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李 工 真
内容提要　1893年，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出席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归国后，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使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突破了“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适应了这个“科学与工业化时代”的真正需要。在此基础上，哥廷根大学充分利用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自由竞争，聘用到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创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加之有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良的学风，因而能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地位下降的同时，取得自然科学上的巨大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而创造出一个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关键词　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费利克斯·克莱因 
哥廷根大学是由德意志汉诺威王国国君、同时又当上了英国国王的乔治二世（即乔治•奥古斯特）于1737年创建的，全称为六年级上册数学教学计划“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9世纪中期以前，该校便涌现出一批饮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是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学之一，
20六条禁令世纪前期，曾创造过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现今仍为世界八大名校之一。
哥廷根大学原本是汉诺威王国大学，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后，根据同年8月23日普、奥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世界，曾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王国，则被强行并入“北德联盟”的领导国——普鲁士，成为这个德意志最大邦国中的一个行省，哥廷根大学也自然被划归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管辖。对于这场吞并，哥廷根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持反对意见； 但对这所大学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建立。随着柏林从普鲁士邦国首都一跃而成为整个德意志帝国首都，将柏林大学扩建成新帝国教育与科学中心的计划开始启动，此举持续性地改变了普鲁士、以至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体制及其结构，也使哥廷根大学传统的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本文将围绕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发展来展开研究，并就它最后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做出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说明。
遭到国家当局冷落的哥廷根大学
在德意志的大学传统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家教育当局的直接干预，大学教授岗位的设立只取决于一所大学能否开辟出新的学科专业方向。确切地讲，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在任何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上只能设置一名教授。 至于大学教授岗位的占有，则取决于具体的学者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独立性、独创性与成果。正因为如此，教授集团的规模才有意义，才成为评价一所德意志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
19世纪初至1866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显然引导了教授岗位的设立进程。1815年，这所大学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就拥有11名教授，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独占鳌头”。1837年11月18日，由于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语言学家格林两兄弟、历史学家达尔曼、格维努斯、东方学家埃瓦尔德、国家法专家阿尔布雷希特、物理学家韦伯等7位著名学者，为抗议国王废除宪法，愤然集体辞职，使哥廷根大学在这个领域中元气大伤。 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种损失才得以弥补。60年代，哥廷根大学一领德意志大学之先河，最早在艺术史、日耳曼学等新专业方向上设立了教授岗位。1866年归并普鲁士前夕，哥廷根大学的人文科学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过了柏林大学（14名）、慕尼黑大学（14名）和海德堡大学（11名），是当时人文科学教授数量最多的德意志大学；若再加上神学（6名）、法学（9名）教授，其整个文科教授集团的规模达31名，同样超过柏林大学（30名）而居
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学早在1866年以前就拥有最为基础的所有学科，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理学、医学等，有教授32美少女战士第三部名，比柏林大学（24名）多8名，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拥有最雄厚的实力。
然而，自德帝国建立以来，哥廷根大学的这种领先地位逐渐丧失。这所大学不仅从过去王国惟一大学的独尊地位上迭落下来，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发展遭到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有意的抑制与冷落。这是有原因的，哥廷根这所带有英国文化痕迹而又具有传统优势地位的地方性大学，在这个新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优越性的德意志帝国中，与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处于竞争对手的位置上，当然难以受到国家当局的亲睐。
1871年以后，哥廷根大学的办学经费便被极大削减，教授岗位增设权也受到严格限制。例如，哥廷根大学曾于1867年紧随柏林大学之后，第二个在德意志大学中设立埃及学教授岗位,但这个岗位却在1877年被普鲁士文化教育部强令取消，以后的30年间也没有补上。  又如，哥廷根大学早在1867年就开设了外族语言文学专业，但德意志大学对其中英语语言文学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的划分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在哥廷根，这种划分被一直拖到1892年才得以实行，就连规模最小的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也比哥廷根大学更早获得罗马语族
语言文学方向上的教授（1881年）。 再如，哥廷根大学早在1862年就拥有音乐学专业上的额外教授，但是直到帝制崩溃2年后的1920年，才被批准设立正式的教授岗位，而其它著名大学早在感谢妈妈的短句1914年以前就如愿以偿了。 总之，1871年至1886年之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没有增加过1名教授；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仅为植物学增加过2名教授（1878年），这还是好不容易从普鲁士文化教育部争取来的。 早在1875年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2021-2022名单5月，哥廷根大学校长冯·万斯特德(Warnstedt)就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阿达贝尔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的报告中报怨哥廷根大学受到了歧视。但这位部长对此立即加以反驳：“哥廷根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当然，自1872年以来，哥廷根是只得到比其它高校更少的经费补贴，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只是为了让那些更古老的普鲁士大学能追上哥廷根。”
相比之下，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绝不允许其它大学在学科发展的速度上超过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的轰动性发展也从不缺乏来自国家当局的强烈推动力。柏林大学创建于1810年，19世纪60年代以前不过是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但在70至80年代的教授岗位设立浪潮中，却增加了8名人文科学教授和10名自然科学教授，整个教授集团的规模也由1866年的54名上升到72名。 这自然使它在全国大学中的排名不断前移，1881年后就已经牢牢占据了第一
位。而哥廷根大学教授集团的规模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扩展，反而逐渐下降到一所普鲁士中等规模高校的“正常水平”。到1886年初，它（66名教授）不仅与柏林大学（72名）保持了一种肯定的距离，而且被哈勒大学（51名）、波恩大学（54名）、布雷斯劳大学（61名）逐渐追了上来。
直到1886年下半年，哥廷根大学才终于为它的文科领域赢得了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增设权。这是德国、也是世界图书馆学中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就连柏林大学也是迟至1920年才拥有图书馆学教授的。 这个岗位的设立表明，在抑制和冷落了长达20年后，普鲁士国家文化教育部才开始对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发展采取迎合态度。
但是自然科学学科上受抑制的局面仍无改观。1887年，哥廷根大学校庆150周年之际，新任校长、著名语言文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教授在校庆庆典上见到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次长、高教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曾就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与这位政府要员进行过交谈。这位校长在事隔多年后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徒劳地盼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有价值的礼物，期待能新建哥廷根。阿尔特霍夫先生也说，‘我们没有忘记哥廷根，
国家将要新建一批医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哥廷根’。而事实上，这场广泛的新建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轮到我们哥廷根大学时，已是四级英语作文万能句子90年代了。”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学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而哥廷根大学在新增设了罗马语族语言文学（1892）、比较语言学（1895）、埃及学（1908）等学科后，才使它整个文教授队伍的规模扩大到36名，而此时的柏林大学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学、历史、语言等这些最为基础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因拥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国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柏林大学（29名）、慕尼黑大学（24名）。也就是说，哥廷根大学的整个文科教授集团近半个世纪才增加了5名成员；而它人文科学教授的人数整整一个世纪才翻了一番。 所幸的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却奇迹般地获得了巨大发展，1914年，它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规模达到了48名，超过了柏林大学的44名，成为了当时自然科学教授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德意志大学。
获得巨大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
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发展，主要不是因为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的意志，而要首先归功于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的倡议。正是因为
克莱因，才巩固并扩大了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荣誉。作为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的接班人、哥廷根大学数学—自然科学专业集团杰出的领导者，克莱因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
1873年，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便遭遇到一场经济上的长期萧条。德意志经济直到90年代初也仍然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却日益受到来自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强烈排挤。因此，在德意志企业家与工程师们看来，这场萧条惟有通过一场技术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摆脱。1890年12月，经济界与学界人士为此召开专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企业家联合会与工程师联合会对德意志的大学与经济、技术领域之间的疏远状态表达了强烈不满。它们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目前，高校对于职业领域、对于德意志工业的效率所能产生的作用实在太少。但无论在和平或是战争时期，德国占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将以这种效率为基础，这种世界领先地位的维持是要靠工业来提供物质手段，靠技术来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此，教育改革的任务，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在于通过对新语言和自然科学教育手段的培植，来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职业圈子。”　工业界对新技术、新人才的渴望，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带着这种印象，克莱因出席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克莱因发现，“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工业新革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的技术革命已开始由过去的‘工匠革命’阶段进入到‘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 它的引发力量已不再来自于生产技术本身，而来自于似乎同生产毫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成果。任何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已不再来源于单纯经验性的创造发明，而来源于长远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的基本研究。 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的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发展、电力时代的到来已被打破。因此，克莱因认为：“科学对生产技术的指导意义不仅无可怀疑，而且责任重大，它必将开辟出一个新的工业体系。” 摆在克莱因面前的问题是，在生产技术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局势下，如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性的生产力，以及解决由技术本身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这需要科学家们跳出过去的理论框架去开辟一种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新科学领域，”并因断言：“发展应用科学必将成为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上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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