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李世中：解识小说家罗贯中——关于罗贯中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摘要
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据明人著录，知其为本贯东平、居家浙江，生平事迹无考。本《孟子》读其书知人论世之理，效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之法，解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之学养与浙东人的历史观；《水浒传》（百回本）沿袭施耐庵说话文本、编辑增补、后四十回复调叙事之特征，可见作者由浙东学人而屈身杭州书会的人生梗概。由罗贯中之忘年交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所载与其离会之时讳而不言其行迹之语，还可推断世传“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并非妄说。
方苞尝作《史记评语》，于《司马相如列传》后评曰：“《史记》所载赋、颂、书、疏甚略，恐气体为所滞壅也。长卿事迹无可称，故独编其文以为传，而各标著文之由，兼发明其指意以为脉络。匪是，则散漫而无统纪矣。”[1]在方苞看来，司马相如虽 “事迹无可称”，但仍可藉其“著文之由”探知其人，此为太史公作《司马相如列传》之法。以往古代文学研究多重视通过“知人论世”的途径来评鉴其作品，但在作者生平资料难详的情况下，据其作品本身所呈现之信息反推其人，亦不失为一有效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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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是明代著名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家。有人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2]，自然有依传说夸大其词的成分。至今可见明刊署名“罗贯中编次”之小说，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百回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二十回本）五种，又可见其人确实名不虚传。
罗贯中有多种小说传世，尤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影响深远，明人著录书籍、笔记闻见，多言及其人，名前习著其里籍。今存《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刻本，卷首庸愚子（钤章金华蒋大器）序称是书为“东原罗贯中”作，后出之多种刊本均依从之。按古时通例，“东原”（即东平）当为罗贯中本贯。明江浙人著其里籍，又或曰“杭州”[3]，或曰“钱塘”[4]，杭州当是其生平寓居、著书、负大名之地。
近世发现的天一阁蓝格写本《录鬼簿》，贾仲明补作《续编》中载有罗贯中事：“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5]依“别来又六十余年”语，罗贯中为“忘年交”中年长一方，至正二十四年（1364）甲辰，或已届五旬，为元末人。鲁迅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称，“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6]，是以年代相合直视其为小说家。然贾仲明谓之“太原人”，与小说传本署名不合，又属孤证，研究者多疑“太”字为“东”字草书形似而致误，罗贯中编《水浒传》后三十回多采用东原人水浒剧情节，完型杂剧如《李逵负荆》的情节详细，院本式短剧如《李逵寿张乔坐衙》的情节则简单，所判当是。即便如此，“东原”也该是本贯，亦无助于了解寓居杭州作小说的罗贯中为何等样人。
爱奇艺会员怎么取消自动续费20世纪末，有研究者发现《四明丛书·赵宝峰集》后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前署“至正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具名门人有乌本良等三十一人，其中第十一位为罗本。赵宝峰，名偕，慈溪人，元末浙东著名理学家，从游者甚众。由于同在浙江地域，祭文署时至正二十六年（1366）仅为贾仲明与罗贯中“复会”之后二年，近乎同时且同名，遂有研究者认为小说家罗贯中即为赵宝峰门人，也有研究者对此并不认可，形成了研究者聚讼的一件公案。
罗贯中以作小说得享大名而彪炳文学史册。罗贯中编撰的小说标志着他的文学成就、历史业绩，也隐显不同地烙印着他的学识、性情、经历，据其编撰之小说可以约略窥知他是何
等样人。在文献不足征、“事无可称”的情况下，依《孟子·万章下》篇所谓“尚友古人”“颂其诗，读其书”可“知其人，论其世”之理，试用司马迁为大赋家司马相如立传之法，“标明其著文之由，兼发明其指意”，当能获知小说家罗贯中其人生平和文学成就之大略。单行道逆行怎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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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代表作，早期刊本卷首庸愚子序云：“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7]这段话言简意赅，如实道出了这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通俗演义》应被视为小说家罗贯中的处女作。他在按史演义、叙写三国历史人物、事件之前，先开列出一份“三国宗僚”大名单，其中“列传”类人物名下还注出各自的表字、里籍、职官，即便不计仅列名字的“附传”类，所列也已多达三百余人。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型的小说叙事，通常会突出叙写几位人物，没必要叙写若许人物。罗贯中要从陈
寿《三国志》等史书拣出若许人，要费甚多精力，而其中绝大多数人物在后面的历史叙事中，也多是偶见其名。开列这份大名单，虽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后来的许多历史演义小说都不再有类似的名单，便说明它是不甚必要的。罗贯中做这件大而无当的事，说明他还没有摆脱作史书的观念和“宗”（王室）“僚”（臣子）名分有别的意识。
《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8]，“庶几乎史”。清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9]。所谓“实事”是指有史传记载者，“虚构”则指无史传记载者。这也是一般读者验证的标尺，并有研究者作过多种研讨。就笔者所见，柳存仁《<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中之历史成分》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按鉴或根据史传为说者，稽之史册，则讲史人捏合之处，所在皆是”。文中据《三国志·董卓传》及裴注所引《英雄记》等稗籍，叙写董卓横暴事，都注明“俱为《三国志演义》第三回所利用”，意即小说是依据史传和裴注所引书写的。文中据《三国志》中《周瑜传》《先主传》等传及裴注所引《江表传》等书，叙“赤壁之战”事，中间说到“《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所言诸葛亮舌战儒”，儒于“《三国志·吴书》皆有传，然似无共诸葛辩论之实”。后文又云：“小说第四十五回有英会蒋干中计故事。案，蒋干奉操命游说周瑜，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蒋干以辩才无碍独步江淮，然无中计盗书诸情节。然
大学入党申请书非如此渲染，其故事往往令人觉其枯燥。诸葛舌战儒时，个人吐属亦尚不俗，皆作者修润者之贡献也”。[10]《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结撰若此，可见一斑。
与端午节有关的诗句高明阁著《三国演义论稿》中多有此小说创作据史书修改增饰问题的事例。如《三国故事的演变过程》下篇《历史小说<通俗演义>》中，以吕布的“八健将”为例，说明作者罗贯中的“改写”“作得相当出”，“主要的是直接向史书学习”。《天命论、谶纬说和正统观念》中，列出小说书写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军粮不足杀王垕”“马踏青苗割发代首”“忌杨修恃才傲物，借口杀之”“祢衡骂曹操”等十余处细节，都袭自《三国志》及裴注所引《曹瞒传》《汉晋春秋》等稗史。《<通俗演义>的艺术技巧》中的前一节《从历史题材出发》、后一节《艺术上的加工》，论述的就是这部小说据史传以演义生发的情况，分别解析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孙刘联姻”等精彩片段，都有史书详略不同的依据；而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七擒孟获”则少有史书依据，但都突显了人物性格。“陈《志》裴《注》，实在为三国故事准备了极丰富的细节”，“《通俗演义》作了进一步的描述，这正是为什么它记录那当时复杂纷纭的政治、军事斗争，而又具有生动的耐人寻味的生活描写的缘故”。[11]这便可以看出罗贯中曾熟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所作的《注》，以及其他有关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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