况不谋而合。
第四，政治面貌。大学校长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通过其所入党派可见端倪，是否中共党员甚至可以作为评价其行为趋势及价值判断的重要参考。22位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有18位，占样本总数的81�8%，政治面貌为民盟成员的有1位，占样本总数的4�5%，在所收集到资料中未提到政治面貌的校长有3位，占样本总数的13�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大学校长职务政治性的特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
（二）教育背景
第一，最高学位。九校联盟卸任校长的最终学位层次人数及比例为：拥有博士学位的11人，占样本总数的50�0%；拥有硕士学位的4人，占样本总数的18�2%；拥有学士学位的7人，占样本总数的31�8%。此外，相关资料显示，22位大学校长中，只有6位大学校长的学习经历较为连续。建国初期，百废俱兴，知识分子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那一时期毕业的本科生几乎都投身到国家建设中来；60年代中期，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一度中断，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继续深造；至1977年我国全面恢复高考，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生，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也大多在这一时期选择继续深造，这也为其后成为中国九校联盟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厚实的知识基础。22名卸任校长中，除王恩哥和王生洪毕业于“211工程”大学外，其余20人均毕业于九校联盟高校。著名高校拥有优良传统、办学特以及优质师资队伍，名校毕业生经过系统学习，对名校教育理念有切身体会，有助于丰富他们的办学思想，提升他们的办学实践。
第二，海外学习经历。海外学习经历包括求学和访学经历，是衡量大学校长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中的海外求学经历指的是在国外高校攻读并获得学位的经历，海外访学经历指的是在国外高校开展合作研究或进行短期研修的经历。22位大学校长中有6位具有海外求学经历，仅占样本总数的27�3%，其中周其凤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王大中于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Rheinisch�Westfae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攻读博士学位、顾秉林于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陈吉宁于英国布鲁奈尔大学（Bruned University London）攻读博士学位、杨卫于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郑南宁于日本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此外，九校联盟22名卸任校长均有海外访学经历，其海外访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日本等高等教育较发达国家。在国外高水
平大学的学习经历有助于大学校长开拓国际视野，了解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有助于形成“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对治理学校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所属学科。22位大学校长最高学位所属学科均属理工类，其中14位大学校长为自然科学出身，占样本总数的63�7%；8位大学校长为工学出身，占样本总数的37�3%；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位获得者担任校长的数量为零。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统一招生前后，我国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国家将大部分资源投向理工学科，造成了“重理轻文”的社会现象。而这22位大学校长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多数处于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使得他们的人生经历多了些曲折，也增加了与实际生活的亲密接触，他们的人生也因此多了许多人文感悟和经验，无形中为成就优秀大学校长奠定了丰厚的人文基础。
第四，本校学习经历。大学校长在选拔时是否具有本校学习经历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22名大学校长中，有17名大学校长是所任高校的校友，占样本总数的77�3%。大学校长毕业于现任职学校，熟悉本校，方便管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近亲繁殖”的弊端。
（三）学术背景
第一，学术职称。大学本质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需要学术精英进行治理。［7］九校联盟卸任校长全部由教授担任。有学者指出，我国大学目前行政权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迫在眉睫。［8］由于教授一般都具有高深的知识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超前的创新意识，教授治校可以缓和大学中普遍存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矛盾，确立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主体核心地位，推动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二，学术称号。九校联盟卸任校长中，有12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占样本总数的54�5%，他们当中还有8人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占样本总数的36�4%，说明九校联盟卸任校长大部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做出过重大成就和贡献，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最近卸任的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均非两院院士，打破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自1998年以来均由两院院士担任校长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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