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成败得失
行走在消逝中——正确看待当代文学的成败得失
中国当代文学在肯定与否定的交叉注目下已走过60多载。杂糅着欣喜、喝彩、反思、忧虑、怀疑、愤怒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中国文学界在试图正视当代文学史但是，但最终呈现的景象依旧是充满争论和困惑。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拥有一批被海内外肯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另一方面，文学市场
和创作体的混沌与无序，也令当下的文学蒙上了令人迷茫与不解的尘雾。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已经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陷在泥淖中难以自拔？当两种南辕北辙的评价同
时指向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它？
顾彬，无疑是在总结“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之争”时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从几年前开始，便成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受聘会上，他提出，“德国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去写剧本的，但是中国许多作家去写剧本‟，“中国
最有创意的生日礼物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古文不好，而且他们基本上不会外语”。这场争论引发了包括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宽容的声音，也有反驳的声音。其后，顾彬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又称：
“xx当代作家不知道人是什么。”
2009年世界汉学大会上，学者们集中讨论了有关“中国文学界应该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汉学家顾彬、著名文艺批评家陈晓明、肖鹰等学者作了激烈的讨论。顾彬强调中国作家应该学习外语，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同时也应该把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陈晓明在发言
时提出了“中国立场”的概念，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建立60年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肖鹰则认为中国文学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
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可以给出不同角度的答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是对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评价，甚至都可能是不同的。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分
析当下的文学，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当代文学。
我认为当代文学是行走在消逝中的文学。就像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美丽的梦想、单纯的快乐似乎在一步步离我们远去，但思想却越来越成熟。行走在消逝中，当代文学既失去了现代文学的优点，有
其不足的一面，但也有其进步的地方。
从客观方面实事求是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是远远不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八位文学大师，分别为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和谢冰心。这八位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葩。而中国当代文学至今还未出现一位像这八位一样的
大师。
二、在现代文学的八位大师中，有三位大师拥有足够的实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因
为阴差阳错而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这三位大师就是鲁迅、老舍和沈从文。其中，鲁迅未得是因其谦虚。他说：
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老舍因逝世而与之擦肩而过。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
是因其解放后就放弃不再进行创作。
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国当代文学，说当代文学是一团糟、一无是处。中国当代文学也有其成功之处
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
一、中国当代文学弘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
如茹志娟的《百合花》中塑造一位为了战争而牺牲的小通讯员。梁斌的《红旗谱》绘制了中国共产党旗帜下的农民英敢于反抗的雄谱等。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国家，英雄和理想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英雄和
理想的民族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二、在众多的红经典和不多的样板戏中，塑造了大量的革命英雄；这无疑对广大读者和广大观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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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如红经典中，丁玲的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1946年华北农村的斗争，翔实细致地表现了社会各阶级在时代风暴面前错综复杂的关系。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描写的江、许云
峰等英烈坚贞不屈的事迹代代流传。《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代表着一个“小资”的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靠近的过程中从软弱到坚定的必然经历，杨沫用革命、爱情、理想谱写了这首飞扬的青春赞歌。吴强的小说《红日》描写了一段战斗史。《保卫延安》中，杜鹏程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以周大勇连长的英雄事迹为核心，描绘了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曲波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四十年代的东北剿匪斗争写成了《林海雪原》，描写了深入匪巢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
虎山》、《平原作战》、《海港》、《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这八大样板戏中，恢字组词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
塑造了阿庆嫂、李玉和等一个个人民英雄，它所暗示的英雄主义的主题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三、在相当大部分的红经典的八大样板戏中，我们清楚地发现这些作品都实现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
准的完美统一。
这些红经典作品都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叙事的意义旨归,强调通过对革命历史的讲述达到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的目的。建国后十七年"红经典"的创作者大多是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创作主体的身份特征、心理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与这批红经典作品的审美形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作者严格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以丰富的细节和细腻的画面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第二，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既有同类相比较、不同类反衬的横向对照，又始终贯穿着同一人物前、后期变
化的纵向对比。第三，作者独具匠心地安排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青春之歌》结构严谨而完整，线索曲折繁复但清晰可辨，涉及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繁多，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但始终以林道静等知识青年的成长过程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语言简洁流畅，笔调情
真意切，极富艺术魅力。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则在于写实与虚拟相结合、打破主演体制，调动各种力量为剧情和塑造人物服务、音乐创新和念白的个性化、通俗化、生活化。如《红灯记》通过革命行动树立英雄形象，三代人在狱中相会一节，是以强烈的阶级感情来刻划人物的。戏剧本内容好，演出形式好。从演员的表演上看，都有浓厚
的生活气息，而又经过艺术提炼。
然而，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具有一定的成就，却也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失。
一、太过于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尤其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错误路线猖獗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就
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二、建国后，历次文艺斗争文艺运动整倒了一批批有才华文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如吴晗因《海瑞罢官》酿成了悲剧，从“反右”先锋到“文化大革命”悲壮的祭旗者，他是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典型和缩影。老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挂黑牌示众，最后愤怒至极，纵身投入湖中，告手机黑名单
别了那个血腥和罪恶的人世。
三、样板戏的形式单一，虽打破了古典的程式化，但也陷入了革命的程式化，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单
一异化。样板戏中塑造的英雄人物个个毫无缺点，树立起“高大全”的人物形象。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既有成就，又有很大的错误缺失。而且。二者互相联系。正确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成败得失，就要发扬其好的方面，改正其错误和缺失，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地评价判断。
苍茫的丛林间，玛雅文化湮没了；丝绸古道上，高昌古国消逝了。人类总在消逝中进步。当代文学也
在消逝中进步着，期待有朝一日能绽放华光。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
□xx
如何评判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这注定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古往今来，见仁见智是文学研究的常态，何况谈论的是未经历史沉淀的当代文学。同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只有少数文学研究专家潜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60年的文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综合、权衡，继而审慎地提出评判的结论；异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曾经从各个渠道——文学读物、电视、电影、互联网——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大众的观感汇成了某种强大的舆论。至少在目前，文学研究与大众舆论之间时常构成了紧张，甚至制造出争论的气氛。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概念吗？大众对于专家繁琐哲学啧有烦言，他们宁可信赖自己的阅读快感。当然，制造争论气氛的还有一些爆炸性的观点，例如挥挥手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
如今的不少专家已经不惮于发表如此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观点，耸人听闻有助于向大众传媒邀宠。从流行歌手的竞赛、谁是当今的国学大师到金庸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大众传媒热衷于导演各种文化对决，种种夸张乃至极端的惊人之语尤为奏效。相当一段时间，这种浮夸的趣味广泛扩散：
粗率、单向的论证、赌气式的夸大其辞，辩证思维以及多种因素的复杂权衡遭到了抛弃，火星四溅的激进风格掩盖了思想的贫乏。这种情况之下谈论中国当代文学，各持己见是一种必然。
当然，激烈的争辩之中，许多人心安理得地屈从“本质主义”的前提。无论给中国当代文学打了30分还是80分，双方都认定这些评判表明的是“客观价值”。“客观价值”仿佛事先隐匿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没有人公布衡量“30分”或者“80分”的坐标是什么，反思这种坐标的合理程度。或许人们无形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客观价值”是一个固定的存在，不可能遭受衡量坐标的干扰。所以，解释各种评判的差异，人们宁可追溯一些相对次要的原因。例如，这种叹息似乎更多地为“文人相轻”而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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