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脱贫奇迹、动力机制及世界意义*
朝鲜族婚礼◎贾 甫
摘 要：无论历史比较还是跨国比较，中国农村的脱贫成就堪称世界奇迹。促成这一奇迹的动力机制包括：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推动了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改变；另一方面，扶贫工作不仅遵循市场逻辑，发挥市场力量，而且发挥政府的资源动员、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优势，将市场和政府作用结合得恰到好处。对于这一成就，必须结合贫困形成的临时性和体制性成因，从制度安排、农村资源禀赋结构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建构综合保护机制，预防阶段性或周期性返贫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脱贫理念、方式和经验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制度创新；收入结构；人力资本投资；内动动力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脱贫，现在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阶段……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但是，就在攻克最后堡垒之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面临这一冲击，中央、国务院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出台系列支持政策，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这
么多人脱贫。归根结底，农村的脱贫奇迹离不开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中国农村的脱贫奇迹
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按照2010年贫困线标准，当时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人，占总人口的80%。过去40多年，农村抓住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快车”契机，改造传统农业，创办村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现代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村经济结构显著优化，村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数据显示，2018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617元，相对1978年翻了100倍；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为1302元，医疗保健消支出1302元，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降为2019年的30%。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2015年为557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4.06%，农村贫困发生率为5.7%。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为551万人，占总人口的0.39%，贫困发生率为0.6%。①农村的脱贫奇迹不仅体现为绝对贫困人口减少，而且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缩小趋势。1983-2003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但是随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趋于稳定并呈回升趋势。
跨国比较看，中国的农村脱贫成绩尤为难得。1960年中国的年均GDP和孟加拉国处于同一水平，都为89美元，略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82美元，低于土耳其、南非和巴西，以及世界平均水平452美元。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低于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2011年时，印度的农村
贫困率为25.7%，孟加拉国2010年为35.2%，巴基斯坦2013年为35.6%，巴西和土耳其2009年分别为21.4%和1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持续下降，1996年为7.9%，2005年降为2.5%。由于国家贫困线的调整，2013年上升到8.5%，2014年降为7.2%。虽然各国的贫困线标准不一，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是综合来看，其他国家较高的农村贫困率还是衬托出了中国在农村脱贫方面的巨大成功。犀牛将军
二、中国农村脱贫的动力机制
三明旅游景点大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践来看，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创造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增长和贫困人口下降。
（一）制度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农村脱贫奇迹源于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改变。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为151.79元，其
腾讯客服人工服务※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9SZ01）。本成果受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扬帆资助计划”课题资助（JGWXJCYF201715）。
①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国家统计局。若未说明，本文数据全部引自wind数据库。
- 67 -
中，工资性收入为88.26元，占比58.15%；家庭经营收入为54.01元，占比35.58%；财产性收入为9.52元，占比6.27%；转移性收入为零。2012年，人均年总收入达到10990.6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为3447.46元，占比31.37%，比1978年下降了26.78%；家庭经营收入为6460.97元，占比58.79%，上升了23.21%；财产性收入为249.05元，占比2.27%，下降了4%；转移性收入为833.18元，净增7.58%。可以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增长源于全国范围内的“水涨船高”效应，即改革开放激活了各个产业、地区和行业的
活力，农村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同时，收入结构变化是总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如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速要快于其他组成部分，转移性收入也有所增加。
收入结构变化取决于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首先，制度变革和经济改革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加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当一部分工资性收入转化为农业投资时，又促进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工业化向农业部门提供所需肥料、先进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推动传统农业改造升级，转化为现代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其次，农业现代化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加速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城乡资源如此双向流动、相互强化，进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
（二）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收入超过90%以上的事实表明，市场是农村实现脱贫奇迹的主要驱动力。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人们根据各自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区位条件和行业预期等，从事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如农业生产、副业经营、进城务工和创业等。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农村劳动分工，一方面直接带来了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村民居住条件改善，贫困人口下降；另一方面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最优配置，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从而集体性地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正是这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双重叠加效应，使农村人均收入、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得到了极大发展。
但是，市场机制天然地会引起收入差距扩大，这种现象尤其体现为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扩大领域，目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而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而且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见表1）。
实际上，中国的农村脱贫除了遵循市场逻辑、发挥市场力量之外，还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公共
政策及制度设计优势。首先，中央进行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大扶贫格局，鼓励地方政府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经营机制和组织形式创新，破解制约农村脱贫的体制机制问题。各级政府出台财政、金融、税收和就业等多样化扶持政策，支持农村发展。其次，政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如对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52个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第三，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全国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十三五”期间计划对约1000万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930万贫困人口已经乔迁新居。正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力作用下，中国在农村脱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典型。
三、全面脱贫的保障机制
2019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但是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保护机制缺位，就会出现阶段性或周期性返贫问题。例如，1986年巴西农村贫困线以下人口贫困率为26.4%，1993年时反弹至43%；1984年墨西哥农村贫困率为56%%，2014年时高达62.4%；1995年南非农村贫困率为33%，2005年时高达87.6%。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663美元，远低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4000美元下限水平。因此，今后我国扶贫的重点工作是建立保护机制，防止周期性返贫，确保已有脱贫成果，实现全面脱贫，根除贫困，最终跨越贫困陷阱。
在短期内，由于农村的资源、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农业灌溉设施和创新意识都是既定的，不可能出现突变或增长，所以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增加收入、减少贫困人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因人流、物流受限表1 农村贫困人口（1978年标准）单位：万人
时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清明节的作文30020043749311305
20101248131751
201730011121634
2018147597916
201947181323
- 68 -
而复工复产缓慢，导致农村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对那些高度依赖进城务工、获得工资
性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面临返贫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唯有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财政支持，通过精准贷款和社会保障兜底等措施，对冲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疫情临时性冲击的双重影响，才能防止返贫风险。
实践表明，政府直接参与扶贫可以快速地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如居住条件、饮用水安全和环境卫生等，降低贫困率，而这要求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特别是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和社保兜底等扶贫方式。但是，全面脱贫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持续性的财政支持势必会加重政府财政压力，最终必然会通过税收形式转嫁于家庭和企业，由此拖累整体经济，绝非长久之计。因此，必须理清农村贫困根源，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消除贫困，也不造成政府的财政负担。对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外因和内因都是根源，但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内因发挥作用的条件。例如，广东省阳江市平地村的发展，得益于外部力量和外部市场的大力推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内源性”因素。［1］一项关注世界贫穷问题的研究表明，穷人缺乏信息、肩负多种责任、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消失、不完善的社会及政治结构和自我实现的预言等都是造成贫困的根源。由此可见，农村摆脱贫困的关键是提升内生动力，激活农村资源，而这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结构。［2］
因此，政府不仅要着眼于临时性“输血”，而且要着眼于长远“造血”，培育农村的自生动力，建立保护机制，促使农村从外生性脱贫向内生性脱贫转变，从根源上消除返贫土壤。第一，进行顶层制度设计，调整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业组织形式、农村金融机构和城乡户籍制度，培育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建立乡村物流服务网络和线上农产品交易平台，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下乡，让市场在土地、农产品、宅基地交易定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依赖金融产品创新对冲季节性冲击和自然灾害风险，从而激活农村资源，实现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消除贫困产生的体制性障碍。第二，加大农业技术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重塑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食品、有机农产品生产；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乡镇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进行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第三，政府财政中划拨出一定经费，建立农民培训学校，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编著有针对性的培训教材，进行农村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培育农民的创新、奉献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升级农村资源禀赋结构。因此要彻底摆脱贫困，还得培育农村的内生动力，只有政府和市场的这种相互协调，才能够防止农村返现象。
四、中国农村脱贫的世界意义
“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似乎不知道这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2］世界银行2018 年发布的全球贫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5 年底，全世界仍有近7.36 亿极
端贫困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发生率高达40%以上，且贫困人口总数一直在增加。［3］《脆弱与冲突：在反贫困作斗最前线》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将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局势影响”（FCS）的经济体，世界上贫困率最高的43个国家是在FCS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严峻的全球反贫困形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农村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贫困率大幅度下降，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为世界反贫困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反贫困斗争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些经验包括：第一，减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整体经济及政治结构。其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促进城乡生产要素、产品、技术和信息等的双向流动，是推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减少贫困人口的首要动力。第二，针对贫困形成的临时性和持续性原因，政府和市场要双管齐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协力解决。其中，政府着力搭建制度，提供公共产品，解决临时性冲击造成的贫困问题；市场激活农村资源，使贫困人口依靠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实现脱贫。第三，注重扶贫先扶智，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农村贫困家庭的内生动力，如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专业养殖、特农产品培植等技术培训，为贫困家庭孩子提供“三免一助”优惠政策等，让贫困家庭进入良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参考文献
工商银行信用卡办理［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阳江市平地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与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2）：5-10.
［2］阿比吉特·班纳吉和艾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M］.中信出版集团，2018.
［3］张晓颖，王小林.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中国的路径［J］.国际问题研究，2019（3）：125-136.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 69 -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