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绩点为王：中国顶尖⾼校年轻⼈的囚徒困境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校年轻⼈的囚徒困境
来源： 三联⽣活周刊
狐妖小红娘主题曲作者：徐菁菁、郭⼦介
·在⼤学⾥，学⽣因“内卷”⽽迷茫，教师因不到潜⼼治学的学⽣⽽苦恼。中国两所顶尖⾼校发⽣的困境是：揭开漂亮的指标、体⾯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竭。
·在古典教育中，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认识⾃⼰”，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在我们过去⼏⼗年的发展⾥，⽤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已经成为⼀种惯性思维。
⼀个⼤三学⽣的困惑
看到今年⾼考因疫情错后⼀个⽉的新闻时，李华下意识地打量了⼀下光阴在⾃⼰⾝上的投影。两年前，他是⾼考最骄傲的胜利者之⼀，在博雅塔下如愿进⼊了⾃⼰⼼仪的学院。
⾼中⽼师们总会说：“上了⼤学你们就轻松了。”在他们的回忆⾥，⼤学是“下了课⽼师给⼤家递烟，⼤家⼀块⼉抽”，是“把中学没睡的觉都补回去”。”李华“将信将疑”，他想，⼤学怎么可能这么闲呢，有那么多事等着⾃⼰去做呢。⾄少，他要“把中学时没精⼒、没能允许做的事情做⼀做”，“买了没看的书抽出时间读⼀读，每周都去独⽴影展或者电影资料馆看些好电影，再或者是学⼀门第⼆外语”。但进⼊⼤学后，这些打算“作为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在to do list的地位不断下滑，以⾄于到最后⼏乎化成了⼼底的⼀道⽩⽉光”。
2020年9⽉1⽇，北京⼤学⽣正在办理报到⼿续。（蒋启明摄，图｜视觉中国）
他曾向往亲密的友谊和归属感。李华记得当年清华招⽣组⽼师⾃揭其短，说⾃⼰学校没有团结的氛围，举的例⼦是“吃饭都是各吃各的，但是‘隔壁’（北京⼤学）就喜欢⼤家⼀块吃，很有集体氛围”。这是促成他报考“隔壁”的因素之⼀。可事实上，“隔壁”只是⼀个传说。“⾷堂⾥常见的是⼀桌四个座，⼤家谁也不认识谁。⼀般朋友碰上了聊两句，问问最近忙不忙，讲讲⾃⼰上什么课、做什么事情，寒暄之后就各忙各的了。上收到⼀个消息，基本都是有事⼉的，没事⼉谁也不主动谁。知⼼朋友可能有⼀两个，但不是每个⼈都有⼀两个。”
这⼀切或许都可以⽤“忙”来解释。学业压⼒让⾼考的佼佼者们也苦不堪⾔。“以⾄于到现在隔着⼀个假期，我回到宿舍楼⾥，脑海中都是期末备考时逼仄压抑的噩梦氛围。”学校有寒暑两个假期，国庆和校
庆还有两个9天的长假，但假期不意味着休息。⼤⼀寒假，李华作为校园媒体的记者到⼀个东南沿海省份采访了9天，剩下的时间忙着整理材料、组织稿件。他把⼤⼀暑假分配成两周的暑期学校、⼀个⽉的实习，以及托福考试。因新冠疫情⼀个国际校际交流项⽬取消，让他“被迫”空闲。刚刚过去的暑期，他⼜去做了⼀个多⽉的经济学⽥野调查。
8⽉29⽇，新学期开始了，武汉⼤学的学⽣排队等候进⼊学校。
忙碌了两年，当⼤学进⼊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李华觉得⾃⼰对将来的规划终于“清楚了很多”：他放弃了⼤⼆时做学术研究的打算，决定去业界寻⼯作机会。为此，他计划离开北京申请⼀个硕⼠项⽬。对于学什么他不太在意，“只要内容不排斥，学校的牌⼦⾜够响就可以了”。实现这个⽬标的思路也很清晰。在⼤三这⼀年，他会重新考⼀次语⾔成绩、努⼒“再提⼀提绩点”、⼀家“再好⼀些的实习机构”。
可是这种“清晰”却不能让李华感到踏实。⾃我诘问是尖锐⽽痛苦的：“短短的两年，我怎么会变得只考虑就业状况和学校头衔呢？”“兜兜转转做了很多事情，按理说试错也试了不少”，但只觉得“马齿徒增”，“并没有获得⼀种‘拥有’的确定感”。李华肯定学校在学科教学上⽆愧⼀流，“它给予了我强⼤的技能去应对要应对的⼀切”，可是，他“不快乐”，甚⾄于“压抑”。“或许这不是北⼤的问题，换在哪⾥都是这样的。”
绩点背后的理性逻辑
怎么拍一拍你对北京⼤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来说，李华的困惑是⼀个熟悉的故事。刘云杉⽤了4年时间做了200多个学⽣的访谈，多为⼀对⼀的访谈。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揭开漂亮的指标、体⾯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正⾯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竭。
北京⼤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王旭华 摄）
“在北⼤和清华，⼀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之就是⼀种因竞争⽽起的精⼒消耗和浪费。”李华说。⼈⼈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他还记得新⽣⼊学的时候，⼤家都有⼀种期待，在琳琅满⽬的课表⾥选⾃⼰有兴趣的，“在社团⾥做得风⽣⽔起，搞⼀些⼤事情”。但辅导员⽼师、学长们很快就会让⼤家冷却冲动，理性地聚焦到⼀件事上：绩点。北京⼤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学学⽣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不同层次的学⽣都关注绩点，关注每⼀门课的绩点。”
“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考中脱⾝的孩⼦们⾝上。“不管你未来⾛哪⼀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李华解释说，“选修双学位要看你在院系⾥的排名，最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或者中⽂双学位，没有3.6申请起来确实会⽐较乏⼒，⽽且要看⼤⼀的成绩。”保研⾸先需要被所在的院系推荐，⼀般来说，需要总绩点排名达到前60%。然后，还需要看接收院系的要求，这个标准在10%～40%。如果学⽣想去⼀个热门的院系，“没有3.7可能是很乏⼒的”。出国念书根据不同的项
⽬有不同的要求，好学校的要求⾃然不会低。⾄于⼯作，绩点是履历上最⼀⽬了然的指标。“申请实习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有互联⽹⼤⼚会要求你填写成绩在百分之⼏的⽔平。据说在⾦融⾏业，绩点直接决定了你能去什么档次的公司。”
绩点的背后是⾼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刘云杉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那个时代，⼤学⽣⾝份本⾝即等同于精英，是国家⼲部。如今，⾼等教育进⼊⼤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等教育成了精英⼈才选拔的代理机制。
2016 年哈尔滨某⼤学举办的⼀场招聘会。这⼀年全中国有约750 万⼤学本科⽣毕业。
⼀个显著的标志是⼤学对学⽣的考核标准变了。80年代，考试评分单纯依据学⽣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根据2007年的规定，优秀率⼀般不应超过30%，不及格率⼀般不超过10%。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在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具。
在清华、北⼤这样的⾼校中，分数的厮杀⾃然会格外惨烈。⽤刘云杉的话说：“这是⼀个由各级各类‘状元”组成的体。考试既是他们证成加冕的盛典，⼜是塑造他们⼼智品质、⾝⼼惯习的⽇常战场。⾝经百战的他们，个个⾝怀绝技，⼈⼈出⼿不凡。”要获胜，只能寻窍门，不断加码。李华常遇到的⼀种情况是：⼀门课程⽼师要求提交3000字的论⽂，但是有同学发现提交5000字论⽂能拿到更⾼
坦克世界弹道插件分数，于是所有⼈都卷⼊了字数竞争。
⾼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柿子和什么食物相克不能同吃绩点背后的逻辑从⼀开始就被⼤学新⼈们熟知。李华所在的学院可以在全校所有课程中做选择。他记得⼊学的时候，有的同学想挑战⼀下⾃⼰，上“三⾼”（数学分析、⾼等代数和计算概论A）或者⾼年级课程，“负责任的学兄学或者辅导员⽼师”就会告诉他，“这些课的难度有多⼤，稍有不慎会对绩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不是“危⾔耸听”。在平均绩点的计算⽅法下，⼀门课所造成的“坑”要⽤5门甚⾄10门课程的绩点去填。刘云杉访谈过⼀名⾼中读⽂科的经济学院学⽣。他的数学课程绩点没有超过2，这是⼀门5学分的课。本科四年，他不能申请出国，不敢修双学位，只做了⼀件事——孜孜不倦地挣分填坑。
众多学⽣正在图书馆内专⼼备考。（图｜视觉中国）
⼤学⾥应运⽽⽣了⼀种课程，名约“⽔课”。有学⽣这样告诉刘云杉：“我们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课’，上课讲讲PPT，考试考考PPT……PPT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我现在修了100多学分，⾼质量的不到20个学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个学⽣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个孩⼦，进⼊⼤学后，发现“课堂只教很简单的语句、规则，⼤量的练习需要⾃⼰下去应⽤、搭建。我主动性差，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如果设计完成⼀个项⽬，需要学习⼀种相匹配的新语⾔，我觉得好烦好难。⼩组共同完成的⼤作业，我最后做个PPT，实质贡献是零，在组⾥我很尴尬，别⼈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选这类课了，因为我也不想拖累别⼈”。
在⼤学，他完全按照⾼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定要排在前⾯。⼤三有⼀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道⼀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名！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学，学⽣可以做学⽣⼯作、参加各种⽐赛、申请出国项⽬、实习等等，每⼀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成了⼀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不得不把⾃⼰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
图书馆内的学⽣（图｜视觉中国）
李华⼊学的时候，⼤⼀就参加实习可能还不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多数⼈只是正常地过暑假，到处旅游玩⼀玩。现在他发现，⼤⼀实习的同学⽐例已经⾼了很多，商科同学⼤⼀暑期开始实习⼏乎成为标配。
学⽣⼯作也被尽可能地利⽤起来：每年评奖学⾦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加⼀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些⽤⼈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社团经历。李华的⼀些同学在⼤⼀时对⼯作没有任何兴趣，在⼤⼆突然变得积极起来。“聊起来⼤家可能很⽆奈地说，‘给⾃⼰多⼀条路⽽已’。”最近，他惊讶地发现，现在⼤⼀⼊学的新⽣就会在答疑⾥表现出这⽅⾯的问题意识。“⽐如如何选调，中央和地⽅哪⾥好，具体的门道是怎么回事都问得⼀清⼆楚。以往很多冷门的发展道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进⼊⼤家的视野了。”
“最头部的资源太过有限，⼤家为了争抢这些东西就只能在原本拥挤的赛道上争来争去。”李华说，“可能以往的同学多多少少还会⾛⼀些弯路，但是新⼊学的同学们在前辈的⽿提⾯命下，⼏乎⼀上来⾛的就是前⼈试出的捷径。”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学⾥，学⽣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
⼏乎任何东西都有“攻略”。李华在⼤⼆的时候“想去美国顶级⾼校念经济学博⼠”，他很快就了解到实现这个⽬标的路径：“⾸先需要⾃⼰在课业上表现得⾮常优秀，另外还需要再额外修读⼏门更⾼深的数学
和统计课程，⽐如实变函数、泛函分析。此外，需要⽐较有⼒的科研背景，证明⾃⼰确实是有科研能⼒的，包括但不限于⾃⼰独⽴完成的论⽂、给⽼师打⼯做研究助理等等。最后⼀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两到三封推荐信。国内教授写推荐信在海外的认可度有限，所以本科同学可以到美国交换⼀个学期，去选⼀些硬核的课程，通过出⾊的表现得到⼀封推荐信，或者⼤量给美国的教授发邮件‘套磁’，问问能否给他们做研究助理，换来⼀封推荐信。”
在这份“说明书”上，和“操作指南”同样重要的是“风险评估”——“⾮常劝退”。李华得知，经济学学术不是⼀个很⼤的领域，“之前有⼈讲过，要申请到最好的经济学博⼠项⽬，意味着你要在这⼀领域中，在全世界的竞争者中排到前100名”。
标尺下的世界
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主义者”。但我采访⼤学⽼师，没有⼀个⼈忍⼼给年轻⼈扣帽⼦。
刘云杉深知学⽣们⾯临的现实困境。从前，⼈们觉得中国有⼀批好⼤学，考上它们的学⽣都有光明的前途。去年，她去⼀个省招⽣，该省理科状元是718分，她看到考了686分的考⽣打算回去复读，⾮清华、北⼤不上。“这就是符号效应，如果这个符号不是⾜够稀缺，没有⾜够的荣耀、⾜够的市场交易能⼒，⼈们会认为这个符号是负⾯的标签。”
每⼀代孩⼦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从前在⼤学教书，刘云杉觉得⾃⼰是在和⼀个个学⽣个体打交道，但近些年，她深刻地感到，她是在和⼀个个家庭打交道。
有时候，处理⼤⼀⼤⼆学⽣的⼀些事务，⽗母甚⾄会亲⾃出⾯和⽼师交涉。这⼀⽅⾯是因为“过去，绝⼤多数⽗母对⼤学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于指导孩⼦，现在许多孩⼦是‘学⼆代’了，⽗母有更多介⼊的意愿和能⼒”；另⼀⽅⾯，孩⼦的学业越来越不是⾃⼰的事情，⽽是⼀个家庭常年持久的投资和努⼒。⽗母⼀⽅舍弃⼯作陪读不再罕见。
刘云杉指出，在古典教育中，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认识⾃⼰”，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在过去⼏⼗年的发展⾥，⽤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已经成为⼀种惯性思维。但教育所⾯对的现实也在变化。
1988 年，尚未到⼯作的⼤学⽣们在海⼝市街头摆摊（图｜视觉中国）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中有⼀个⽐喻，在他的故乡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代⼈就好像踏上⾃动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动往上升。但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在我那⼀代⼈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个⽐⽗母更好的未来是⼀个⾃然⽽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代要超过⽗母成为⼀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即使不再要求⼦⼥如⾃⼰⼀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后代
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北京⼤学社会学教授渠敬东观察到，中⼩学推⾏素质教育以后，学校内部的课业难度降低，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家庭在课外寻各类培训班，投⼊了⼤量的⾦钱和资源。“⽆论家长还是学⽣，⼩孩都知道在竞争⾥取得⼀点优势，就要花费⼤量的资源。所以每当取得⼀点优势的时候，就⼀定要把资源重新获得回来。”
北京⼤学社会学教授渠敬东（王旭华 摄）
“⾼校招⽣变成⼀场依据分数⾼低进⾏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持⾼分者待价⽽沽，交易的条件为⾼额的奖学⾦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部门告诉刘云杉，考⽣在选专业时，⾸先考虑的就是“⽤⾜分数”。⼀个孩⼦说：“为什么要选商学院？因为既不知道热爱什么，也不知道不热爱什么，不幸⾼考成绩⼜这么⾼，有什么理由违背⽗母期待、挑衅社会的常识？”利⽤规则，⽤精巧的计算换取⾃⼰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的头脑⾥。
然⽽，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置于危险的境地。渠敬东总是⿎励他的学⽣不要追求门门功课优秀。要摆脱绩点的束缚其实也很简单：保不了研究⽣，考研不就完了？但是，他说服不了学⽣。
“⾃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上的意识。家长和学⽣都习惯了进⾏⼈⽣设计，奔着⼀个确定性⽽去。
他们不愿冒⼀点风险，⼀定要⾛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都能达成⽬标，或者说⼤部分⼈都达不到。很多学⽣因此处在⼀种恐慌之中。我能看到⼀些⼈在逃避，⽐如拖延症，⽐如回避见⽼师。另⼀种⼼理机制是，你越看重当下的每⼀个选择，你越焦虑。⼀旦有⼀个机会没把握住，某⼀个台阶没上去，你会马上陷⼊对⾃⼰的怀疑、⾃责之中。我有个学⽣因为写⼀篇课程论⽂就会觉得压⼒⼤到喘不过⽓来。他觉得这篇⽂章没写好，他的分数就不好，分数不好影响到整个绩点，绩点不好就保不了研究⽣。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
2019 年北京公务员考试现场。稳定是当下⼤学⽣求职考虑的重要因素。（图｜视觉中国）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次次的⾃我怀疑⾥。张明是清华⼤学六字班的学⽣（清华“⿊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学的）。回想⾃⼰的成长，他觉得“⼩红花”是⼀个⾮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到⼤，⼤家都在追求‘⼩红花’，但其实⼩红花本⾝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个符号，象征⾃⼰胜过他⼈。⾄于获得⼩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学之前是⾮常顺畅的。但进⼊⼤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上的⼩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法通过不断地获得⼩红花来维持⾃⼰学习的意义感。”张明问过很多朋
友⼀个问题：“当你觉得‘丧’的时候，实在是不想再动弹的时候，怎么说服⾃⼰继续努⼒？”“只有少部分⼈能⼀下⼦明⽩我想问什么，⼤部分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滑过去了。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其实他不是没听懂，⽽是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谁想谁抑郁。”
张明在⾼中时代是⼏乎次次拿第⼀的尖⼦⽣。进⼊⼤学，⼀开始他还能保持胜者的势头，在学院⾥成绩排名前10%左右。但在⼤⼀下学期的时候，他报名参加了⼀个校级项⽬的选拔，“我本来觉得稳进的，最后却落选了”。
春望杜甫⼤⼆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并不像⼤⼀时⾃认为的那样有天赋”，费了很⼤⼼思交上去的作业却“被⽼师批得体⽆完肤”。⼀天晚上，他赶完⼀个DDL（校园常⽤语，即Deadline，截⽌⽇期），筋疲⼒尽地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脑⼦⾥还在计划明天早上起来有哪些任务要做。“突然间我就问了⾃⼰⼀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个好的绩点？”
“我把⾃⼰问住了，我发现后⾯有⽆穷⽆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持⾃⼰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下地⾛⼀⾛，这是我平时思考问题的习惯。可是我发现⾃⼰居然连⼿指都⽆法动弹⼀下，因为我甚⾄给不了⾃⼰⼀个动弹⼿指的理由。”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常困顿的⼀点是，我⽣活中的任何⼀个⽅⾯，都可以在
⼀把刻度鲜明的尺⼦上到⾃⼰的位置。课程上有绩点，学⽣⼯作也有⼀套评定标准。志愿公益本来讲的是⽆我奉献，但它最后会被转化成⼯时。你做了300个志愿⼯时，就是五星志愿者；如果只做了299个，就只能是四星志愿者。甚⾄于你谈个恋爱，都可以获得⼀个评定：‘⼈⽣赢家！’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的尺⼦，从天连到地，所有⼈都在尺⼦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
在⾃我追问最痛苦的时候，张明考虑过⾃杀。最后他终于到了⼀个存在的意义，那就是⾃⼰的母亲。从⼩到⼤，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化⽔平不⾼，但是温柔智慧，通情达理。
当年轻⼈握着⾟苦积攒的履历，去⾯对象⽛塔外的事业选择，⾯对更真实的社会⽣活的时候，更⼤的落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进⼊⼤三以后，清华⼤学新雅书院院长⽢阳会他们谈话。“我说你们⼀定要想清楚⼀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到底想做哪⼀种⼯作？⼯作就是三⼤类：从政，做公务员；到企业做管理⼈员或者技术⼈员；另外就是在⼤学⾥⾯做研究。三种⼯作的⽣活⽅式完全不⼀样，各有特点。⽽且你们⼀定要明⽩，所有的起步点都是好的，但都不是⾼⼤上的。⼩公务员的⼯作可能⾮常⽆聊，不允许你张扬个性。去企业⾥⾯，你以为去了就能做创造性⼯作吗？同样是⽇复⼀⽇，所以才有‘码农’之说。⼀切⼯作都有好有坏，都是要慢慢熬的。”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阳发现，学⽣们不懂⾃由选择就意味着放弃，“现在的⼩孩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抓在⼿⾥”。
清华⼤学新雅书院院长⽢阳（宝丁 摄）
张明观察到，⼤家常把在同伴竞争中获得的位置和未来收⼊直接挂钩。有同学曾对张明这样描述⾃⼰的持续焦虑：“刚考上清华的时候觉得以后要
买个上百万的车，最后却发现买房⼦都很艰难了。你⽣了孩⼦之后，发现仅仅维持⼀个正常偏上的教育⽔平都很昂贵！”“能在1000多万同龄⼈中脱颖⽽出进⼊清华、北⼤的我们，都是同龄⼈中的前千分之⼀，但绝⼤多数⼈进⼊社会之后却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排名根本达不到这样的顶尖，甚⾄可能因为专业限制⽽算不上‘出类拔萃’，曾经有多⾃豪，现在的失落感就有多强。”
akb橘梨纱伯乐之叹
2005年，钱学森对到医院看望⾃⼰的时任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所⼤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创新的东西，⽼是‘冒’不出杰出⼈才。这是很⼤的问题。”2009年钱学森去世后，这句话被转意为著名
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才？”
这是个令⽼师们深感苦恼的问题。⼤学的⼈才拣选变得越来越困难。刘云杉指出，卓越与平等是⼀对张⼒，由于减负与教育公平的要求，⾼考的难度不断降低，对⼈才的辨识能⼒被削弱。⼀些中学教研室专注于研究如何把知识变成具有操作性的答题⽅法，能够拿⾼分的学⽣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苦于这
种现象，⼤学才开始进⾏以学科竞赛为基础的⾃主招⽣。但很快，⼤量市场化教育机构开始研究门道。
有位⽼师当过省招⽣组组长，参加过竞赛⽣、⾃主招⽣、科创等项⽬的⾯试。他告诉刘云杉，早⼏年⾃主招⽣时，经常能见到⾮常有特点的学⽣。⼤概从2015年开始，他就不愿意再参加了。“因为招⽣所⾯对的学⽣⼏乎是⼀模⼀样的，所有答案都⼀样。为什么？培训机构。现在很多孩⼦，包括⾃主招⽣、冬令营、竞赛中的孩⼦越来越会揣摩：⽼师你怎么想？我怎么迎合你？这很可怕。”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孩⼦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阳在中⼭⼤学博雅学院当院长的时候⾯试学⽣，看到很多孩⼦都有钢琴⼗级证书，⼀开始他为这么多家庭都有艺术教育感到很欣喜，可深⼊了解后，他发现⼏乎没有⼀个孩⼦真的对⾳乐有兴趣。
从前，⽼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现在，绝⼤多数进⼊顶级⾼校的孩⼦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阳常常问学⽣中学的时候读过什么，得到的答案经常是⾼考有关的，要不就是“四⼤名著”——“我最不想听到说四⼤名著，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有没有真读过，我⼀问就知道。”
在多年的训练⾥，年轻⼈真实的学习能⼒被剥夺。刘云杉有种强烈的感觉，孩⼦们越来越不会读书。“教育最重要的是动⼿、动⼼、动脑，但他们往往只会动脑。书本⾥的东西需要和⾃⼰的⼈⽣经验
、⼈⽣困惑结合在⼀起，才能变成⾃⼰的东西。很多孩⼦在⽅法上很熟练，你给他们⼀个复杂的⽂本，他们会画思维导图，拆解⼀套逻辑结构给你，很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他们⽆法把书本和经验联系在⼀起。我必须让他们举两个例⼦，把理论变成⼀个故事，再⽤⾃⼰的话讲给我听，反复倒腾⼏遍，我才能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懂了。”
渠敬东感到，在被知性学习填满的成长过程⾥，真实的⽣活没有在孩⼦们⾝上留下痕迹。⽽让⼈真正成长的恰恰是⽣活痕迹的累积。“你为⽗母多做⼀点事，你才能慢慢体会到你们之间的亲情和孝道。你为同学做点事，你才真正知道友谊是什么。你毫⽆功利⼼地读⼀本书，真实地被它感动，它才能变成你的⼀部分。”
1987 年，北⼤学⼦在秦巴⼭区做社会调查（图｜视觉中国）
在匆忙的追逐中，不少孩⼦患上了现代⼈的通病：“⽆穷⼩⼜⽆限⼤”。“⼀⽅⾯，他们只盘算眼前竞争中的那点事，⽤⽆尽的精⼒搜寻⽆尽的信息，去对每⼀个机会作最精确的选择；另⼀⽅⾯，他们⼜学会了很多空洞的普遍概念，他们谈论⼈类的历史和未来，谈论美国、欧洲、阿拉伯世界⾥发⽣的事情，熟练地⽤⼀些概念给出极其抽象的判断，却很难去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连⾝边的事情都难以丰富细致地理解和把控。”
在⼯具理性和成功学的浸淫下，志趣变成稀缺品。⼀位理科学院院长告诉刘云杉，曾有⼀个绩点⾼达
3.89的学⽣来申请奖⾦学，⽼师们⼀看，⼏乎所有难的、具有挑战的课程，他都巧妙地回避了，所以成绩单很漂亮。⽼师们追问他为什么不选有挑战的课，他说，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师们⼜问：“什么是兴趣？”他说，兴趣就是被承认，如果不被承认，就说明没有胜任⼒，⾃然也就没有兴趣。
“我得出结论，他不是对知识感兴趣，⽽是对分数感兴趣，对绩点感兴趣。”这位院长说：“我坚决主张，不给他奖学⾦，如果我们奖励这样的学⽣，⿎励这样的做法，我们学校就完了。”“⼤学想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才，创造的前提是敢于冒风险，成功学的要义恰恰是规避风险。”刘云杉说。
其实，很多孩⼦不是没有拥有寻志趣的愿望，只是愿望在现实中显得脆弱不堪。过去的⼤学⾥，⾄少有两种⼒量在帮助志趣的形成：⼀
是“闲”。渠敬东回忆⾃⼰的⼤学时代，有⼤把的空闲时间，⼤家也并不认为学习成绩好就⾼⼈⼀等，于是，很多尝试可以⽆顾忌地展开。“对⼀个问题感兴趣，就可以把与之相关的所有书读完。这就好⽐谈恋爱，你觉得⼀个⼈不错，必须全情投⼊去追求、去相处，你才能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们适不适合在⼀起。”
⼆是⼀定的约束。“很多深刻的体验，需要全⾝⼼投⼊以后才能获得，这可能是⼀个艰苦的历练。”刘云杉说，“过去，学⽣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历史系啃⼆⼗四史，⼀本本读，⼀本本抄。在这个过程⾥，你可能就读进去了。你和历史⽣活在了⼀起，它变成了让你最⾃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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