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肉怎么炖好吃又烂结构、文体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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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要求来源：《艺术广角》2020年第04期
长篇小说的结尾一般不受作者重视，即使是如托尔斯泰、雨果这样的大作家，他们的长篇小说的结尾也经常遭人诟病。在某种程度上，长篇小说的结尾是中外小说家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卡尔维诺说：“文学史上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开篇，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都独具特的结尾却寥寥无几。”[16]西方作家如此，中国小说家也是如此。鲁迅就说过，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17]但有意思的是，作者不重视的长篇小说结尾，却被读者重视。文学史上那些戛然而止的报刊连载小说，引起过多起读者的不满和投诉事件，甚至个别极端的读者因不满小说的结局而要求作者改写，在要求被拒后甚至威胁作者的生命。作家们是否真的不重视长篇小说的结尾？读者又是否过于看重小说的结尾呢？
作者并非不重视长篇小说的结尾，是他难以重视，盖因长篇小说文体的特点易于导致某种病灶。长篇小说短则十数万字，长则数百万字。这样宏大的篇章结构，需要作者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作者耗时数年，殚精竭虑，容易草草结尾。更为重要的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必然是在精心的构思之后进行创造，但作者在进入文本创作后，作者已然让位于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就这个层面来说，故事、人物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掌控，按照故事自身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发展，有时候完全违背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例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小说主人公的自杀已经完全违背了作者本人的意愿，但作者又无能为力。每当这个时候，作者就陷入了情感和理智的纠葛之中，在情感上，他同情笔下的人物，但在理智上又不得不尊重故事本身的逻辑。正是在两个极端力量的拉扯中，作者承受了巨大的心理重负，为尽快从中解脱出来，匆匆将小说结尾。因此，长篇小说的结尾与其本身的文体特征密切关联。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它必然要讲故事，一个或者多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站在现在对过去故事的讲述。因此，小说文本具有双重时间，一是叙述者叙述的时间，二是故事自身的时间。我们先看叙述的时间，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间，也就是叙述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讲完故事所需的时间。如张炜的长篇小说《独药师》的叙述时间就是档案管理员“我”在档案室阅读并抄写那份被尘封在精致木箱中的日记的时间。这不同于故事本身的时间，故事叙述了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从清末到日本人侵占机票哪里订最便宜
胶州半岛这段历史。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开篇，叙述者就告诉我们她讲述所需要的时间：燃尽一炉沉香屑的时间，而讲述的故事却是葛薇龙在香港求学的数年时间。小说文本中的叙述时间基本上是现在进行时，但实质上，它有一个起止的时间点，要不然，小说永远也无法结束，这和历史叙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司马迁写《史记》用了十数年，但他所书写的历史却是从上古皇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这一漫长的时期。小说和历史的差异性在于，小说是通过想象性来虚构的，而历史却采用客观纪实的方式进行历史时间的忠实记录。无论是想象还是实录，其实都是一种选择行为。小说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听途说”的事件加以想象并编织进小说文本，同样，历史也不可能将经验世界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记录书写，必然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所以，小说和历史在叙述上极为相似，“共同具有的叙事文本的结构和功能”[18]。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小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叙述者讲述之前，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者是在知晓故事结局之后才开始他的讲述的。因此，小说的故事是有着一个明显的起止时间点的。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由三个大故事组织而成，大革命时期陆秀米的故事、开展社会主义实验的谭功达的故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期谭端午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由“子承父业”的方式进行链接，每一个故事自身又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有著自身的结局。在第一个
故事《人面桃花》中，秀米被劫到花家舍，并成为革命先驱，但革命成功后的秀米却发誓禁言，成为一个会说话的哑巴;第二个故事《山河入梦》中，姚佩佩被决，谭功达在监狱中死去;第三个故事《春尽江南》，以秀容自杀作为整体故事的结局。这三个故事串联起来，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同样，莫言的《生死疲劳》通过欧阳闹的六次生死轮回，在小说文本中建构起一段中国当代民间的历史。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摇曳多舛的一生来书写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即使像贾平凹的《极花》这样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也在试图书写特定时代的历史。贾平凹一再强调，他不是写一个单纯的拐卖妇女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来书写在城市化进程时代里的农村。叙述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说和历史都在讲故事，罗兰·巴尔特就说：“小说和历史，表面上一者是虚构，另一者是叙实，但二者均以‘故事’编制为目的。”[19]既然是故事，那它就一定有结尾。从这个层面来说，历史和小说又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历史的终结与小说的结尾在本质上有着一致之处。
历史的终结与小说的结尾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谈历史的终结首先想到的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福山的理解中，历史的终结是指自由民主战胜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唯一的政治制度选择，人类在进入这个阶段后，便停止了奋斗，消除
了柏拉图所认为的人所需要的激情，并将激情转化为更加安全的欲望。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终结是指普遍的历史的终结，即精神原则及精神原则历史的终结。福山是在发展黑格尔观点基础上提出的这个观点。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即人类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后，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们进入按需分配的阶段，阶级随之消失，人和人之间消除了等级关系，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理想王国。在科耶夫看来，“人的时间或历史的终结……还有哲学的消失”是因为“人本质上不再改造自己，不再有理由改造作为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真正）原则。”[20]由此看来，共产主义和自由政制都能达到黑格尔所认为的历史的终结，它们是殊途同归的两条路。对于福山和科耶夫来说，历史终结的结果就是人不再追寻形而上的意义。所以，理解历史的终结与长篇小说的结尾，不仅要从结构、故事层面来理解，更应该从意义层面来理解。
历史的世界是我们经验的世界，小说的世界是艺术虚构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有着重大差异，也有着惊人的一致。在经验世界里，各种信息杂乱无序，而且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开放体系。历史和小说的叙述就是将杂乱无序开放的经验世界叙述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封闭体系，换言之，就是将经验世界呈现为一个有序的封闭的形式文本。文本一旦形成，就成为了一个封闭、有序、静止的文本世界。一个具有形式的文本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读者做窄脚牛仔裤
整体性观照，并在这种观照中生成我们对世界把握之后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文本认识世界，而不是直接面对世界而认识世界。从这个层面来说，历史和小说都需要在形式上有一个终点，既是结构上的又是故事上的。对于历史叙述来说，不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它都是将经验世界中的事件进行选择、编织，形成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一定是要按照因果逻辑关系或者时间序列进行构建。《春秋》是要显示“大义”，《史记》也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历史的叙述具有明显的价值和意义诉求。
小说的叙述有着同样的诉求。小说家们在小说中传递的是对世界的认识，或者应该说，他们传递的意义不是像历史叙述那样言可言之言，而是言不可言之言，因此，小说一般是通过故事的叙述来达到事、理、情的传递。但是，小说家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却是一地鸡毛的琐事，而且这些琐事若江水绵延，亘古不息。如何将自己体验到的经验世界转换为一个有序而且有趣的艺术空间，就成了小说家们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的和有意义的时间。”[21]小说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呈现小说家对于混乱无序世界的理解，并运用适合自己的表述方式呈现出自己对世界的体认。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大多呈现这样的诉求，如《芙蓉镇》以“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最后的章节题目，这
样的结尾更清晰地传递了作者的叙述意图，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个小说文本不仅仅是个孤立的故事，芙蓉镇的故事是时代故事的缩影，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故事。《废都》以庄之蝶离开西京作为故事的结局，暗示了贾平凹对新的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因此，长篇小说的结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仅是文本结构层面的结局，也不仅仅是故事完整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结尾体现了作者对于他所处的世界的认知，并将他体认到的独特的意义传递给读者，让他们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观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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