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苏·奈保尔的创作理念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2019年第02期类文本的相关隐喻表达，可以从侧面宣扬我国的茶文化，使外国受众更多元、更广泛、更全面地感受我国茶文化之魅力。2.3有益于中外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
政经类文本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文本内容，对其中的隐喻进行翻译可以使文本内容在整体上更易被目的语受众理解和认知。在政经领域，合作双方可能因为通晓文本资料而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也可能因为文本的艰涩难懂而放弃相互合作的机会。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政治经济这个领域之中。由于各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差异性，双方或多方进行交流时也很难真正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双方透过隐喻表达理解对方的思维认知特点将会给接下来的交流带来更多的可能。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讲，针对“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中茶文化政经类文本的隐喻展开翻译将增加中外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交流。
3“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中茶文化政经类文本的隐喻翻译3.1翻译现状
就一些“一带一路”研究报告来看，其中出现的茶文化政经类文本在被翻译成英文时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事实上与译者的业务功底不过硬、政经类文本的翻译难度不无关系。具体来看，“一带一路”
研究报告中茶文化政经类文本的隐喻翻译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其一，语法和词汇上的漏洞。一些译者在翻译隐喻表达时出现过这种低级错误，很显然这样未经审核发布出来的译文必定会给受众一种不够专业的印象。其二，语法词汇没问题，但汉译英不到位。比如“三茶六礼”并非字面上的“茶”和“礼”这么简单，事实上古时候有些地方定亲需要敬茶行礼，因而“三茶六礼”被用来隐喻“明媒正娶”。如果译者只是将其翻译成“three cups of tea and six kinds of manners ”，那外国受众就很难透过译文体会其中隐含的“明媒正娶”之含义。3.2翻译策略
由于隐喻理解起来存在一定难度，因而译者在处理隐喻翻译时可以
从两种方法出发展开翻译。其一，译者在翻译相关文本中的隐喻词汇时，
可以选择保留原有的隐喻，直接采用直译的方式将源语信息翻译出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上：直译出来的文本并不影响受众对原文的理解，且同时能够带给他们相似的阅读效果。其二，译者在翻译时可以以括号的形式对隐喻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补充，帮助读者更好地认知我国的茶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茶”被作为送礼文化的一部分，其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同时也成为了身份地位之象征。在一些政经类文本中，茶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将其中蕴藏的文化常识补充出来。其三，在针对茶名、茶产地等进行翻译时，译者可以采用“音译”的方式将其翻译出来。举例来讲，“恩施玉露”是一种产于湖北省恩施市的绿茶，而“玉露”一词在古代
诗词作品中尤为常见，比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炎威渐退，玉露生凉”等，其中玉露被分别用来指代美酒和秋露。而此处，“恩施玉露”其茶名虽然隐含了美妙的隐喻，但为了便于茶叶产品的推广，译者可以将其“玉露茶”译为“Yulu Te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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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世纪英语国家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及其译介研究”（编号：18WWE585）
2.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英语国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创作理念嬗变研究”（编号：YB2018017）
作者简介：胡大芳（1977-），女，黑龙江佳木斯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收稿日期：2018年11月14日。
奈保尔的作品主要是对后殖民时代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描述，他的
作品富有很明显的时代特，作者结合自身经历和现实社会，从题材、主题、元素等方面对后殖民地地区的人情世故进行描写，凭着自己的优秀文笔和自身的经历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让那个时代的种种情形再现在我们的眼前。1奈保尔作品的特
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占据比重较大的是后代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这类作品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反映现实，这一要求与传统现实
主义相悖[1]。2001年，
奈保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使其也卷入了这场思潮的斗争中，他在作品中极力追求真实性，并且尽可
能地使用叙事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作品的相互映衬中达到共鸣，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能够用多重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1.作品的真实性。奈保尔曾经多次表明他创作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实性，这是他的创作原则。曾经有人问奈保尔：“什么是你写作中的关键？”，奈保尔的回答永远是一致的：“写作目标要高，重在叙述事实和真相。”这样的回答是他心中坚持的唯一答案，奈保尔的亲身经历是他进行创作的重要素材，他认为虚构的写作内容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意
维·苏·奈保尔的创作理念及其作品
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独白是什么意思胡大芳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
摘要：声名显赫的维·苏·奈保尔拥有很多著名的作品，他的著作主要是对后殖民时期人民生活现状进行描写，作品中充斥
着后殖民话语，是对后殖民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再现。本文对维·苏·奈保尔的创作理念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剖析，对他的作品理念进行深度解读。
关键词：奈保尔；文学作品；中国；译介
历史·文化奥运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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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02期
学术专业人文
茶趣
义，也正是如此，相对于那些虚构的作品而言，奈保尔更欣赏莫泊桑的作品，认为莫泊桑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他的所有作品中的家族背景都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更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可以看出奈保尔是一个十分憎恶虚假的人，所以，他的作品也都是以真实的背景进行创作的，其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到原型[2]。例如，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几乎就是奈保尔的“自传”，文中人物的经历与奈保尔十分相似，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这部小说就是以他父亲的生活经历作为原型来创作的，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将他父亲的经历写了进去。奈保尔对于自己的故乡的看法主要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最开始，奈保尔的作品主要以家乡为创作的背景，这都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并且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写作手法，这部作品是对奈保尔自己整个家族的传记。他的另一部作品《米格尔街》是对自己家乡的市民阶层的真实描述，是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
2.多重叙述性。奈保尔所受到的教育是十分特殊的，这就导致了其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十分独特的，与大众思想不同，他以不同的角度感受这个世界的“真实性”。20世纪的西方文学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却忽视了作品的真实性。究其原因，主要是作家们受到一战的影响，精神上形成隐形创伤。对于这样的情况，奈保尔并没有保持沉默，他说：“我们对
于小说概念的理解早已经过时了，文学形式要不断地变化”[3]
。他认为小说的形式应该进行变革，要跟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墨守成规，被传统的思想禁锢，要积极主动地去探索世界，作品要反映世界的真实变化。
3.传记与史诗结合。奈保尔擅长将不同的文体整合在一起，并且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这是他的创作特，也是追求现实的最终体现。传统的史诗一般以叙事为主，富有神话彩，是对早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的描述。奈保尔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综合了史诗进行叙述[4]。例如《罗摩衍那》
就是奈保尔模仿荷马史诗进行创作的作品，但是，在作品内涵的表达上，却与罗马史诗所表达的内涵完全不同。奈保尔的作品刻画的人物是平凡的小人物，与罗马史诗中表现的丰功伟绩不同，奈保尔的作品中都是一些繁琐的小事，人们为了生活而苟且、挣扎，这样强烈的反差感却达到了奈保尔一贯的写作目的———反讽。
4.叙事角度的交错性。叙事作者们在进行创作时，比较关注的是叙事的角度问题，奈保尔在创作时也是如此，所以叙事的视角问题是奈保尔进行创作时最关注的部分。例如在他的作品《米格尔街》中，奈保尔运用了“孩子”和“成人”和他自己三个角度，对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的记忆进
行描写[5]
。这和传统的小说形式相近，但是在叙事视角上来说与传统小说还是有差别的，给人以“真实感”的体会。
5.人物语言的多声部化。巴赫金基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进行
研究得出了多声部小说的概念，具体是指小说的主人公要有独特的人格，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并不是说必须要遵循统一的意识，每个人要有独特的个性。奈保尔也正是因为注重作品的真实性，才在作品中扮演了一个“叙述者”的角，对事情进行阐述。所以，奈保尔的作品中的叙事者、
经历者角相互交错，作者与作品的人物分别进行对话，这几种不同角度的人物进行交流，相互映衬，其中富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这是一种别具风格的创作手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明的各个形态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奈保尔的作品也同时受到了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强调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并用多种叙述角度来进行叙述，并让作品尽可能的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使其创作理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6]。2维·苏·奈保尔的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卡希尔认为，人是文化得到产物，那么奈保尔就是多种文化的结合体，他的体内流淌的是印度、英国、西印度岛三个地区的血脉。奈保尔六岁时，体内的印度文化血脉被割断，此时的英国文化对于奈保尔来说确是可见不可得，在这三种文化中，只有印度岛文化影响力奈保尔的一生，为奈保尔的童年乃至一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身上无法抹去的烙印。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在国内的译介中，对《模仿人》、《游击队员》、《世间之路》等作品的涉及不多，这主要是受到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从政治来看，这些作品对第三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通常的理解。例如，《模仿人》中描写的是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人民受到政治的影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世间之路》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是对第三世界中一些英雄人物的描写，但是，在奈保尔的作品中，这些人物不再是神圣的，而是脱去了光环，变得自私、投机，奈保尔在这些作品中就是想表达出对殖民地革命的反对观念和批判，是没有意义的，殖民地革命的实质就是暴力运动的恶性循环，增加这
个世界的行为[7]。
《游击队员》是对革命的否定，其中还夹杂着各种宗教性因素。奈保尔的这些作品没有被译介，应该与这些作品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奈保尔的一些早期作品不成熟，水平较其他作品相比较低。
奈保尔译介作品具有排斥性和选择性，因此，国内的作家接收情况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原则有双面性的影响，一方面，奈保尔的作品在国内的传播政治阻力减小，同时也导致了国内读者对奈保尔作品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性，国内外对奈保尔的认知形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读者的视角中，奈保尔的形象是一个严厉的批判主义家，因此，对其具有严重的两极化看法。而在我国读者的眼中，奈保尔的批评思想并不是那么受关注，读者关注的是奈保尔的作家形象。我国作家毕飞宇在提及奈保尔时，对奈保尔的政治立场并没有提及，相反，他强调的是奈保尔的写作风格和创作特，他说：“奈保尔写小说的速度简直是一绝”。我国媒体在对奈保尔进行报道时，更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不同于文学家和风流才子的形象，国内学术界认为奈保尔时以为文化流散者。邓丽君认为，奈保尔是“流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奈保尔文化流散者形象的形成，与文学界普遍存在的文化体验密切相关，随着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学界逐渐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学的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影响，五四时期形成的观念逐渐瓦解，新的价值体系正处于形成的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迷茫，精神世界不到归属感，而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奈保尔作为
高速什么时候开始免费一个文化流散者的形象使国内知识分子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人们试图在奈保尔身上寻求应对的策略。奈保尔文化流散者形象的形成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奈保尔的经历符合文学界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关注。近年来，边疆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冲突引发了学者的激烈讨论，学者纷纷撰写文章对此事发表言论，同时这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撰写了各种论著，如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这些作品被译介到国内，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热议。奈保尔作为一名跨民族的文化流散者，身上凝聚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重大命题，人们对奈保尔的文化流散进行探究，实际上也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对国内外大事的一种独特介入方式。3结语
谢振天曾说，“当一部作品披另一种文化外衣，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产生。”中国的特定文化使得奈保尔的作品，在译介的过程中发生变形，在中国，奈保尔的形象富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化面貌，对奈保尔作品的译介还在进行中，中国的文化环境、文学界的观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也就是说，奈保尔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还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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