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崛起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
诊才it*2020年第5期
人工智能崛起与当代资本王义
生产方式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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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红
［摘要］续写21世纪《资本论》需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近年来人工智能崛起，引起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智能化”为深度转型的结构性新变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新变化，包括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生产力内容的智能化形塑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智能化进阶。其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包括所有制关系的新控制性、劳资关系的新对抗性、财富分配关系的新不平等性和垄断关系的新腐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智能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它使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得以顽强持续，但又悖论性地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速解体埋下新的社会因素。
［关键词］人工智能崛起；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智能化
［作者简介］蒋红，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广西桂林541004［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20)05-0054-08
马克思在谈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曾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至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术致思和时代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剥离的研究传统。显然，续写21世纪《资本论》，需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重点研究对象，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崛起便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而多维的变革效应，这在学理上亟待进行前沿思考和深入阐释。本文拟对人工智能崛起及其影响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进行直接详细地研究，以期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
一、人工智能何以崛起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原初含义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智能规律，由计算机及其人工系统来进行智能模拟、延展和替代，其实质是以深度学习为关键技术突破的软件和程序。众所周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知，以1956年约翰•麦卡锡在影响深远的“达特茅斯夏季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为正式开端，人工智能发展已历60余年。在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人工智能既有过初期的野蛮性生长，也遭遇过阶段性的技术受挫与市场遇冷，但以2016年3月阿尔法狗(AlphaGo)围棋软件以4比1比分战胜韩国顶尖棋手李世石为标志性事件，曾经一度沉寂和被人遗忘的
人工智能又重获新生，且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发展潜能和崛起态势。虽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距离理想维度下的“弱人工智能”(弱AI)都还相去甚远，以至有学者用“机器愚笨”［2］概念驳斥奇点论者对人工智能的过度解读和想象，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人工智能又确实在崛起，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与核心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人工智能在人类生产生活各层次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而深入，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和科技竞争的核心。问题是，人工智能何以会在21世纪崛起，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骤然崛起？这可从马克思所开启的政治经济学视野进行原因分析。
智能化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19CKS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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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逻辑：人工智能崛起的深层动因
首先，资本逻辑的牟利需要是人工智能崛起的动力引擎。资本逻辑实质上是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逻辑和资本贯通和统摄一切的外在逻辑之结合。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咱结果,“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叫正因如此，我们在叹服于20世纪中叶以来历代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卓越贡献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天才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资本的诱惑和利用。考诸历史，“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曾于1953年和1955年先后受雇于贝尔
预祝中考成功的话语实验室和IBM 公司，而1956年由他组织召开的“达特茅斯夏季会议”背后，实有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家族支持的基金会予以经费支持叫无独有偶，1958年，另外两位人工智能开创人西蒙、纽厄尔在圣莫尼卡兰德公司内举办的人工智能“兰德夏季研讨会”，则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问。资产阶级“招募”科学家并诱使他们踏入“名利场”的这一策略，贯穿于人工智能从创生到发展的历史深处。尤其是近些年，随着资本家集团意识到峰回路转的人工智能蕴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和图利空间，全球顶尖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围绕着人工智能科学家爆发了一场颇有资本智能化与智能资本化性质的人才争夺战。此举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利益需要，但这在客观上加快了人工智能的内生性演化与崛起进程。
其次，资本逻辑所包含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是人工智能崛起的直接诱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认：“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7]时至今日，即便是美国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脸书（Facebook）等AI技术强大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下展开技术与市场占有率的激烈竞争。作为资本逻辑之客观要求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提升了全球人工智能公司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充分激发了后发国家人工智能公司进行技术追赶的内在动力。在此过程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科大讯飞等国内民营企业深度布局人工智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使全球智能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动。
最后，资本逻辑内在矛盾所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是人工智能崛起的深层根源。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昭示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进一步衰落，而社会主义旗帜的吸引力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力则与日俱增。但不甘心由盛而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势必会用尽各种办法来挣脱此历史之“势”，这其中便包括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之举措。《共产党宣言》早已透彻说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何回归现实，资产阶级除非在生产力层面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3D打印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暂时得以调整和延缓危机，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申言之，人工智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勃然崛起绝非历史偶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迫于应对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技术范式危机而被激发出来的新的生产力潜能，或者更深层说是迫于应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历史必然。
（二）国家竞争：人工智能崛起的重要推力
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表明，资本输出的利益推动资本主义列强去争夺殖民地，同时列强之间为了打败国外竞争者而进行残酷畸形的国家竞争，其后果是造成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托马斯•瑞德在《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中引人入胜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产生控制论、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学科新技术，指出正是1940年英国与法西斯德国的一系列空战“帮助触发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科学及工业研究的爆炸性进展”叫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战争加快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使国家力量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现如今，就连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特朗普
政府，也不得不“祭出”重振美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内政外交手段。在全球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时期，世界主要强国大国围绕人工智能、5G网络等重大前沿技术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大国博弈，-个明显例证是近些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在国家战略层面加强了人工智能扶持力度。在这场争战正酣的人工智能“全球竞赛”中，美国与中国无可争议地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力图在人工智能的某些技术领域有所专长。毋庸讳言，各个国家在角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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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技术制高点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矛盾与利益摩擦，但从矛盾的另一方面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竞争也以强烈真实的紧张方式，刺激各国人工智能科学家、工程师们竭力为本国利益去做出前沿高端的成果，继而在历史“合力”中谱写人工智能新时代。
二、人工智能崛起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新变化
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社会存在之核心要素的物质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历史演化，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由于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居支配地位，完整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崛起究竟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哪些新变化，需要先对人工智能崛起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新变化予以具体深入的揭示。
(-)新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这样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㈣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后来被学术界概括为生产力的“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生产力所共有的基本要素，也是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按其作用性质，一般将其看作是渗透到具体生产过程并与生产力基本要素相结合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
人工智能在经济学维度无疑也属于生产力范畴，具体地说，是能渗透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并引起这些生产力基本要素发生深刻智能化增强的科学技术要素。就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劳动资料(包括硬件性和软件性的生产工具)产生根本性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就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具体劳动过程中被进行深度加工的劳动对象(原材料)在品质方面部分得以智能化增强，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汽车等产品的形成，就需要被组装的智能化元器件；就劳动者的智能化增强而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应用使得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也就是劳动者，在原初的人类智能基础上，借助于客体主体化了的人工智能因素而获致了能增强自身劳动技能的智能工具和智能化思维①。
人工智能崛起所造就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智能化增强，尽管目前还只
是端倪初现，只是引起部分生产部门的变革，但因其作为新生事物具备新的物质结构和功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终究具有合乎社会生产力前进上升运动与发展方向的强大生命力。如果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11］，那么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则必须掌握与智能化时代相适应的智能化生产资料。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具有新奠基性地位的技术基础，这是人工智能崛起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新变化的首要表现。
(二)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力内容的智能化形塑
如果说生产力诸要素是生产力的细胞和骨骼，那么生产力内容则是生产力活生生的血肉。人工智能崛起不仅影响生产力要素，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在智能化的新基础上运行，也影响生产力内容，促就资本主义各个产业层次的生产力内容的智能化形塑。具体特征包括：(1)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开始迈入“智慧农业”的高级发展阶段，例如当今美国已逐步形成大规模经营以及智能化精准农业模式［12］。(2)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领域无人化、智能化、大数据化趋势不断增强，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国际工业和ICT巨头加快工业互联网布局，同时诞生了一批初创型企业问。(3)资本主义互联网生产力智能化、数字化特征明显，数字经济更加蓬勃发展，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数字经济已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增
①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得到人工智能辅助的劳动者与得到了人工智能辅助的劳动者相比就“傻瓜化”了。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人类智能的开发结果，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身上都蕴含着人工智能所无法匹敌的人类智能，并且劳动者懂得在生产劳动中把他的种属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由此可见，没有傻瓜式的直接劳动者，即便是最普通的直接劳动者个体也有难以穷尽的人类智慧。不能因为人工智能实施背景下一部分劳动者得到了智能化增强就低估了另一部分哪怕是体力劳动者的聪明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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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4）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力内容面临智能化的深刻形塑。现实中人工智能软件进行“以假乱真”的新闻生产与文学创作已屡见不鲜，就是在更为
古典的艺术领域，微软、谷歌等IT产业的巨头也已
投入人工智能艺术（AI Art）研发多年，如微软公司可用计算机模仿伦勃朗生成的油画《下一个伦勃朗》（the Next Rembrandt）网。可见，随着人工智能触
角的全面延伸，资本主义社会涵盖了文学、艺术、广告、新闻、电影等文化实践活动在内的文娱产业正浮现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新态势，这是人工智能崛起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新变化的突出表现。
（三）新趋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智能化进阶
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增强与生产力内容的智能化形塑，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起点，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进阶到智能化新阶段。
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问“怎样生产”本质是讲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来生产，它决定性地影响“生产什么”，更是直观衡量某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客观尺度。举例来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大圣娶亲多少钱
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㈣。前文已指出，人工智能作为渗透性的科学技术因素渗透到劳动资料，会引起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强，产生愈来愈高级的、影响生产状况的智能化劳动资料。只要人们依然坚持劳动资料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时代的根本物质标准，就不难明白愈来愈智能化的劳动资料极有可能是继“手推磨”“蒸汽磨”“电气化”与“信息化”之后可塑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形态的核心劳动资料。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被
哈特、奈格里等命名为“机器论片断”的著名章节里曾这样描述：“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问如马克思所惊人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果然越来越受被人脑器官创造出来的一般智力（一般智能）的控制和改造，资本逻辑从生产信息化到生产智能化的规模化布局已拉开帷幕，甚至连一些传统的it巨头、互联网企业、智能手机企业实质上也悄然转型为以研发智能芯片、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公司和数据公司。这同时也预示着，“人类生产力在经历了农牧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现正迈向第三个伟大时代一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正在经历继工业革命以来最伟大的变革”[18]。
三、人工智能崛起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变化
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内容与变革方向，随着生产力向前发展，生产关系也将或快或慢、或自然或不自然地发生变革。人工智能崛起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智能化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再次确证了一个世纪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著作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恐怖统治”。
（一）“平台”假象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新控制性表达思念牵挂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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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崛起在资本主义信息生产力领域强化了以移动互联网、手机APP、自媒体媒介等为依托的各
类虚拟平台。正是“平台”为数字公司主导信息产品业务、为用户在线“开店”或生产数据与体验数据服务等提供了广袤而流动的交往空间。“平台”的出现和狂飙式增长在资本主义互联网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将这种通过提供“平台”服务提取租金的资本主义商业运营模式称为“平台资本主义”叫
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居基础与核心地位，“平台”既属于特殊的生产资料，便存在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以及建筑其上的平台公司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靠租借平台赚钱的平台商业租户，另一种是非商业性的、不会被收取租金的大众用户。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资产阶级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平台”表面看来具有一定程度的免费开放性与用户独立支配平台的“私人性”特征，因此这在所有制关系上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再表现为资本家私人占有，而是平台资本家、平台商业租户（个体经营者）、大众用户共同占有平台与平台资源的“共享式”所有制。
“平台资本主义”较之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商业创新与进步性质是不容忽视的，但“平台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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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现出来的终究不是真正的“共享”和“民主”，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工智能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隐蔽而巧妙的新控制性。第一，平台公司与用户之间看似是自愿结成的契约关系，背后实则
存在附庸性的不平等关系，平台公司作为平台资源事实上的所有者，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平台规则，可强行控制用户数字行为和限制用户自由；第二，平台公司与用户所共同生产的蕴含了巨大商业价值的肥沃数据，反过来经过技术的变相处理又成了向用户收费的专属性资源；第三，平台公司的用户虽然没有充当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所谓的免费“用户劳动力”㈣角，但平台商业租户(个体经营者)支付平台租金的商业行为以及大众用户点击平台的非生产性行为能加速平台公司的资本循环却是一个不争事实；第四，平台公司对于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形同虚设，只要隐私数据有利可图，平台公司就会肆无忌惮到利用智能化技术对用户实施秘密监控和数据窃取。2018年，美国脸书(Facebook)公司便因涉5000万脸书用户资料遭英国剑桥分析公司违规窃取，并用于不正当商业与政治目的而深陷巨大丑闻〔叫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时空场域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迫不及待地染指非传统经济领域和虚拟社会空间，由于这种新控制性，原本与资本主义平台公司没有直接雇佣劳动关系的广大平台用户也被卷入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网络和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环节之中。
(二)“解放”假象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对抗性
作为人类解放的基础与起点，劳动解放从一开始就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拱基作用，如今人工智能崛起所
林杭景萧北辰小说免费阅读孵化的愈益精进的智能化机器，便在减轻人类劳动和促进劳动解放方面有很大潜能空间。然而必须看到，虽说发达的智能机器“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㈣，但这只是劳动解放的必要条件，而非唯一或充分条件。因为劳动解放并不只关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也关乎具体的生产关系变革。进言之，只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未被解除，即便智能机器在越来越多领域替代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也无法使雇佣工人“自动”地实现劳动解放。在忽略生产关系变革的维度下笼统地谈论人工智能如何解放人类劳动，就如《资本论》中58所提及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把“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看成是“女
奴隶的解放者”㈣那样陷入不切实际的“解放假象”。
人工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刻意营造的“解放假象”，无法掩盖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新技术环境下变得更加紧张和具有新对抗性的残酷事实。这种新对抗性首先表现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对雇佣工人前所未有的新排斥。人类有史以来，大概没有任何一种机器发明像人工智能这个“竞争者”那样使雇佣工人们担心自己沦为长期失业的“过剩人口”。根据牛津大学研究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人工智能革命可能会使英国35%的工人和美国47%的工人在未来20年内面临技术转移的风险㈣。这在根本上印证了马克思所洞悉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即“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㈤。具体到当代，人工智能崛起的过程就是包括无人工厂、智能机器在内的不变资本(C)比重日益增大而雇佣劳动力的可变资本(V)比重相对减少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
国家的技术性失业会立即显现，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时间，即人工智能虽不大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对就业市场构成巨大冲击，人工智能更是有引起新劳动分工和催生某些新职业的前景，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人工智能发展终将导致交通运输业、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就业吸纳率在旧资本从头到尾更新之后绝对下降。届时，那些缺乏智能技术经验、被贬值了的产业工人，很可能会成为马克思所谓的“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对抗性还表现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平台资本家与新兴劳动阶层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前文论及的“平台资本主义”中，有一些平台用户是直接依附于平台公司的新兴劳动阶层，如美国知名打车软件平台商优步(Uber)和房屋租赁平台商爱彼迎(Airbnb)各自的平台用户。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皆具有非稳定性特征的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之中，优步、爱彼迎的平台用户作为非正式雇员或零工体，他们可以通过“平台”中介赚得劳动收入，但必须向平台公司支付堪称食利性剥夺的垄断租金，至于平台公司的正规福利则是根本享受不到的。以优步为例，“根据一项集体诉讼的计算估计，如果优步的司机是其公司员工，优步将欠员工共8.52亿美元(优步声称这一数字仅为4.29亿美元)”冋。一言以蔽之，平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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