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史》复习题
长江是我国第一条大河,居世界第三位。干流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长江水量极为丰富,每年入海总水量约达一万亿立方米。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它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占宗列渠,干流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余平方公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
淮河发源于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山,历史上淮河下游经安徽、江苏注入黄海。至清代后期,淮河受黄河压迫,入海尾闾淤塞,由洪泽湖改道向南辗转入江。淮河干流南北的自然条件有比较显著的差别,是我国地理上的重要分界线。以秦岭、淮河为界,以南的河流水量丰富,季节变化小,河流含沙量也小,冬季不结冰;以北的河流水量季节变化大,含沙量大,冬季水量小且有结冰现象。
海河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水系。它流经河南、山西,河北、天津等省市,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
位于海河流域之内。海河流域支流繁多,南北方向较宽,而东西方向较窄,形成源短流急的特点。海河水系共有五大支流,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海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属半湿润地区,雨量集中,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所以常常造成洪涝灾害。海河流域虽然开发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
珠江流域包括东江、西江、北江,按长度为我国第五大河。三江之中以西江最大,为珠江干流,全长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发源于云南东部山地,经贵州、广西等省区,在广东注入南海。
我国淡水湖以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太湖和巢湖最著名,称为我国五大淡水湖。
我国古代的治河防洪工程技术,大体经历了从“障洪水”到“疏九河”,又从“疏九河”到筑堤防洪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我国人民的治水活动也对奴隶制国家政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开机密码设置
古代关于共工氏“壅防百川” 和“鲧障洪水” 的历史传说。相传在尧、舜、禹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连续出现特大洪水。传说在洪水威胁面前,当时有关部落的首领曾
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会议最初决定由禹的父亲鲧负责主持这一艰巨工作,鲧在接受任务之后,就率领众努力工作,他治水所采用的办法,据说仍然沿用共工氏筑土围子的传统。当然很难成功。但鲧的敢于斗争的精神,长久以来被人民所追念。接着,部落会议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继续主持治水工作。禹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治河方法,比共工氏和鲧的“壅防百川”的治河办法前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消极的防洪进到积极的治河,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况。经过人工疏浚后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好多了。在禹之前,各氏族部落的领袖基本上是由选举产生,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如此。但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了,禹的儿子启夺得了王位,开始传子世袭制,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堤防起源较早,至少在西周时就已出现,春秋时期堤防的系统修建。
春秋战国时期水灾记载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公元前602年黄河的大改道(第一次黄河大改道)。
西汉初年,黄河也还比较。到了汉武帝时期,河决便频繁出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汉武帝为表示虔诚,
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壁祭祀河神,并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着柴草参加施工。由于黄河23年的泛滥横流,给堵口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当地防汛堵口材料极为缺乏。通过众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成功地堵塞了,并在其上修建宣防宫,这就是著名的瓠子堵口。这次堵口也给司马迁以深刻的体会,在《河渠书》中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怎样在淘宝开店>逆战歌词》专篇的体例,系统论述前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史事。这篇《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这种专篇成为中国通史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黄河以含沙量特大著称于世,一个“黄”字反映出这条河流的特点。黄河的名字最早见于西汉初年,到唐代遂成为固定的称谓,据西汉张戎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
西汉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从今山东利津县入海,终于酿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道。
王景治河:公元11年(西汉)黄河在魏郡决口,初决时未筑堤约束,洪水泛滥横溢。对待黄河南摆,黄河南北地方官持不同态度,南方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北归,而北方则赞成维持南流现状。建武十年(公元34年)有人提议治河,因南北互相掣肘,未实行。此后
河势更加恶化,民不聊生。在人民众的压力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上市公司回购细则年怎样自制葡萄酒)东汉王朝决定派王景治理黄河。王景,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在从事治黄之前,他已经积累了成功地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他对于治黄的利害得失有较深入地了解,所以当汉明帝接见并问及治河问题时,他能对答如流,遂被委派主持治河。这次治河规模相当大,动员了数十万人参加,施工整整一年时间,所花经费以百亿计,工程终于顺利完成,这就是历史上著称的王景治河。王景治河所做工作:“筑堤”,即治河;“理渠”,即治汴两方面。即修筑系统的黄河大堤,从而固定了第二次大改道后的新河线。这次施工中更发展了前代水门技术,总结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办法,发展了在多沙河流上采用多水口形式引水的技术。
• 贾让三策在治河史上颇负盛名,它是在西汉汉哀帝初年由贾让提出的。事情的经过大致是:那时,河道负责官员平当,鉴于黄河频繁决溢,曾上书说:现在大禹的九河已经淤塞不见了。不过古代经典上所说的治水,只有分泄疏导的办法,而无修筑堤防的记载,因此,要想治好黄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这时贾让上书应征,提出了有名的上、中、下三策,这是一篇被保留下来的最早的系统的治河规划的历史文献。
• 贾让三策:上策:在上策中,贾让首先指出,古时候,河有河的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并无所谓洪水灾害。但是到了战国,黄河开始筑堤约束河水,不过当时两岸堤距尚宽。然而此后人们贪图黄河滩地的肥美,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以至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因此导致黄河为害。据此,贾让提出他的上策,他认为如果照他的上策去做,给黄河留一个宽广的区域,保证黄河“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则可以“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中策:贾让所说的中策,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渠,这些支渠除了有灌溉的作用之外,同时还可以分洪减水。他认为,这虽然不是古代圣人所提倡的方法,但也可以“兴利除害,支数百岁。” 下策:贾让视单纯依靠堤防来达到防洪的目的的作法为下策。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中,黄河大决溢后改道、改流和分流先后达七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现将北宋经行河道的变化情况综述如下:京东故道:京东故道,是宋人对北宋前期黄河故道的称呼。京东故道在北宋中行流时间前后为88年,时间最长。 横陇故道: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在今河南濮阳东约四十里),干流流入赤河,经濮州东六十里,沿五代时后梁段凝自酸枣决河东注于郓所冲出的旧道经行。经今清丰,南乐进入大名府境,约在今馆陶、冠县一带折向东北流;再经今聊城、高唐,平原一带,经京东故道之
北,下游分赤、金、游等支,经棣(今惠民县)、滨(治今滨县)二州北入海。这是宋代,黄河的一次较大改道,宋人称为横陇故道。旧横陇故道自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至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前后十四年即告完全淤塞。这样高速淤积,除了黄河含沙量极大之外,河势分流散漫则是重要原因。 商胡河道:庆历八年,河大决于澶州商胡埽,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决河流经大名、恩、冀,深、瀛、永静等府、州、军,东北至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合御河入海。这是宋代黄河流入渤海的最北端,是历史上黄河又一次著名的大改道,这次改道对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很大,在北宋统治集团中引起回河之争,而三次回河的失败,造成朝廷国库空乏,劳动人民倍受灾难。商胡大河形成之后,宋人称为北流。 二股河:为人工开凿,其目的在于分减商胡大河使流入赤、金二河。装潢公司排名大河入淮:北宋期间,大河先后有几次南流入淮的记录。北宋几次大河南流入淮,因朝廷着力修塞阻挡,未形成大河南行。直到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使黄河由东北入海改由东南入淮。此次决口,自今浚县滑县以上地带经延津、长垣、东明一带入梁山泊,然后由泗入淮。
北宋回河争论和回河失败:北宋期间,曾先后发生了三次回复故道的大争论以及强行回复故道的大失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回河之争”。这三次“回河之争”,充分说明北宋朝
廷在探索治黄方针上所走的曲折道路,以及治黄问题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复杂关系。 回河失败原因:统观上述治黄的结果,强用人力堵塞北流三次-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都失败了。宋代三次回河东流失败,除了社会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没有考虑地形条件和对泥沙的处理,而且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今开封市)的守将杜充人为扒开黄河大堤抵御金兵,使黄河改道由泗水入淮河、济水分流入海。公元1194年(金明昌十一年),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占据那里的金统治者,希望以水代兵, 借黄河的洪水侵扰南宋,致使暴虐的黄河在无遮无挡的淮北大平原,一泻千里,抢去淮河入海的水道,自此,黄河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1194-1855)。
黄河自金代夺淮入海后,成为整个元代黄河下游的基本流势,河患频繁。元代最高统治者由于建都大都,政治中心远离黄河流域,对河患长时期持消极态度。直到黄河威胁着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对河患采取较大的整治措施,委任贾鲁组织治河。贾鲁治河是我国治黄史上一次著名工役。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至正四年(
公元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决溢造成大河改道之后,拖了七个年头,直到至正十年冬十二月,才“以大司农秃鲁等兼领都水监,集河防正官议黄河便益事”。贾鲁,河东高平县(今山西高平)人。贾鲁在治河入役之前,曾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并制作地图,准备了两种比较方案,因此,贾鲁治河的设想绝不同于一般议论。当时,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亦曾到实地考查。贾鲁和成遵等虽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准备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贾鲁认为河必须治,且得“疏塞并举,使复故道” ,而成遵等则认为“河之故道,断不可复”。当时两派争论非常激烈。成遵所代表的是当时安于消极应付,害怕积极治河承担重大责任的大多数官员的见解,而贾鲁作为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治河专家,则具有献身精神,敢于负责,反映了当时社会提出的治河要求。朝廷在丞相脱脱大力主持下,采纳了贾鲁的建议,决意治河。于是,从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二十二日起动工,十一月决口合龙,大堤施工结束,全部工程完成。河复故道,汇淮入海。
明代前期对黄河的治理,始终以保证漕运安全畅通为中心,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防止黄河冲毁、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使运河水源枯竭。既要防黄害运,又要利黄行运。黄河治理服从漕运要求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确立以后,一直左右着明清二朝的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在此原则的束缚下,明代前期的治河方略以“分流杀势”为主,
辅以疏浚和筑堤手段。在措施上,为了防止黄河向北冲毁运道,逐渐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方针。为了保证运道水源、维持正常的航深,又采取了“引黄济运”的办法。这一时期的治黄实践,多是围绕上述原则进行的。整个明代前期的180年中,较大的治黄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筑堤塞决约有35次,挑浚河道、分杀水势约有11次,引黄济运约有14次。其中以徐有贞、白昴、刘大夏、刘天和所主持的几次治河实践较为著名。徐有贞总结他治理沙湾决河的基本思想说:“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节,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兴“。明史河渠志对白昂的治河方针作了较中恳的概括,说他是“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 刘大夏治河,確立了北堵南分的方策,北岸系统堤防开始逐渐形成。这种单纯从保漕运出发的片面修防,不仅给黄河南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而且河道状况也更加恶化。刘天和治河时间不长,治河方针也无新颍之处。但是他的突出特点,在于比较注意总结经验,在施工技术、管理上有不少发明创造。他把前人的有用成果和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写成《问水集》一书, 对后代治河起了积极的影响。
明后期至清前期黄河治理成就: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在明代后期出现并逐渐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早在西汉时,我国人民就已认识到,河道中流速越大、水的挟沙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运用堤防工程可以能动地改变水流流态。束水攻沙的主张,正是概括了
前人关于水流本身的挟沙规律和堤防对水流的能动作用这样两方面的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产生的。首先对束水攻沙的思想进行明确阐述并主张运用于治河实践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的河臣万恭。万恭多方面总结了前人的治河经验和自己的治河实践,写成了《治水筌蹄》一书。这是明代的一部重要河工专著,它的许多重要成果都为潘季驯和后代河臣所吸收,为束水攻沙论形成奠定了基础。潘季驯在治河实践中推动了治黄方略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沙水并治的转变,系统总结了一整套堤防建设经验,使黄河下游两岸完全堤防化,堤制系统化,堤防修守制度化。于万历18年(1590年)写成《河防一览》一书。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总方略是:以河治河,以水攻沙。基本办法是“束水攻沙”,同时还有“蓄清刷浑”和‘淤滩固堤”。而实现这一切的主要实践措施就是坚筑堤防,固定河槽。1680年泗州城和明祖陵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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