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为两人的感情恩怨，与原单位无关。目前已变成了无业游民。”近日，被一名女子多次网络视频实名举报的王兴利公开露面回应。
love the way you lie歌词王兴利是中国交建一公局合枞高速公路项目的原总经济师、党总支副书记。今年2月，一个网名叫“婉婉”的女子手持身份证，拍摄了一条视频发布于网络。在视频中，她举报王兴利存在收受贿赂、瞒报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权交易等问题。对此，中交一公局回应，已给予王兴利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政务撤职处理，王兴利已辞职。目前正在进一步核查王兴利的问题。
近两年来，从河南隆庆祥服饰公司总裁姜书敏举报郑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于东辉，到刘银月举报前婆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太康支行员工夏雪华，通过手持身份证拍摄实名举报视频并在网络上发布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网络视频实名举报确实揭露了一些腐败问题，但其在合规性、程序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空白。
多涉及经济问题、私德问题
从举报内容来看，多数被举报者被指涉及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既包含被举报者自身的一些经济问题，比如个人收入明显高于法定收入，大额资金来路不明，或者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等，也包含与举报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比如被举报人的一些违纪违法行为损害了举报人的利益。
在资金来路不明方面，去年12月，河南太康的刘银月实名举报夏雪华的内容中提到，“夏雪华常年吃空饷，家里有8套房产、9间商铺、4辆汽车，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王兴利事件中，举报人也称王兴利“吃穿住用度全是高档，其开支和他的正当收入不符”。
在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方面，此前在辽宁省盘山县原法官郭大伟实名举报省高院执行局局长王宏事件中，郭大伟列举出了王宏跑官、卖官、权钱交易的“罪状”，称王宏在盘锦市中院任院长期间，该市中院的副庭长、庭长，县、
区基层院长都明码标价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关某某、李某、赵某某等人与王宏存在利益交易。
在损害举报人利益方面，去年4月，姜书敏实名举报于东辉在担任郑州中院院长期间，向该公司索贿数千万元，实收近500万元。
除了涉及经济问题外，多数被举报者还被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去年底，王时敏在网络上实名举报浙江宁波市交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许忠勇存在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郭大伟举报称，王宏也存在类似问题。王宏在2013年任盘锦市中院院长后，连续三年以法官休假疗养为名去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公款旅游度假。
私德问题也是多数举报人的举报内容之一。比如，王时敏就在举报材料中称，许忠勇生活腐化堕落，
大搞权交易，与20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网友“婉婉”称王兴利大搞钱交易，有多部手机，同时与多名女性交往。
个别被举报人还涉及家庭暴力行为。今年1月，安徽滁州的女子王颖在网上实名举报称，其丈夫乔某良是安徽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在编民警，曾多次故意伤害她，造成她右手中指、无名指肌腱断裂。去年11月，网名为“依诺文涛”的女子手持身份证，在网上实名举报称，被其前夫、开封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张文涛多次家暴。“他说打我打得太轻，应该把我打死。”
“大多数的举报内容是否真实还需进一步核实。我不主张这种通过现身说法来举报家人的行为。把自己的家庭矛盾曝光给社会公众，跟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相违背。”在庄德水看来，举报者的初衷各异，但都想利用网络舆情形成威慑力，存在举报的内容良莠不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真相体容易受网络举报的影响，以致影响了后续对检举控告的查处。”
反应快速的官方
截至今年3月，针对上述提到的网络实名举报事件，官方均作出了回应。在这些回应中，多数单位表示已经
网络视频实名举报后续追踪│文本刊全媒体记者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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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调查，个别单位已有明确的处理结果。
从被举报到被处理，时间最短的是于东辉和王宏。在姜书敏举报于东辉的次日，河南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纪委监委等单位展开核查。次月，官方宣布于东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郭大伟实名举报后的一个多月，王宏主动投案。
上述两人皆为政法系统干部。据官方披露，于东辉曾习惯于“吃了原告吃被告”，多年来众反复举报，却一直“查不实、告不倒”。借着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进驻河南这一契机，河南省委对于东辉的举报线索查深查实。最终，于东辉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而王宏在两次职务调整的公示期间均被实名举报，举报的问题集中在其盘锦市工作期间。迫于外界压力，王宏选择了主动投案。
相比之下，一些国企人员在被举报后，多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许忠勇被给予了党内警告处
分并退回相关公款旅游费用。对于举报人所反映的许忠勇的新情况，宁波市交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党委称正在调查核实。
在刘银月举报夏雪华“吃空饷”后不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回应，经周口市分行纪委核查，未发现夏雪华有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夏雪华并非常年不上班“吃空饷”，只是请假天数较多，有旷工、迟到、早退等现象。对此，该分行在此前已给予了夏雪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扣发绩效工资。
在外界看来，尽管银行回应举报的速度较快，但内容却含糊不清。比如夏雪华的请假天数较多，究竟是多少天？旷工、迟到等问题是否经常发生？从该银行公开的通报来看，对夏雪华的调查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国企内部“一把手”权力集中，纪检机关的监督力量较弱，监督权限较小，导致其在处理此类实名举报时往往难以“逗硬”。
相较国企人员，纪检机关对公职人员涉案线索的处理更加规范化。在廊坊市审计局公务员李勃良被举报行贿后，该市纪委称已通过网络舆情监测到此事，正在核实相关线索。
某地纪委监委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纪检机关受理实名举报线索，一般要看主责单位的线索移交情况。信访件在移交给纪委后，如果信访部门确定为受理范围，就会转交给相关承办科室，承办科室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举报人信访件已受理，然后对线索进行初核。
“线索初核阶段是涉密的，之后是否进行立案调查，要根据线索的查实情况。所以从举报到初核，再到立案调查，要根据相关程序依法依规进行，往往不会很快有处理结果。”上述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既需规范，也需赋权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在一些专家看来，网络实名举报目前确实成为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反腐模式。由于借助了网络的力量，相关部门在此过程中的反应也较迅速。但同时，网络实名举报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经典二战电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刘传稿表示，法定意义上的网络检举指的是，检举人以实名的方式向国家机关的网络受理平台进行检举，并非一些举报人举着自己的身份证，把举报内容以视频、图文等形式发布在自媒体上的举报形式。
某地纪委监委信访室工作人员认为，上述这种网络发文或发视频的举报方式，并不优于把举报内容发在网络信访专区。“因为相关部门一旦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网络舆情，那么被举报人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隐匿证据。而举报人将自己完全曝光在网络中，不排除会受到被举报人威胁或恐吓的可能性。”
“总体来看，网络实名举报还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种举报形式看似热闹，但网络所指的问题并非结论，所引发的网络舆论更不能达到审判效应，最终还得通过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才能立案。”庄德水表示，网络实名举报应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障。
面对网络反腐的民意期待，此前国内多家权威媒体网站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网友进行线上信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在部署推广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检举举报平台。此外一些地方在规范和保障“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上也有新的举措。
比如，此前广州市结合实名举报工作特点，制定出台《广州市纪委监委机关进一步加强实名举报工作方案》，通过加强实名举报受理、建立保护奖励机制等方式，鼓励众进行实名检举。吉林省集安市建立受理处置绿通道，优先处置答复实名举报。
规范网络举报渠道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百姓和官员之间还存在“权力不对称”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认为，相比官员，众手中的“反腐权力”较弱，因此网络实名举报还应赋予众更多的问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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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供销系统窝案频发│文本刊全媒体记者刘兰
3月以来，已有两名供销合作社系统重要岗位干部落马。分别是中国供销集团原副董事长、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管爱国，贵州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成员、理事会原副主任杨兴友。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供销合作社系统不断有官员落马，且多集中于重要岗位。比如安徽省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钱斌，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文明，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兼理事长高守良等，多名省级供销系统“一把手”被查处。
用专家的话来说，平时不常被人关注的供销合作社系统如今成为腐败高发区，这和该系统几十年来的兴衰发展相关，也和内外监督的缺失有关。
供销系统的“冰”与“火”
供销合作社历史悠久，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该系统也成为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化
肥、棉花等农资专营权被取消，供销社失去垄断优势，一度衰败，并逐步淡出公众视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供销社的市场化转型起步。1995年，供销社系统开始推行以市场化为特征、扭亏增盈为目标的改革。经过多次改革，供销社再次构建起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到2018年底，总数超过3万家的基层社覆盖了全国几乎所有乡镇。
近年来，供销社的主营业务农资、农产品、消费品、再生资源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比如2021年，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较快的发展和丰厚的利润也增加了该系统腐败的风险，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以来，供销合作社系统已有近50名官员落马，其中“一把手”涉案较多，且窝案频发。
2018年，北京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地的供销系统“一把手”落马，分别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秦亚兵。从已经披露的案情来看，两人的共同点是独断专行、在系统内大搞“一言堂”。
据秦亚兵的下属介绍，秦亚兵曾连续4年不召开会议集体研究重大决策事项，彻底把民主集中制丢在一边。“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别人的意见不是反感叫停，就是呵斥批评。内设机构的职责虽有相关制度明确，但实际承担什么工作却都由秦亚兵个人说了算。”
高守良不仅在常务理事会上搞“一言堂”，他对待下属更是盛气凌人。“他经常喝酒，喝完酒就骂人。”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在一次酒后，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主题就是“骂人”。在高守良看来，“‘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
“一把手”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容易带坏队伍。近年来，供销系统窝案、串案多，“前腐后继”的现象凸显。
2018年11月底安徽省委第九巡视组对省供销社开展了巡视后，该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
事会主任钱斌，理事会副主任唐庆明、崔继华等人先后落马。在内蒙古自治区，担任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的刘金水和担任副主任的唐利民双双落马，两人长期供职于供销系统，相互勾结，贪腐时间长达20余年未被发现。在黑龙
时政
案例
中国供销集团原副董事长、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长管爱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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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曾搭班的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张文明，党组成员、监事会副主任于定坤均于退休后落马。
供销系统新的风险点
如今，供销合作社的业务拓宽，涉及产权流转、资金互助、电商销售等领域，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腐败除农资、农产品等传统涉农服务环节外，还向工程建设、融资担保等环节蔓延。
从项目工程建设上拿回扣是高守良的贪腐手段之一。2017年，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某一房地产项目，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在项目筹划阶段，高守良向中间人林某提出要从中获利几千万元：“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急于得到项目的上述公司负责人唐某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并很快给了他1000万元现金。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将3000万元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被调查后，高守良曾忏悔道：“事事想回报，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占点便宜，他们也没吃亏，自己很心安理得。”
搞笑祝福语
秦亚兵将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系统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违规插手公司借款、贷款及担保等具体事项。中农金合公司是自治区供销社的控股公司，当该公司经营出现巨额资金窟窿时，秦亚兵仍抱着侥幸心理欺上瞒下。“既不向上级汇报，也不向班子成员通报，更不研究分析评估风险、及时止损。”该案的调查人员介绍，秦亚兵在明知该公司已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拆东墙补西墙，以供销社大量优质资源作为担保填补窟窿。最终，中农金合公司还是停产歇业，而他的任性妄为也导致供销社资产巨额损失，其中的贪腐问题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也牵涉到供销系统官员腐败的另一大特点——社有资产流失。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纪检组长佟宝君在全国多地供销系统的调研结果，有的管理失控，随意担保，巨额资金长期外借，主要领导浑然不知，造成社有资产损失。
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期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钱斌在担任安徽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期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4939万余元等。内蒙古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金水和副主任唐利民沆瀣一气，
违规进行股权置换、非法占有集体财产、滥用职权造成集体资产重大损失、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案金额高达6亿多元。这些案件触目惊心，令人警醒。
“捞一把”心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供销系统腐败案件多发有多重原因，有系统改制伴随的阵痛，也有内外监督力量的缺失，还有系统相对封闭带来的治理漏洞等。
供销合作社几经改制，职能职权多次调整，现有组织成分多元，既有机关、事业单位，又有企业甚至协会，处于一种“四不像”的尴尬境地。佟宝君分析：供销合作社虽不是政府组成部门，却承担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又直接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既是集体所有制性质，自己组织收益，又吃着财政饭。这种特殊体制导致经营决策、财务管理、部门设置、干部任免等方面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部分干部职工滋生了“捞一把”的思想。
供销社资产是集体所有，一些地方国资委对其没有资金监管的职责，上级监督缺乏着力点；一些供销社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内部的监督制衡作用无法发挥，比如在宁夏，秦亚兵从不主动让监事会、纪检组参加重要会议，使得内部监督形同虚设。
此外，供销系统相对封闭，干部队伍流动性不大，供销系统理事会换届频率低也为腐败埋下隐患。比如内蒙古的刘金水担任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党联合社组书记、理事会主任一职长达13年，导致“一言堂”现象严重。
针对上述漏洞，纪委系统的相关人士认为，要明确供销合作社业务上的主管部门，强化精准监督，重点对“关键少数”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环节”重大资金决策进行监督；将供销合作社机关和下属企业的重大事项向干部职工公布，主动接受众监督；梳理主责主业并制定发展规划，对于盲目投资决策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情况，研究退出机制及时止损。
各地在供销系统反腐败工作上逐步探索出经验。浙江对2016年以来的1000多条涉及供销系统的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共查处44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2人。河南省重点整治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20个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截至去年5月，起底系统相关问题线索2227件，立案1109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67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53人。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在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展巡视巡察“回头看”。
治理供销系统腐败问题，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惩治，建章立制堵漏洞，推动形成权责明晰、监督有力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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