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破解发展“双缺口”是中国了不起的奇迹
李扬：破解发展“双缺⼝”是中国了不起的奇迹
编者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8⽇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国家⾦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经济体制改⾰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副主任王⼀鸣、辽宁⼤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湖北省发改委主任李乐成、深圳市发展研究中⼼主任吴思康、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美的集团董事长⽅洪波等结合各⾃的研究领域、各⾃地区或各⾃企业的实际先后发⾔。另外，来⾃清华⼤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就当前宏观经济运⾏中的⼀些问题发表⾃⼰的观点。时隔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谈了什么？【新常态•光明论】专栏将通过采访或约稿的形式，全⾯解读习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的独家解读稿件，以飨读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法论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国特⾊政治经济学的精辟论述12123驾照考试成绩查询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7⽉8⽇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标、⽅法和实现路径，更⾸次⾯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作为伴随中国改⾰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我备受⿎舞，更深感责任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个要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论；⼆是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国情，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我以为，以上两端，是建⽴、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华民族⽂化传统，具有中国特⾊、中国风格、中国⽓派的经济学科体系的不⼆法门。
中国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凭空产⽣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因此，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将这些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道路。
在我看来，⾄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和发展中国特⾊政治经济学的⼊⼿处。
第⼀、中国的⼯业化道路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业化是3000余年来⼈类历史上最重⼤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类历史只有⼯业⾰命之前的世界
和⼯业⾰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接下来的问题是，⼯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先发⽣在英国？西⽅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因为那⾥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暴⼒的“光荣⾰命”实现的，继⽽实⾏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个我们应该研究⽽且可能产⽣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暴⼒⾰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命、新民主主义⾰命、到社会主义⾰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步步坚定地⾛下来的。我们实⾏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业化既有类如“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取得重⼤进展，等等。归纳⽽⾔，政府的积极作为、⼈民的⾃主创造、集体组织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业化的主要动⼒。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出其中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的重⼤贡献。
图为李杨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
第⼆、⼈⼝：从负担到红利
近来，理论界乃⾄政府部门都在谈⼈⼝红利。⼤约的意思是说，过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种红利，其中，⼈⼝红利作⽤最⼤。但如今（⼤约从2009年开始），⼈⼝红利已经释放完毕，
熊猫简笔画图片今后我们需要创造其他的红利，⽐如改⾰红利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必称⼈⼝红利，但是，在改⾰开放之初，就是在我们这代⼈上⼤学之时，说到⼈⼝，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众⼝⼀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
这⼜是⼀篇⼤⽂章：同样⼀个⼈⼝，如何从谈之⾊变的癌症，变成⼀个令⼈难以忘怀因⽽时时追忆的“红利”，阐述清楚导致⼈⼝从癌症到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亚洲、⾮洲国家，奉献出⽆与伦⽐的经济理论贡献。
仓管员工作职责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
在西⽅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出发，基于所谓“理性⼈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整个西⽅经济学的庞⼤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西⽅经济学⼤致上反映的正是西⽅经济社会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发展，⾃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因此，在中国，“良治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政府，⽽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经济学，很多⼈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发展阶段的
情况，⼀旦越过这⼀阶段，中国还须向“⼩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些⼼怀叵测者套⽤西⽅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实⾏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的理论，从⽽，事实上也动摇了西⽅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和体系。就连那位曾妄⾔“历史终结”的福⼭先⽣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且三者缺⼀不可。”
特种兵之火凤凰的演员全⾯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特别从功能和体制机制⾓度加以研究，构造⼀个从全局（⽽不是个⼈）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及其⾏为规范（不是守夜⼈），再进⼀步构造出⼀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步抽象出⼀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经济学的“中国梦”是能够实现的。新浪微博禁止评论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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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经济学中有⼀门⼤分⽀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逻辑上说，发展经济学基本就是西⽅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双缺⼝”理论，⼤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是国内存在储蓄缺⼝，⼆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因此，破解双缺⼝，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多年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这才造成：在危机的头⼏年，⼴⼤发展中国家固然获得了⾼速发展，以⾄于有“双速脱轨”之说，然⽽，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们沮丧地看到，“双缺⼝”依然如故。
在这个背景下，⼈们注意到⼜⼀个事实：⾃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的⼒量基本摆脱了“双缺⼝”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为⾸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由农业向⼯业（⼯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速增长的关键，⽽⾼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撑，既是劳动⼒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性体制机制变动，并由尔总结出若⼲概念、范畴，进⽽⽤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势能形成⼀套极具说服⼒、具有中国特⾊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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