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宝海: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漫谈
党宝海：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漫谈
今天，我和⼤家⼀起分享研读《马可波罗⾏记》的⼀些感想，打算讲四个部分：第⼀部分介绍马可·波罗其⼈；第⼆部分简要谈谈马可·波罗来东⽅的⾏程和主要见闻；第三部分谈谈《马可波罗⾏记》中记述的丝绸之路，尤其是与丝绸⽣产、贸易相关的部分；第四部分谈谈马可·波罗和他的⾏记的影响。
⼀、马可·波罗其⼈
关于马可·波罗的长相，后⼈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图像。这是19世纪后期，在热那亚的市政厅⽤马赛克镶嵌的⽅式画的⼀幅马可·波罗的画像。由于当时不可能留下照⽚，⼈们不知道马可·波罗长什么样，这幅画只是⼈们的推测。画中的马可·波罗⼿中拿着他的著作。《马可波罗⾏记》是我们对这本书的习惯称呼。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多抄本和印刷本，名字也不⼀样。最早的《马可波罗⾏记》被称为《关于世界的记述》或《寰宇纪》（LeDevisementduMonde）；在他的家乡意⼤利，这本书被叫做《百万》（ILMilione）。他本⼈最通⾏的名字是马可·波罗（MarcoPolo）。不过在⼀些抄本⾥，他的名字和姓⽒最后⾯的元⾳不写出来，变成了MarcPol。
现在我们说马可·波罗是意⼤利⼈。不过在他⽣活的年代，意⼤利并不是⼀个统⼀的国家，只是⼀个地理概念。他实际上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尽管只是⼀个城市国家，但在当时的欧亚贸易中扮演着⾮常重要的⾓⾊。与威尼斯形成激烈竞争的就是刚才马可·波罗画像所在的那个城市——热那亚。马可·波罗
正是被热那亚⼈俘虏后，在监狱中写成了⾃⼰的《⾏记》。马可·波罗的⽣卒年是1254-1324年，他的⽣年带有推测成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马可·波罗活了约七⼗岁。
燮的读音
考会计证的条件马可·波罗最崇拜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上⾯这张画像可以说⽐较真实地反映了忽必烈本⼈的长相，因为这是当时的元朝宫廷画家为忽必烈画的。在元朝流传下来了⼀组元朝皇帝、皇后的画像，这些画像⼀直留存在故宫，后来被搬迁到台湾。读《⾏记》时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可·波罗本⼈对忽必烈是⾮常崇拜的。
⾸先我们⼀起了解⼀下马可·波罗来东⽅的⼤背景，那就是蒙古帝国的建⽴。
上下班蒙古帝国在成⽴之初对外发动了⼀系列的战争，其中有三次⼤规模的西征，极⼤地改变了欧亚内陆的政治格局：第⼀次在1219-1223年间，由成吉思汗亲⾃率领，进攻花剌⼦模国，主要在今天的中亚河中地区。第⼆次由成吉思汗的孙⼦拔都率领，在1235-1242年间，进攻钦察、斡罗斯（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最远打到了波兰和匈⽛利。在1234年蒙古刚刚灭亡了⾦朝，这场战争紧随其后。第三次西征由成吉思汗的孙⼦、拖雷的⼉⼦旭烈兀统帅，在1253-1260年间，进攻今天波斯西部的⽊剌夷国及阿拔斯哈⾥发王朝。在占领阿拔斯哈⾥发王朝⾸都巴格达的过程中，伊斯兰宗教与世俗领袖哈⾥发被旭烈兀的军队活捉。关于哈⾥发的，《马可波罗⾏记》记载说，哈⾥发被关进⼀个装满各种⾦银财宝、却没有任何⾷物的宝库⾥，最后活活饿死了。第三次西征中蒙古甚⾄攻占了叙利亚的⼤马⼠⾰，
但在向巴勒斯坦进军的过程中，被埃及的马⽊鲁克军队成功截击，没能继续西进。三次西征建⽴起了⼀个地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为当时那些敢于冒险的商⼈提供了⼀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环境。只要在⼤蒙古国的内部没有⾮常激烈的战争，商⼈们是完全可以从欧洲直到远东来做⽣意的。
在这样的⼀个⼤背景下，马可·波罗和他的⽗亲、叔叔来到了东⽅。事实上，像他们这样的意⼤利商⼈家庭，在当时来中国的欧洲⼈中并不是⾮常罕见的。当时来元代中国的欧洲⼈不少。
马可·波罗出⽣在威尼斯的⼀个商⼈世家，威尼斯⾃⾝的⾃然资源是⾮常少的，只能以发展对外贸易作为经济⽀柱。他的⽗亲尼柯罗·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直在君⼠坦丁堡、地中海、⿊海北岸以及中亚⼀带从事国际贸易，兄弟⼆⼈频繁奔⾛于各地。家中还有另⼀个长⼦，尼柯罗·波罗的哥哥，也叫马可·波罗，在⿊海边上建⽴了⼀个固定商栈。所以他们家族既有“⾏商”⼜有“坐商”。由于蒙古各汗国内部的战争，兄弟⼆⼈到了中亚地区的布哈拉（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个⾮常重要的城市）。在这⾥他们遇到了⼀位从伊朗出发前往元朝的使者。于是这两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意⼤利商⼈就跟着这位使者从布哈拉城出发，于1265年到达中国，并得到了⼤汗忽必烈的召见。回欧洲时，忽必烈交给这兄弟俩两个重要的使命：⼀是请教皇派遣100位品学兼优的教⼠来中国传教，⼆是请波罗兄弟去耶路撒冷埋葬耶稣的圣墓，把那⾥长明灯上的圣油带回来。回到欧洲后，⽼教皇已经死了，为了获得新教皇给忽必烈的回信，他俩迟迟不能成⾏返回中国。直到1271年，俩⼈才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启程返回中国，于1275年在上都向忽必烈汗复命。实际上，他们没能带回100位品学兼优的传教⼠，仅带来的两位修
道⼠还在半路上因为战争和⾃然环境的恶劣⽽中途离去。尽管使命没有完成，三⼈依然留下来并且在中国长期定居。
马可·波罗后来⾃述说，由于他聪明谨慎，懂得⼏种语⾔⽂字，所以很受⼤汗宠爱。波罗⼀家在中国住了17年，在这个过程中，马可·波罗经常到各地经商和出使。⼤家如果读《马可波罗⾏记》会发现，他在中国的旅⾏主要有两条路线，⼀条向西南，⼀条向东南。南京⼤学的陈得芝教授根据元史的情况和《⾏记》的记载，对马可·波罗的路线进⾏了推测：⼤概在1280-1281年间，马可·波罗曾奉命出使云南。在1282-1287年间他在扬州任职，并在杭州检查地⽅的税收，所以《马可波罗⾏记》中有很多关于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在1287-1289年间，他受命出使印度，这
《马可波罗⾏记》中有很多关于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详细到具体数字。在1287-1289年间，他受命出使印度，这次出使在《⾏记》中留下了明确的纪年。1290-1291年间，他从印度返回中国，这次是从海路返回的。
从印度回来后，他遇到了返回欧洲的⼀个⾮常重要的契机。当时蒙古伊利汗国阿鲁浑汗的皇后⼘鲁罕去世。⼘鲁罕临死前留下遗⾔，如果阿鲁浑要续娶的话，⼀定要娶她本⽒族的姑娘。于是阿鲁浑就派了三位使⾂来元朝求婚。忽必烈选了⼀位叫阔阔真的蒙古少⼥出嫁，去继承⼘鲁罕的宫帐。和亲使团本来想⾛陆路去伊朗，由于战争此路不通，只好⾛海路。恰在此时，马可·波罗经海路从印度返回，他
了解这条路的情况。于是波罗⼀家便以护送阔阔真为理由，得到了回乡的许可。在《⾏记》中，马可·波罗称由于忽必烈太喜欢他，之前⼀直不让他⾛，直到这时由于有了特殊的需要才允许马可·波罗回去。
根据后⼈推算，1291年1⽉，马可·波罗和⾃⼰的⽗亲、叔叔⼀起从泉州港出发离开中国。当年4⽉，抵达马六甲海峡南侧的苏门答腊。由于季风原因，他们在这⾥停留了五个⽉，直到9⽉才离开。1293年的2、3⽉间，船队到了波斯的霍尔⽊兹港，约4⽉间，在⼤不⾥⼠附近拜见了伊利汗国的新任君主乞合都汗。这时候原国王阿鲁浑汗已经死了，阔阔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1295年，波罗⼀家从波斯出发，经⼩亚细亚等地回到了威尼斯。
为什么说马可·波罗和丝绸之路有联系？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将两条主要的线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过。陆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先后经过了地中海东岸、⼟⽿其南部、伊朗北部，由⼤不⾥⼠城⼀直来到伊朗南部的霍尔⽊兹。起初马可·波罗等⼈是想从霍尔⽊兹⾛海路来中国的，后来看到了霍尔⽊兹的船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海湾地区的船都是线缝船，将椰⼦树⽪中的纤维制成绳索，把⽊板缝起来造船，这样的船在远洋航⾏中很可能会被⼤风⼤浪摧毁。波罗⼀家认为这样⾛太危险，于是就选择了陆路。他们横穿伊朗东部地区、中亚地区、帕⽶尔⾼原，进⼊到今天的新疆南部，然后⾛丝绸之路的南道，经喀什、和⽥、且末、若羌，穿越罗布泊沙漠，进⼊河西⾛廊，最后经宁夏、内蒙古南部直到元朝的上都。上都在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我们可
以看到，他来中国的路线和丝绸之路是⼤体重合的。在中国他主要⾛过两条路线。⼀条去西南地区，经过华北、陕西、四川、云南直到缅甸；另⼀条从⼤都出发，沿京杭⼤运河往南直到福建。当时的福建有⼀个世界上最⼤的港⼝泉州港，马可·波罗不管是出使印度，还是陪蒙古⼥⼦阔阔真下嫁伊朗，都是从泉州出发的。他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和斯⾥兰卡之间的海峡、印度西部的“⾹料海岸”、在霍尔⽊兹上岸到⼤不⾥⼠，然后穿过⼟⽿其到⿊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这也是⼀个重要的港⼝。他从这⼉上船，经地中海返回家乡威尼斯。这是他的⼤体⾏程。
回到家乡不久，约1296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战败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他和狱友、⽐萨城（Pisa）的骑⼠⽂学作家鲁思梯谦（Rustichello）合作。马可·波罗有素材，有丰富的东⽅⽣活经验，鲁斯蒂谦有写作技巧，后者把他所⼝述的经历笔录成书。1298年，书稿基本完成。同年夏天，威尼斯和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返回家乡。这个过程甚是巧合，仿佛冥冥中⾃有天定，马可·波罗⼊狱就是为了能够写书。
此后，马可·波罗可能根据⾃⼰在东⽅时写的札记对《⾏记》作了补充。例如，在记述“⾏在城”（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曾“数次来到这座城市，留⼼城中的事情，把⾃⼰的见闻⼀⼀做了记录。这⾥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作为⼀个有⼼⼈，马可·波罗在中国旅⾏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对他写这本书发挥了巨⼤作⽤。
1324年，病中的马可·波罗请来⼀位教⼠和⼀位公证律师，⽴下了分割财产的遗嘱，除了把⼀些财产赠给教会、医院、亲友之外，他指定妻⼦和三个⼥⼉为他的财产继承⼈，让奴仆鞑靼⼈彼得（Pietro）获得⾃由。其中相当⼀部分遗产赠给了和他关系密切的圣洛伦佐⼤教堂，他的遗体也埋在了这座教堂。这座教堂后来曾经重建，很多坟墓都不到了，所以马可·波罗的坟墓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在14世纪，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还是⽐较多的，但现在的学术界对于他本⼈还是有些误解。例如有的意⼤利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是个⽂盲，不会写字，理由是遗嘱上没有马可·波罗的签名。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不会写字的威尼斯商⼈是⾮常罕见的，因为需要记账，况且马可·波罗在⾏记⾥明确说⾃⼰在旅⾏中做了笔记。之所以遗嘱上没有签名，是因为当时在场的⼈⾥⾯有公证律师，根据威尼斯的法律，如果在⽴遗嘱的时候有公证律师在场，就不需要签名。
1324年1⽉8⽇，70岁的马可·波罗⾛到了⼈⽣的终点。在他临终前，他的朋友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难以置信的说法。在当时欧洲⼈的观念中，亚洲是⾮常贫穷、落后、⿊暗的，马可·波罗却展现了⼀个⾮常强⼤的、富庶的帝国，这让很多欧洲⼈难以置信。但马可·波罗对此的回答是：“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半。”
⼈们对马可·波罗的财产进⾏了清点，马可·波罗的遗物中有⼀些⽐较罕见的东⽅物品，如鞑靼⼯艺的
被褥、来⾃契丹的合⾦制品、中国天德地区（Tenduc，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带）⽣产的锦缎、佛教念珠、⼀条鞑靼武⼠的银腰带、装饰着黄⾦和珍珠的鞑靼妇⼥的冠帽，还有⼀⾯⼤汗颁发的黄⾦牌符。（这⾥的鞑靼指的是蒙古地区，“契丹”指的是华北地区，元朝把华北地区叫契丹，把南⽅叫蛮⼦）。妇⼥的冠帽是如何到马可·波罗⼿中的？有⼈据此编出罗曼蒂克的故事。在这些东⽅物品中，做为⾝份证明的⾦牌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只有⾮常重要的使⾂才能佩戴⼤汗授予的⾦牌。马可·波罗在《⾏记》中多次提到，忽必烈汗和伊利汗国的乞合都汗曾把⾦牌发给波罗⼀家。这种⾦牌在⽬前的中国只发现了⼀⾯，⽽且是黄⾦和⽩银的合⾦，上⾯⽤⼋思巴字蒙古⽂写了较长的⼀段话：“凭着长⽣天的⽓⼒，⼤汗的名字是神圣的，凡是不尊敬的⼈就要论罪处死”。在19世纪以前，关于蒙古帝国牌符上的⽂字只有马可·波罗有记载，且与牌符实物中所写的基本⼀致。如果没有真正持有过这样的牌⼦，是不可能知道上⾯写的是什么的，这说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
中所写的基本⼀致。如果没有真正持有过这样的牌⼦，是不可能知道上⾯写的是什么的，这说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
还有值得注意的⼀点，马可·波罗并不是元代到中国的唯⼀的欧洲⼈。关于当时欧洲⼈来中国有不少记载。例如，1294年，天主教教⼠孟特·⼽维诺来华传教，被教廷任命为⼤都⼤主教，约1328年去世。他在⼤都兴建教堂⼆所，收养幼童150⼈，施洗约6000⼈。其助⼿曾在泉州设⽴分教区。1338年，⼤都天主教徒16⼈抵达教廷觐见教皇（这时的教廷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呈上元顺帝书信，请任命
新主教。教皇派马黎诺⾥率领使团回访，以骏马⼀匹做为礼物。这个使团最后成功到达了中国，元朝史料记为“拂郎国贡异马”。但教皇特使马黎诺⾥未留在中国，后来⼜从海路返回。
这个时候，也有⼀些中国⼈到了欧洲，最著名的是⼤都⼈列班·扫马。他是景教（基督教聂斯托⾥派）教徒，他的修⾏地可能就在现在的北京房⼭。约1275年，他曾赴耶路撒冷朝圣；1287年受伊利汗委派率团出使欧洲，会见了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世，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后卒于报达（今巴格达）。可以说，他是古代⾛的最远的⼀位中国⼈。
当时，有意⼤利商⼈长途贩运来到中国，把瓷器、丝绸等名贵商品销往欧洲。由于那时的中国社会⽐较，经济也⽐较富⾜，有欧洲⼈选择在中国定居，死后葬在中国。⼀个重要证据是热那亚商⼈易利奥尼（DomenicoIlioni）和他的家庭。他的⼥⼉卡特琳娜（Caterina）1342年卒于扬州，墓碑⽤拉丁⽂书写，碑上镌刻圣母圣婴像和圣⼥卡特琳纳
（St.Caterina）殉教图。两年后，易利奥尼的⼉⼦安东尼奥（Antonius）去世，也葬在扬州。墓碑上除拉丁铭⽂外，还有末世审判图。在这两座墓碑发现地附近⼈们到了天主教“圣井”的⽯井栏。这说明当时扬州城内不仅有易利奥尼⼀家，可能还有⼀个意⼤利商⼈的聚居区，维持着天主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下图是男孩安东尼奥的墓碑，上⾯有圣像和拉丁⽂。马可·波罗其实只是当时来中国的众多欧洲⼈中的⼀个，最⼤的不同在于，他留下了⼀本传于后世的⾏记。
最后说⼀下马可·波罗的⾝份。在元朝的四等⼈制度下，所有⼈被分为蒙古⼈（漠北草原各部，包括蒙古部以及较早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草原游牧部族）、⾊⽬⼈（西北、西域各族，包括西夏⼈、畏兀⼉⼈、吐蕃⼈、回回⼈、钦察⼈、康⾥⼈等等）、汉⼈（原⾦朝统治区以及四川、云南的居民）、南⼈（原南宋，即淮河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居民）四个等级。马可·波罗在元朝的⾝份应属于⾊⽬⼈中的上层，可以接触到忽必烈和元朝宫廷。
⼆、马可·波罗的⾏程和主要见闻
《马可·波罗⾏纪》结构整齐清晰，⼤体分为四部分：
第⼀部分简单记载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到中国来的原因，马可·波罗与⽗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朝的夏季都城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沿途见闻。其中很多路段都属于著名的丝绸之路。
第⼆部分记载了蒙古⼤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等情况。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地的旅⾏。主要介绍了两条路线：⼀是西南⾏，⾃⼤都经河北、⼭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是沿京杭⼤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京杭⼤运河刚刚重新开通，且元朝出台规定，只要能⾛⽔路的使⾂就不要使⽤陆路以减少驿站的消耗。
第三部分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等地。《马可波罗⾏记》是欧洲第⼀部记载⽇本的书，他将⽇本写成了黄⾦之国，房屋的屋顶都是黄⾦做的，极⼤地激发了欧洲⼈对于探索⽇本的兴趣。
第四部分主要⽤叙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还记载了亚欧⼤陆严寒的北⽅地带（今俄罗斯⼀带）。他将这⾥称为“⿊暗的北⽅”，因为当地纬度⾼，部分地区有极夜现象。这⼀部分的写作正是为他做笔录的骑⼠⽂学作家鲁斯蒂谦所擅长的。
总的来说，《⾏记》⼀书内容⾮常丰富，涉及⼭川形胜、物产、⽓候、商贸、居民、社会⽣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此外政治事件、制度法规、奇闻逸事也时时见诸笔端。《马可波罗⾏记》堪称13－14世纪西亚、中亚、东亚和南亚、东北⾮洲社会的百科全书，⼏乎提及当时亚欧⼤陆居民所知的全部地理世界，因⽽被称为《世界记》（TheDeionoftheWorld），也翻译为《寰宇记》。
《马可波罗⾏记》中有不少珍贵的记载，这些记载与东⽅史料相互对照，从侧⾯验证了《⾏记》的真实性，例如：
《马可波罗⾏记》有两章记载，东鞑靼君主（即伊利汗国）阿鲁浑（Argon）在妻⼦⼘鲁罕（Bolgana）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者前往元廷请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在波斯⽂材料⾥，只有最后⼀位使者⽕者的名字见诸记载。《⾏记》成书数百年后，杨志玖教授在《
永乐⼤典》中发现了⼀段相关材料：“⾄元⼆⼗七年⼋⽉）⼗七⽇，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今年三⽉奉旨，遣兀鲁䚟、阿必失呵、⽕者，取道马⼋⼉，往阿鲁浑⼤王位下。同⾏⼀百六⼗⼈，内九⼗⼈已⽀分例，余七⼗⼈，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粮。’奉
阿鲁浑⼤王位下。同⾏⼀百六⼗⼈，内九⼗⼈已⽀分例，余七⼗⼈，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粮。’奉旨：勿与之。”其中所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波罗的记载⼀模⼀样。且《永乐⼤典》在记载这三位使者时，并没有提到这个使团的使命，只有通过马可·波罗的记载，我们才知道这个使团是送亲的。这是马可·波罗的独家记载与中国史料可以相互对照的例⼦。
再例如，马可·波罗提到在他每次出使回来后，忽必烈都会⾮常有兴致地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述旅⾏情况。所以马可·波罗⼗分注意记下所见所闻的各种奇闻异事，在他回朝时就能够向⼤汗讲述这些见闻以满⾜圣意。忽必烈是否真有这样的习惯呢？在南京⼤学陈得芝教授的论⽂《马可·波罗补注数则》中披露了这样的情况：著名⽂⼠虞集“⼤德初⾄京师，客授藁城董公之馆，因得见世祖皇帝禁近旧⼈。间⾔：中统、⾄元间，⽅有事于四⽅，每⼤、⼩使者之出，⽐还奏毕，必从容问所过丰凶、险易，民情习俗，有⽆⼈才、治迹。或久之，因事召见，犹问之也。是以⼈⼈得尽其⾔，当以此观⼈⽽得之。由是凡以使⾏者，莫敢不究⼼省察，以待顾问。”（见虞集《道园类稿》卷19《司执中西游漫稿序》）这条史料证明，马可·波罗关于出使的叙述是真实的，他曾奉命出使并对所历各地的民情风俗作了观察记录，以备向⼤汗报告。或可推测，马可本⼈曾是忽必烈近侍的⼀员，所以能对宫廷诸事了解得⽐较真
切。
再如，马可·波罗还记载了⼀个⼤汗经常打猎的湖泊，名叫察罕脑⼉（Tchagannor），意为“⽩⾊的湖泊”。《⾏记》记载其中“有⼤宫⼀所，属于⼤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汗极愿居此。其地亦有种种禽鸟不少，周围平原颇有⽩鹤、鹧鸪、野鸡等禽，所以君主极愿居此以求畋猎之乐，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当地的鹤很多，“此地有鹤五种，⼀种躯甚⼤，⾝⿊如乌。第⼆种全⽩，其翼甚美，其圆眼上呈⾦⾊，此鹤为诸类中之最⼤者。第三种与我辈地⽅所产者同。第四种较⼩，⽿旁有长⽻甚美，下垂作红⿊⾊。第五种甚⼤，全⾝灰⾊，头呈红⿊⾊。”这个地⽅就是今天河北沽源县的囫囵淖。此地确实有很多天鹅、灰鹤，现在被当地⼈改名为天鹅湖。在这点上马可·波罗的记载也是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提到忽必烈打猎喜欢⽤豹⼦：“⼤汗豢有豹⼦，以供⾏猎捕取野兽之⽤……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此处指海青鹰隼]，有时骑⼀马，置⼀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汗盖以此为乐也。”这确实是忽必烈的⼀种独特的打猎⽅式。上图是元朝宫廷画家刘贯道画的《世祖出猎图》局部，表现的是陪伴忽必烈打猎的⼏名侍从。其中最下⽅的侍从马鞍后⾯蹲着⼀头猎豹，从侍从的长相看也不是汉⼈，⽽是专门从西亚、中亚地区来的驯豹师。还有驯豹师左上⽅的⼈⼿中那只鹰，是最名贵的⽩⾊海东青。与当时的画作相对照，可见马可·波罗的记载是完全准确的。
再如，马可·波罗记载了⼀座假⼭：“离皇宫不远的北⾯距⼤围墙约⼀箭远的地⽅，有⼀座⼈造丘陵，⾼达百步，周围约有⼀哩，⼭顶是平的，上⾯栽满了四季长青的树⽊。⼤汗听说某处有好看的树，就命⼈把它连根挖出，不论树的⼤⼩，都移来种到这座⼭上。有些树⼤，就⽤⼤象驮来。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树都会聚到这⾥。⼤汗⼜命⼈把琉璃矿⽯铺到⼭上，⽯头的颜⾊碧绿。这样⼀来，不仅树绿，整座⼭都是绿的。因此有⼈称这座⼭为绿⼭，的确名不虚传。⼩⼭顶上有⼀座⼤殿，⼤殿内外都是绿⾊，⼭、树、⼤殿这⼀切景致浑然⼀体，构成⼀幅爽⼼悦⽬的奇景。凡是见过此景的⼈，都感到欢欣愉悦。”这座叫“绿⼭”的⼭是什么⼭？它就是现在北海⾥⾯的琼华岛。在以往的汉⽂史料⾥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座叫“绿⼭”的⼭。然⽽上世纪90年代，新发现的蒙古⽂史料提到了它。忽必烈汗颁布于1268年的圣旨中，最后三⾏提到，这道圣旨是在⼀个叫Kökeaγula（青⾊的⼭）的地⽅写的，这⾥的“青⼭”就是马可·波罗所指的绿⼭。
经过⼏百年，我们不断在东⽅的材料⾥到对马可·波罗记载的证明，⽽且都是当时的史料，这都说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准确性。如今有⼈质疑马可·波罗及其《⾏记》的真实性，甚⾄认为马可·波罗从没到过中国，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马可·波罗记述的丝绸之路
旅游城市
马可·波罗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很多，但当时在丝绸之路上运输贩卖的丝绸并不是全由中国⽣产的。随
着植桑、养蚕、缫丝的技术传到外国，⽤丝进⾏纺织的技术已经被其他国家所掌握。在丝绸之路上，有⼀些⾮常名贵的丝织品并不是中国⽣产的。下⾯我举⼀些例⼦，引⽂的内容都来⾃冯承钧先⽣翻译的《马可·波罗⾏纪》。
乌第四大城市遭俄军攻击 全境响警报例如，《⾏记》第20章《突厥蛮州》中提到：“突厥蛮州（Turcomanie，今天的⼟⽿其）之⼈，凡有三种。⼀种是崇拜摩词末之突厥蛮，别⼆种⼈是阿美尼亚⼈及希腊⼈，与突厥蛮杂居城堡中，为商贾或⼯匠。盖彼等制造世界最精美之⽑毡，兼制极美极富之各⾊丝绸，所制甚多。⼜制其他布匹亦夥。”
还有今天的格鲁吉亚。第22章《⾕⼉只及其诸王》中讲到：“其地多城堡，产丝甚富，制种种⾦锦丝绸，极丽。前此所⾔滨⼭之海，名称岐剌失兰(Gelachelan)（今伊朗北部的⾥海），⼴约七百哩(milles)，与他海相距有⼗⼆⽇程。额弗剌特⼤河注⼊此海。别有数河亦然。海之周围皆⼭，近来不久，有吉那哇（热那亚）商⼈运船置此海中，以供航⾏。有丝名⽈岐⾥(ghellé)，即从此来。”
另外，⽑⼣⾥国（Mosul，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也盛产丝绸：“此地之⼀切⾦锦同丝绸名⽈⽑⼣⾥纱(Musselines)。有许多名⽈⽑⼣⾥商(Mossolins)之商⼈，从此国输出⾹料、布匹、⾦锦丝绸⽆算。”
今天的伊拉克⾸都巴格达⽣产的丝绸很有名：“报达城纺织丝绸⾦锦，种类甚多，是为纳⽯失(Nasich)（⾦线和蚕丝混合织成的⼀种织⾦锦，是⾮常名贵的纺织品）、紫锦（cramoisi）同不少别种奇丽织物。此城乃是其地最贵最⼤之城。”
还有⼤不⾥⼠城：“帖必⼒思之⼈，实以⼯商为业。缘其制作种种⾦丝织物，⽅法各别，价⾼⽽奇丽也。”
对于中国国内的丝织品⽣产情况，马可·波罗也有记载。例如对华北地区的记述：“由此州东向骑⾏七⽇，则抵契丹(Cathay)之地。此七⽇中，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诃末，然亦有偶像教徒及聂思脱⾥派之基督教徒。以商⼯为业，制造⾦锦，其名⽈纳⽯失(nasich)、⽑⾥新(molisins)、纳克(naques)，并织其他种种绸绢，盖如我国之有种种丝织⽑织等物，此辈亦有⾦锦同种种绸绢也。”在当时从天德州（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到河北宣化⼀带住了很多来⾃中亚地区的⼯匠，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织造以纳⽯失为代表的⾦锦。
马可·波罗还讲到了⼤都城丝织业的繁荣：“百物输⼊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项，每⽇⼊城者计有千车。⽤此丝制作不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附近之地⽆有亚⿇质良于丝者，固有若⼲地域出产棉⿇，然其数不⾜，⽽其价不及丝之多⽽贱，且亚⿇及棉之质亦不如丝也。”还有涿州、太原、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成都府、叙州（四川宜宾）、强格⾥城（今⼭东德州）、南京城（今河南开封）、扬州，都是产丝重地。
蚬子马可·波罗尤其提到⾏在城（今杭州）：“⾏在全境产丝甚饶，⽽商贾由他州输⼊之数尤难胜计。”
这些丝绸在⽣产出来以后，如何通过商路运输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呢？《马可波罗⾏记》中明确提到了
海上的路线。他提到了⼀个叫马⾥⼋⼉国的地⽅，这⾥当地并不产丝绸，但负责转运业务：“船舶⾃极东来者，载铜以代沙⽯。运售之货有⾦锦、绸缎、⾦银、丁⾹及其他细货⾹料，售后就地购买所欲之物⽽归。”这⾥就是现在印度西海岸的卡⾥卡特，是海上丝绸之路⼀个⾮常重要的港⼝。还有忽鲁模思，就是今天的霍尔⽊兹，这⾥同样依靠中转贸易：“城有港，商⼈以海舶运载⾹料、宝⽯、⽪⽑、丝绸、⾦锦与夫象⽛暨其他货物数种，⾃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各地。此城商业极其繁盛，盖为国之都城。”还有⼀个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西端，⼩亚美尼亚的剌⽛思[Laias]，属于今天的⼟⽿其：“其国海岸有⼀城，名剌⽛思[Laias]，商业茂盛，内地所有⾹料、丝绸、黄⾦及其他货物，皆辐辑于此。物搦齐亚（威尼斯）、吉那哇（热那亚）与夫其他各国之商⼈，皆来此售卖其国出产，⽽购其所需之物。凡商⼈或他种⼈之欲赴内地者，皆⾃此城发⾜。”
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欧亚⼤陆上还活跃着陆上丝绸之路。佛罗伦萨商⼈裴哥罗梯（Pegolotti）在14世纪前期写了《经商指南》（Lapraticadimercatura）中详细记述过这条线路：从塔纳（今俄罗斯亚速海岸边的亚速城）坐⽜车到⽄塔⼉罕（今⾥海北岸阿斯特拉罕附近），然后⾛⽔路到萨莱（阿斯特拉罕附近谢⾥特连诺耶镇），从萨莱取捷径，向北⾏到讹打剌（在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右岸），从那⾥⽤驴⼦驮运货物⾛45天可到阿⼒⿇⾥（今天的新疆霍城县，当时的察合台汗国⾸都），再骑驴⾏70天⾄⽢州。从塔那到中国共需270多天。裴哥罗梯说：这条路⽆论⽩天⿊夜都很安全。
四、马可·波罗及⾏记的影响
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了旅⾏记后，这本书很快以抄本的形式在欧洲流传开了。欧洲在当时还没有印刷技术，只能靠⼿抄。现在《⾏记》的原始⽂本已⽆法到，⽽从原本抄录、翻译的写本则很多。15世纪中叶欧洲发明印刷术后，出现了⼤量《马可波罗⾏记》的印刷本。1938年有学者做过统计，该书⾄少有143种抄本、早期印本。
下⾯这个本⼦是⼤家很容易看到的⼀种：1307年法国骑⼠蒂博·德·瑟波⽡（ThibauddeChépoix）来威尼斯，马可·波罗把⼀本《⾏记》的⼿抄本赠送给他。蒂博死后，其长⼦约翰将原本献给封建主伐洛⽡（CharlesdeValois）伯爵，并抄写数本赠送友⼈。这批抄本现存五部，分藏于法国、瑞⼠、英国的图书馆。19世纪，法国⼀个叫颇节（M.G.Pauthier）的⼤学者将这⼀系统的抄本校勘出版，20世纪⼀位名叫沙海昂（AntoineHenryJosephCharignon）的加⼊中国国籍的法国⼯程师将这本书翻译成了现代法⽂，再由中国著名翻译家冯承钧先⽣将其译成中⽂。这是⽬前最好的、也最⽅便⼤家阅读的《马可波罗⾏记》。
在欧洲，1320年，意⼤利多明我会修道⼠⽪⽪诺（F.Pipino）根据威尼斯⽅⾔的抄本，把《马可波罗⾏记》译为拉丁⽂，据说这个译本曾得到马可·波罗本⼈的认可。上⾯这两个都不是最古⽼的本⼦，最古⽼的抄本名为《世界记》或《寰宇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被学术界认为最接近马可·波罗原本的⼀个抄本，语⾔是法语和意⼤利语的混合。
《马可波罗⾏记》问世后，⼀些地理学者和航海家相信它的真实性。在约绘制于1375年的《卡塔兰地图》上，欧洲的制图学家第⼀次⽐较清晰的绘出了中国的轮廓。该图沿⽤《马可波罗⾏记》的称呼，将中国叫做“⼤汗之地”，在中国的北部写有“契丹”（Cathay）字样，并标出了⽢州（Cansio）、汗⼋⾥等城市。南⽅虽然没有出现“蛮⼦”这⼀地名，但绘出了⾏在、福州、永昌（Vociam）、⾦齿（Zardandan）等地。绘图者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主要来⾃马可·波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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