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全面实现国家职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世界各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几乎涵盖了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所有主要环节，在中国公务员热持续升温的当下，笔者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进行探析，希望能够为优化中国公务员队伍，保持中国經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文官”二字最早的记载出自《后汉书·礼仪中》“立春，遣使者责束帛以赐文官”[１](Ｐ３１２３）。早在中国春秋时的管仲、百里奚，战国时各诸侯国国王所重用的大批能言善辩之士都可算作早期的文官。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以及后来秦始皇所建立的管理政府官员的制度，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先河。但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中国古代正式的文官制度是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２](Ｐ３６２０）开始的。要探析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就必须先从这种文官的选拔方式开始考察。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片面地运用法家的思想路线，“以吏为师”[３](Ｐ２５４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３](Ｐ２３８），短短十五年而亡。西汉初，鉴于秦亡教训，采取“修养生息”的国策，但到汉武帝时，内外矛盾交织，汉武帝高举董仲舒“罢黜诸家，独尊儒术”的理论旗帜，内部，外服匈奴，经董仲舒重新解释的儒家思想对成就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奏议，在长安城外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２](Ｐ３５９４），在太学受业培养，汉武帝罢黜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唯立五经博士，使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此后，通晓儒家经典就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自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后，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不管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历代君主选拔文官的考试内容，无非都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运用。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文官，对君主专制统治来说，也就具有重要的统治功能。
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是在以君主为轴心，以中央集权为主线的政治体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金字塔式的行政结构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运行的基础。因此，
经历代君主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其首要统治功能就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君主的最高统治。
税票怎么开(一）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诸侯割据，长期的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社会普遍希望统一。处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４](Ｐ２６５）的思想；其后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５](Ｐ２９１）的思想；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在为《春秋》作传时，提出了“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６](Ｐ１）。这是“大一统”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强调的是国家地理上的统一，而且还强调国家政治权力上的集权统一，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３](Ｐ２３６）。
西汉武帝时，为适应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董仲舒综合阐发以往的“大一统”理论，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２](Ｐ２５２３）认为“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同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强调君权天赋，君主作为天子，可行使天的意志，这样权力就被高度集中于君主手中，“大一统”中的“一”也就意味着国家统
一于天子手中。此后在儒家思想的,陶下，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以及君权的集中，也就成为学习儒家经典而为官出仕的士子们的最高原则和目标。例如，唐宪宗时期曾任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的进士皇甫指出：“大一统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宋代欧阳修道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７](Ｐ４１４），“《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７](Ｐ４１６），以“居正”“一统”二义自标。还有苏轼说：“正统之为言，犹日有天下云尔。”[８](Ｐ１２０）这几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拔出来的文官，“居正、统一”的观念已深入其心髓。此外，《元史·刘整传》记载：“整入朝，劝伐宋，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９](Ｐ３７８６）这里刘整也以“正统”之论，劝忽必烈实现国家统一。此后，明、清两代能够形成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也都是这“大一统”的功能体现。
(二）有利于稳固统治
答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稳固君主的专制统治，以使君主能够世代“总揽威权，柄不借下”[１０](Ｐ４１２)，“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３](Ｐ２２５５
６）。例如，西汉时期，在汉武帝的授意指使下，董仲舒除了宣扬君权神授外，还大力宣扬三纲，以维护封建统治关系。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昔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１１](Ｐ３０５－３０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也是天意的安排。于是形成政权、族权、种权、夫权四纲，从而形成臣子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以巩固君主的专制统治。此外，《唐律疏议·名例篇》也露骨地指出?押“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至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唯子唯臣，唯忠唯孝。”因此，自汉武帝开创考试授官以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那些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无不受这四纲的,陶影响，甚至把维护这四纲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官也就自觉地形成了对君主的依附关系，也自觉地把君主与自己的关系看做是主奴关系，如，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末帝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１２](Ｐ２４９)另外，从一些官职的]变上也能反映出君主与文官的主奴关系。例如，汉武帝时，有个叫孔安国的人为“侍中”，“特听掌唾壶，朝廷荣之”。“侍中”在东汉后地位不断升高，到唐代时竟为宰相，“侍中”在汉武帝时只是个给皇帝端痰盂的人，可见“侍中”的实质不过是君主的奴才而已。还有其他的像仆射、中书、尚书等官职，原意也都是君主的奴才。
从上面可以看出，通过儒家思想,陶选拔出的这些官员，作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主体，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正是因这种思想上的,陶，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
三山五岳指二、有利于君权的运行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历代君主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精心设计的，带有浓厚的人治彩，在这一制度下，官职的设置、文官的选拔任用等都由君主决定。因而，中国古代君主设计文官制度的重要目的就是便于控制臣下和治理国家，保证君权的正常运行。
中国著名化妆品品牌(一）便于君主控制官员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是为君主的高度集权而设计的，是与金字塔式的行政体系相适应的，既体现出像省、路(道）、府、州、郡、县等行政区域的等级关系，也体现出像国家垂直管理机构中各个部门间的层次、辖属及等级关系。这样就使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的主体——文官们，从中央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里、亭长无不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文官制度中，“上与下各自统属，内与外相互节制，名分与职责严明，权利与义务相称，
语句大全既不可逾越，也不可专擅”[１３]。这种金字塔式的文官等级制度，使下级官员只服从上级官员，整个文官体只服从于皇帝个人，使“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３](Ｐ２５５６）对官员操控自如。君主除了运用文官制度中的考绩、升降等方式对官员进行控制外，还掌握着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任意责罚、处死官员。例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汉明帝）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１](Ｐ８１３）。又如，尚书郎药崧因事得罪，即“以杖撞之”，崧至床下仍追之不舍。《梁书·王亮传》记载：“……奏亮大不敬，论弃市。” [１４] (Ｐ２６８)王亮只因对君主不敬就要被杀，中国历史上君主处死官员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君主可以肆意侮辱官员的人格，例如，“(明代）景泰初，开经罺，每讲毕，令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１５](Ｐ２８)。这种以肉投狗式的“投钱令拾”，竟美其名曰“恩典”。明代君主对大臣们的“廷杖”也是对大臣的极大侮辱，《明史》总结道：“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１６](Ｐ２３２９－２３３０)此外，明代从朱元璋开始，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 ，大臣上奏就要跪喊“启禀万岁”。到清代则变为“奴才启禀万岁” ，然后跪着奏事听皇帝教诲。
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不仅官员对君主存在着深深的依附关系，而且君臣之间、官员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严密的依附和等级制度大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中国古代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说了话就是法律，官员的义务就是绝对服从皇帝的意志，整个国家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在这种制度下，君主对文官可以说是操控自如，控制十分方便。
(二）便于君主治理国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中国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众多事务，如果让君主事无巨细、件件躬亲，去决策处理，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处理。据当时的给事中张元辅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共１６６０件，计３３９１事”[１７](Ｐ２９)。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或听２０７．５件报告，要处理４２３．７５件事情，以致他“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仍处理不完。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曾说：“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１８](Ｐ２８８）一个人的管理幅
度终归是有限的，朱元璋作为创业勤政型皇帝尚力不足，其他慵懒型皇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針对君主如何做好管理，处理好众多的事务，韩非子曾提出：“善张网者引其纲，……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１８](Ｐ７２８）韩非子认为：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不必亲自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君主只要管理好身边的大臣，再由各级官吏对下属臣民实行管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君一吏一民”的管理系统，就可以处理好各种事务了。而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则为这种“君一吏一民”的管理方式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唐太宗李世民采取“谨择臣而分任以事”[１９](Ｐ５０５）的吏治思想，提出“致政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任官为贤才”[２０](Ｐ７６）的主张，并以“慎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２１](Ｐ１１９２)四条标准来考核官员治民情况，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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