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
译入与译出：困惑、问题与思考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是什么歌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它构建并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借鉴与尊重，成为世界交流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从中华文明的演进来看，对异域文化的译入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传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直接参与了中国文化、宗教乃至社会的变革、改造与更新，体现了翻译与重大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然而，如果从翻译史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的译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与异域文化的译入相比均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虽然也有16世纪到18世纪的中学西传，但从整体上来说，对中国作品译出的关注与重视均远远落后于对外国作品译入的关注与重视。步入新时期之后，中华文化的译出成为国家的文化强国方针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对于其中实践、理论以及经验的探讨和研究也成为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外文化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由中国政府推动的主动译出应该在中国文化外译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更好地参与世界对话，实现平等、双向的交流，学术界，尤其是翻译学界仍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与困惑。
针对这一状况，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出一点思考，澄清一些迷思。
  一、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考量
  随着翻译与传播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今天的学界都已认识到，无论从译入或译出的视角来看，翻译都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技术层面上的语言转换行为。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以两种语言为本体的双向交流，受到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诗学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共同影响与制约，因此，译入与译出这两种翻译活动，由于接受环境、传播手段、译者身份、译入国时代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原则等各不相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翻译活动的基本事实与客观存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中三次翻译高潮所涉的主要原文文本经历了从宗教文献到科技文献到人文作品的跨越。尤其是19和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数量远远超过了中文作品的译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历经了救亡、觉醒、变革、抗争等破旧立新的各个阶段，中国全新的民族话语体系和现代化国家进程的打造都刻上了西方文明的深刻烙印。众多曾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大批量地翻译了西学中的思想、技术、文化和文学话
语系统。长达100多年的文化译入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表现形态、话语体系和心理模式。
  中国作为译入国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成熟、具有充分宽容度的接受环境。这里的充分宽容度具体指的就是以译入国读者为主的接受体对于陌生的语言风格、文化习性、诗学观念能够有较高的接受程度，不会轻易地排斥或拒绝译本所包含的迥异的语言与文化风格。多年以来，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拥有着十分稳定而庞大的读者基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0XX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的作品《缓刑》《地平线》在各地的图书市场均有不错的销量。从国内读者对于莫迪亚诺的追捧可以看到大众对于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仍一以贯之，具有较高的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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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发言稿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几年前，就有学者关注译入与译出的不平衡现象。“整个20世纪西方译介的中国图书只有1000多册，但是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数量却高达10万册，相差100倍；我们翻译的西方著作品种多不胜数，而输入西方的中国文化的品种却少得可怜，极不成比例。”[1]版权贸易逆差的情况一直非常突出。“20XX年中国引进图书版权15776种，输出图书版权2440种”[2]，译入与译出比将近6.5∶1。
火炬之光 技能  伴随着巨大文化贸易逆差的，则是中国文化在外国语境中难受重视的境况。20XX年，《中华读书报》刊文详述了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的边缘地位。“20XX年到20XX的三年间，美国出版英译汉语文学作品分别为12、8和9种，共计29种，其中，当代中国内地作家的长短篇小说仅19种，可谓一少二低三无名：品种少，销量低，且没有什么名气，几乎无一进入大众视野。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1月11日的排名显示，毕飞宇的《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排在第325，242位，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变》，排位均在60万名之外。以小说类的三年内新书计，10万位之后的排名，表明其销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余华的《兄弟》（纸皮平装本）也排在第206，596位，姜戎的《狼图腾》（硬皮精装本）则排到了第84，187位，相对同胞们的其他作品而言，已属非常可观[3]”。
  以亚马逊北美店销售榜的排名来显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一少二低三无名”，看似客观，但并不全面，值得商榷。实际上，这几年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译出也并非一片惨淡。16世纪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译介活动中，中学西传的传播与影响远远超过了该时期西学在当时中国的翻译与接受。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译者体翻译了从佛学典籍到古典小说的众多中国文学作品，甚至在18世纪掀起了“中国热”，其间正值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文学中的儒学思想和人文价值恰好契合了当时西方的文化心理和精神需求，
这也是当时中国文学得以成功译出的主要原因。
  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语境中获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进入以西方为主体的外国出版市场，并获得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代表的评论界及大众的重视与好评。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随时间演进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从20XX年起，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巨大逆差在逐步缩小，与20XX年的6.5∶1相比，到20XX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已缩小到2.3∶1。而中国作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情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20XX年共计译出了753部中国作品[4]。
  译入与译出失衡状况之所以正在逐步改变，除了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之外，也与中国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政府创办了《中国文学》期刊，并于80年代起选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集结出版“熊猫丛书”。自新世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政策扶持和措施贯彻，大大提升了中国翻译出版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如通过举办“文化年”“汉语年”、担任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与海外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具体的翻译出版方面，50年代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转而变为由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的模式，尊重并执行图书翻译、出版的市场化原则与规律。如20XX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在多次调查研究之后，一改以往版权赠送的计划规划做法，通过资助翻译费向海外推广中国图书。20XX年，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从已出版的“熊猫丛书”中选择40种英文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重新设计装帧，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再次推出。同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大力资助作品的翻译、出版与推广。除此之外，中国作协主持了“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清华大学等主持了《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翻译出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承建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编译出版了10卷本《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等，也都在合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
  从译出格局的逐步改观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正在渐渐地走入国外读者视野。虽然在文化接受语境以及读者接受心态方面存在着显著差距，但这种差异与失衡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随着越多越多的中国作家被
世界认识，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及文化散发着复杂而绚烂的魅力，正在成为世界文学图景中的重要构成。
  二、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主动译出的思考
  中国政府对中国文化译出的大力扶持与积极推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构建了十分鲜明的主体形象。不过，与此同时，对于文学作品主动译出的争议也一直存在，且随着文化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围绕着翻译与传播的众多议题，如译者的文化身份、立场与翻译策略，出版机构的运作与传播，翻译对文化译出的影响，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的普遍关注，尤其是政府应该在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的角与作用，成为热烈讨论的焦点所在。
  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办的《中国文学》期刊以及组织翻译出版的“熊猫丛书”一直被认为收效甚微，有汉学家曾认为其充其量是中国政府的“枯燥的政治宣传资料”。也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对于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译出会取得怎样的成效存有疑虑。如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认为，“只有宿主文化自发的翻译活动才能引起宿主文化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个翻译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从翻译史的角度看，成功的翻译多是拿来主义的翻译，因为它反
映出的是宿主文化的呼唤；而送去主义多难成功，除了语言上的问题之外，还有宿主文化对外来宣传攻势的本能抵制。这一切都是我们文化发展战略所需要考虑的问题。”[5]也就是说，一本中国文学作品是否值得翻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语世界是否有此需要，是否在英语文化中有这样的文化诉求，是否是来自英语文化自发的选择。从翻译的译入史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译出与译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区别。从世界文化的译出史来看，也不乏成功的先例。相比于中国文学正在推进中的外译实践，日本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很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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