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概述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二、科举制度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手动挡自动挡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三、科举制度完备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赋诗，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弱不能报考的专业有哪些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四、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五、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一千多年，一定有它积极的一面：
首先，科举制最大的特点是否定特权制度，这比起只讲出身的世袭制，比起看重门第的荐举制，比起拿钱买官的捐纳制，科考选人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其次，科举制度为国家选官用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为中国历代政权选拔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寒门士人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参政治国的行列。科举制向全天下抛出诱人的平等
光环，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进身之阶。科场就像巨大的磁场，牢牢地吸引着天底下思想最活跃的文人，使他们把才智和精力全都用到拥拥挤挤抢过科举独木桥上。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封建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有利于天下士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调整，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一，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
第三，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价值是通过统一考试制度，形成“学而优则仕”高中数学知识点全总结的精英选拔机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了根据人的教育程度来分配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准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是一种先进的精英治国理念，也是1000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而在废除科举制度的100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坛更是白云苍狗，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民族饱偿百年屈辱，据此，有的学者大胆推测，中国百年动荡起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观点似乎偏激，深思又觉得有些道理。由于失去了科举这个统一的人才衡量选拔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其治国理念的南辕北辙，人才制度朝令夕改，导致中国社会官员队伍的素质也是不断地反反复复。从科举制度演变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时期的任人唯亲，改革开放前强调“根正苗红”任人唯出身的政治标准，这都是历史的倒退。这100年里，官员队伍没有随着废除科举而得到提高，反而有些官员还不如那些读过圣贤书、懂得为官之道的七品芝麻官。改革开放以后，
高考制度的恢复，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观念的倡导，官员选拔考试制度的实施，实质上都是科举制度形式的现代翻版。同时，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形成了一系列考场规则和考试方法，诸如对出题判卷考官的锁院隔离制、对考生衣着用具的搜检制、对考卷的糊名弥封制等等，都是防范科场舞弊的有效举措，有些做法至今仍得到借鉴和沿用。而历史上按不同地区划分录取名额的规制，实践已证明对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发展是有益的，今天的高考仍继续实行不同省区录取的定额制。总之，千百年的历史说明，科举制度中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方法，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使得选拔更具客观性，是经过反复检验并且在今天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
第四，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它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的社会风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社会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十年寒窗”依然是激励现代人发奋读书的至理名言。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走出大山，跳出农门，永远是偏远山区孩子惟一的梦想。
第五，科举对社会的习俗产生重要影响。“金榜题名”仍然是学子的梦想， “台风形成名落孙山”又使多少考生的人生航船失去动力。科举制度所衍生出来的独特的“状元文化”等一批次生文
化，在民间更是经久不衰、越来越显示出极强的文化生命力。俗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由科举文化演化而来的词汇“文曲星”竟然被现代社会包装出价值上亿元的电子词典类商标品牌的无形资产。
春节祝福短信大全第六，科举制度还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科举考试就像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一样，对世界文明都是一个重大贡献。而只有沿袭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让他们打心底里折服惊叹，甚至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孙中山考察研究的结果却是，“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
然而，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科举制度也有着其消极的一面。
首先，科举在加强思想的集中和统一的同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士子们志在功名利禄，非为探讨学理，读经、考试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等皆成了下策。因而所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因循守旧、思想停滞不前，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的幽灵仍然在中国教育界乃至思想界的上空
徘徊。
其次，落后刻板的考试内容抑制了新知识新学科的渗透和发展，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现，使中国的教育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畸形发展之中，士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状况愈演愈烈。
最后，科举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社会的发育。现代中国仍然是官本位社会，科举文化所孕育而成的官场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时至今日，科举制度已不复存在，其积极合理的因素我们正在逐渐地吸取并加以效法。但是，它遗留的消极阴影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莘莘学子仍然在单调的教室里用单调的方法单调地重复着单调的知识，应付考试的死读书、背教条、务抄袭风气时有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产品”的单调划一和创造精神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向前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转变考试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创造力，注重知识的扩展与融合，改善教育理念，提倡终极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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