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从前又称“比较语法”，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变化；一种语言会演变为多种语言；同一种语言，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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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规律。历史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对不同语言或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作比较分析。运用这
种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历史演变的学科，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意义作过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比较法并在比较的范围内确立种种差别，许多科学才获得巨大成功，在这些科学中，比较法取得了普遍意义的性质。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及形式”，只能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既不顾本国语言自身的已死的形态，又不顾同类的活的语言和死的语言，那是无法了解的。他认为杜林在语言研究上缺乏历史的基础，杜林之所以竟然把旧语言学的最坏的产品当作“真正有教育的语言研究的核心”，显然是因为其从来没有听见过60年
来如此巨大地如此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语言学。而且，恩格斯还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法兰克语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了《法兰克方言》。恩格斯在书中通过比较指出了若干法兰克语与撒克森语的基本差别，并根据法兰克语的历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早在第六世纪与第七世纪，韩国留学条件
法兰克方言已经成为在高地德语与印格伏南语之间的一种特殊方言，不过当时仍然完全处于哥德语—低地德语的子音转换阶段，正在形成一种过渡环节。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很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利方言与里普阿锐方言，而且区别古代方言的许多特点依然继续存在于现在的民众口语中。他指出，在他那个时代，法兰克语包括萨利方言和莱茵法兰克方言，萨利方言仍然存在于两种尼德兰方言，即法兰德斯与荷兰方言之中，而最纯粹的表现是在从第6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领地的那些地方；莱茵法兰克方言包括狭义的里普阿锐方言、中部法兰克方言和上法兰克方言。而且，恩格斯还详细指明了法兰克各方言的特征和它们的不同之处。
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它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现象，而是有两个长时间
形成的很重要的因素，其一是世界语言标本的搜集，其二是梵语材料在语言比较中的运用。为了语言的研究，早在18世纪以前，德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神学
家和律师莱布尼兹就有意识地提出要进行世界语言标本的搜集。莱布尼兹对语言的研究很感兴趣，而且他不相信希伯莱语是世界一切语言的源头这一说法。正是为了证明他的这种怀疑，他开始了语言标本的搜集工作。18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女皇伽德邻也是一位对语言标本的搜集非常感兴趣的有心人，在她的努力下，《全球语言的比较词汇》这本俄国钦定词典终于1787年在彼得堡出版。赫尔伐士是一位
有成就的语言标本搜集者，1800年，这位西班牙人出版了他的《语言目录》，书中包含300多种语言的材料。并且，赫尔伐士自己整理了40多种语言的语法，第一次指出语言的真正的亲属关系主要应该决定于语法上的证据，而不是决定于词汇方面的相似。他否定了一切语言出于希伯莱语的说法，很清楚地看出了汉语和汉藏语系方言，匈牙利语、拉浦兰语和芬兰语之间有亲属关系的迹象，认为马来语和波利尼西亚语同属一个语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出了一本有关语言标本的重要著作，它就是阿德隆的《米特里达脱斯或普通语言学》。欧洲人学习梵语，据史料记载，很早就开始了。到了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德国诗人席勒等发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有很多共同点，并且他们觉得梵语和欧洲的古代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1876年，威廉·琼斯在对梵语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之间存在着非常有系统的对应关系，它们无论是在动词的词根方面，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同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不可能是偶然的，它们肯定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席勒于1808年写成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书中，第一次用了“比
较语法”这个术语，认为“比较语法将给我们以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的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自然历史以光明一样”。虽然席勒不是语言学专家，未能整理、挖掘出什么规律，但无疑地，他和威廉·琼斯一样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
在上述条件下，丹麦学者拉斯克、德国学者弗兰兹·博普、雅可布·格林等人在更多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发现了很有系统的语言对应现象，并且根据这些系统的对应关系，推测了它们的共同起源——原始
印欧语的表现形式，同时把原始印欧语同后来语言之间的关系用简洁明确的定律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假定原始印欧语有个凭现有材料推想构拟出来的bh音，它在梵语中仍然保持不变，但在希腊语中则变成了ph，在拉丁语中变成了f，用公式表示即为：
拉斯克在他的著作《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1814年完成，1818年出版）中认为，在没有书面文献以前，我们要
出任何民族的历史，语言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但是要出语言的亲属关系，我们必须有方法地考察它们的整个结构，而不只是比较其中的琐碎细节。其中最重要的是语法系统，因为词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而语法形式却很少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无论怎样混杂，只要它具有最基本的、最具体的、最不可少的词和另一种语言相同，它们就属于同一个语系；其中语法最复杂的语言就是最接近于发源的语言。在这一方面，代名词和数词的相同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如果两种语言间这些词大体一致，并且我们有可能从中出一些语音对应的规律，那么这两种语言基本上就有亲属关系；如果整个结构和组织都有这种互相对应的相同点，那么它们的亲属关系就可以确定了。博普的重要著作有《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比较》（1816年出版）、《梵语、禅得语、阿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1833—1849年出版）等，尤其是前者，影响很大。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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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著作中，通过把梵语同欧洲、亚洲的多种语言相比较，认识到它们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不过梵语比其他语言保存有更多的原始形式。博普本来想寻求语法上的原始形式，但无意中发现了比较语法上的一些重要原则。格林的语言学名著《德语语法》（1819年出版），在当时曾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语言是自然发展的。他指出，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历史上，辅音分组演变，在英语和低地德语中变了一次，后来在高地德语中又变了一次。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清塞音k、t、p，在英语中变为送气清擦音h、th、f，在高地德语中变为浊塞音h、d、f；古希腊语、拉丁语的不送气浊塞音g、d、b，在英语中变为清塞音k、t、p，在高地德语中变为送气清音kh、ts、f；古希腊语、拉丁语中的送气浊塞音gh、dh、bh，在英语中变为不送气浊塞音g、d、b，在德语中变为清塞音k、t、p。古日耳曼语的一些长元音和短元音跟希腊语、拉丁语的完全一样，在各日耳曼族语言中，音素纵有变化，而长短没有改变。格林提出的这些有关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音演变规则，后人称为“格林定律”。但他自己并没有说这是定律，他认为音变是一般趋势，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如此。
世界最高大的狗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琼斯、拉斯克、博普及格林等人奠定基础后，立即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掀起了一种对各种语言作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范围逐渐扩大，程度也逐渐加深，因而这段时间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
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一般分为两个阶段，1870年前为第一阶段，1870年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
德国的波特、库尔蒂乌斯、施莱赫尔和费克等，都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波特在他的《印度·日耳曼系语言领域内的词源研究》中把语音方面的比较研究扩大到整个印欧系语言，并且欲把语音和词义结合起来，寻求出印欧系语言的词源。他选了梵语和其他同系语言所共有的375个动词词根作为研究的对象，就它们的发音和词形变化去寻求它们的词源。
库尔蒂乌斯、施莱赫尔和费克，使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库尔蒂乌斯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他反对用梵语和波斯语来做比较研究的材料。他对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是推翻了格林认为古日耳曼语只有a、i、u三个基本元音的说法，用许多事例证明古日耳曼语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相同的e，峨特语itan（吃）的i倒反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一个证明，一方面使人认识到峨特语在某些方面并不能代表古日耳曼语最原始的状态，打破了过去认为梵语是印欧语母亲的观点，另一方面使人知道古印欧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分成了梵语和波斯语所代表的亚洲一支和其他语言所代表的欧洲一支；亚洲一支有三个基本元音a、i、u，欧洲一支却除了这三个基本元音外还有一个e。施莱赫尔是德国一个后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他的《印度日耳曼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一书，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在19世纪60年代对印欧语做了最系统的描述。这本书的每一章，都先写出作者所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形式，再写实有的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等形式。这个比较法为后来的新语法学派开辟了道路。施莱赫尔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即是对于古印欧语的重建。所谓“重建”，是就所比较的语言材料用历史 统计的方法为每个形式
、每个词构拟出一个对每种语言都适合的“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用来代表那最原始的形式，并表明各有关的个别语言以后的演变。这种工作不仅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在印欧语系中，虽然有些语言是比较古老的，但是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说是其他语言的母语，它们都同出于一种更原始的基础语；而且可以使人注意到每个语音发展的细节，因此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非常有用的工作。然而，由于施莱赫尔并不明了这种工作的性质，且沉迷于黑格尔哲学的三分法，所以不免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主观结论。费克著有《民族分裂前印度·日耳曼基础语词典》，特别着重于对古印欧语的词的构拟
和汇集。他用这样一个原则来确定某个词属于哪种语言的词汇：即凡一个词在两支语言里都可以到的，它就属于是共同语词汇中的词；一个词只能在一支语言里到而在另一支语言里不到，它就只是那一支语言的词汇的词，而不是共同语词汇的词。
19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不仅专门著作出了许多，而且有关的期刊也出了好几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库恩主编的《比较语言学杂志》，它1852年创刊，致力于日耳曼、希腊、拉丁诸语言的比较研究。1858年，库恩又和施莱赫尔开始合编一种《比较语言学集刊》，研究范围兼及其他语系。1876年，这两种刊物合并后，成为一般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共同耕耘的一块园地。因此，19世纪70年代成为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历史比较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候，许多以前没人注意到的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新的发现不断出现，把语言研究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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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护肤小窍门视频步带到了一个完全成熟的境地。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是从语音的进一步研究开始的。以前，语言学家们虽然也经常谈到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但那是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提出来的。从博普到施莱赫尔，他们都认为梵语的三个元音a、i、u可以代表古印欧语的元音系统，但是如果把它跟其他同系的语言相比较，单单一个短a，和它相对应的就有a、o、u、e、i等好几个元音；施莱赫尔所构拟的一个古印欧语的k，在拉丁语有时等于c，有时等于qu，在希腊语有时等于k，有时等于p，有时等于t。诸如此类的现象，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如何解释。后来经过许多人的进一步细致研究才发现，原来他们所确定的出发点和“重建”的形式有许多地方都弄错了。这中间，一些著名语言学家，意大利的阿斯科里、丹
麦的维尔纳、德国的布曼和瑞士的索绪尔，以及法国的梅耶，都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阿斯科里不仅对印欧系语言有广泛的认识，而且对其他语系的语言也有广泛的认识。他在他的主要著作《语言学教程》（1870年出版）中，极力反对博普和施莱赫尔认为梵语的k可以代表原始共同印欧语情况的说法，并举出许多实例证明古印欧语的k不只是有一组，而是实际存在三组。这个证明，澄清了许多以前人们认为很混乱的现象。他还提出了“底层说”。他认为，学语言的人，由于自有其母语，因此第二语言说得不够好，同时第一语言也受到了损害，这就形成了语言演化的条件。例如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征服，英语成了胜利的语言，凯尔特语成了底层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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