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贡举制之比较
科举制与贡举制之比较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选官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自公元630年开始派遣唐使以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在“大化改新”之后,颁布一系列法典,积极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了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
  中国科举制度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开始,隋文帝“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之后科举制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整个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日本贡举制度大致始于公元646年,日本政府颁布《改新之诏》,展开一系列的革新措施,积极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到10世纪以后,由于日本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入仕方式的转变,而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产生的结果。特别是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客观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官员出任国家各种行政机构,同时伴随大一统
国家形成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皇室家族的血缘关系就成了中央集权的阻碍,这就需要官员的出身平民化,以便于控制官员,最后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官职向广大的地主平民阶层开放。而日本贡举制度的产生与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由于古代中国文化发达,日本一直向中国派出使者,向中国学习,在隋唐时期达到高潮。但总的来说,日本实施贡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
  中国科举制度实施了一千多年,从隋朝开始确立,一直贯穿了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隋炀帝始置进士科”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庶族参政的积极性,推动了崇尚读书治学社会风气的形成。考试机制的成功实施为更加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提供了范例。而日本的贡举制却只实施三百多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衰落。究其原因,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科举制与日本贡举制的公平性比较,前者无疑是胜过后者。从考试制度上看,宋代科举考试设置了别头试,推行了一系列严密的考试规制,目的是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党。这一系列考试规制杜绝了主考官凭个人恩怨好恶任意取黜考生的违法行为,为科场上“公平竞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明代科举制度,“一切以成文定去取”文章作为取录的唯一
标准,从合理、公正、公开的视角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从应试的学子来看,中国科举考试向天下学子敞开大门。北宋政府规定,凡应试者,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年龄大小、甚至与“工商、杂类”出身之人,皆允其应举。同时,对边远地区家境贫寒者,予以食宿等照顾,这就使得以前因家境贫寒无法参加科举的人,现在由于政府的资助也得以参加。 煤矿合同
  日本的贡举制并不像中国科举制度那样向天下学子敞开大门,日本贡举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天武天皇12年(公元684年)制定八之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真人授予五世以内的皇亲原公姓氏,并且把真人置于八姓之首,以提高皇亲的政治地位。天武天皇10年(公元682年)规定姓氏的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先决条件。因此,日本的科举只限于官僚子弟报考。日本的教育也是贵族化的,相应阻断了平民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
支付宝刷脸支付2022冬奥会奖牌榜排名最新  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唐朝时,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类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常科考生来源有二:一为生徒,即中央和地方学校考试合格的学生;二是乡贡,即由州、县考送的不在学校
学习而自学成才者。制科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出于皇帝的特诏,由皇帝自定科目,亲临策试,用以搜罗各项人才。同时考生在参加考试之前,通常以文章进荐考官。
  日本的贡举制度主要是从唐朝借鉴而来,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虽然考试的科目差不多,但是参加考试的学子来源不一样,由于中国私学的发达,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问就已经由官府垄断向下层平民转移,许多平民得以接触到学问,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彩。而日本当时刚由部民制(日本大和国时期的奴隶制)社会转型,下层平民摆脱奴隶身份不久,还没有机会接触学问,因此考生只能是贵族阶层,所以贡举制在日本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
  科举制度在中国是不断完备的,到了宋朝时,殿试制度成为定制。明朝时则正式确立了必须从“四书五经”中选择考试题目的“八股文”制度。日本的贡举制度则是不断衰落的。公元8世纪中期后,日本土地私有化和阶级分化严重,班田农民大量离开土地逃亡以及庄园的产生,使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日益动摇,中央集权的天皇政权产生了危机,同时对官僚贵族集团的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随着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日本武士阶层的崛起,中央政权渐渐失去统治地位,整个社会向武家政治倾斜,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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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纷纷从自己的亲信随从武士中选拨官吏。以往的贡举制也渐渐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衰落是必然的。
迟到检讨书1000字>140平方的房子装修大概需要多少钱  中国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影响无疑是巩固了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流动,缓和了封建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考试选官制度,成为改变生活状态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很容易把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吸引至科举考试上来,为朝野人士普遍接受,受到多数人的拥护,因此科举具有长久推行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使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对清廉吏治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科举制度也影响了民间文化的发展,促进教育的普及。唐以后的古代社会,最有影响的民间文化是诗赋和书法。作为科举考试基本内容的诗赋,是唐宋进士必试科目,举国上下无数考生都要长久地投入到诗赋文章的创作中。所取进士也以其优美的诗赋佳作而流芳百世,以至于出现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样的进士出身的“唐宋八大家”。
  同样,日本的贡举制度也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
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由于教育的普及,宫廷贵族很多人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使这一时期的日本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万叶集》、《怀风藻》等。关于贡举制,在日本的文学诗歌中均有表现,日本人所写科举及第和落第的诗歌,与唐代同类诗歌如出一辙。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一诗,描写了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这与唐代孟郊的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一联,则抒发了应试落第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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