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雷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
当傅雷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
扶植我在⼈⽣中的战⽃意志的是贝多芬，
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影响的是贝多芬，
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
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
——傅雷
傅雷与罗曼·罗兰
傅雷先⽣是我国著名的外国⽂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以法国⽂学为主，在此中，⼜以⼤作家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中⼼。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过程中，他还与这位⼤作家有过书信往来，为中西⽂化交流留下⼀段有益的佳话。——
1、；
2、
第⼀部分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是从他阅读并受其作品《贝多芬》影响开始的。傅雷四岁丧⽗，其母为抚养他成⼈，督教甚严。在其后来的⾃述中，他有“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之句。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激烈。1927年⾃费赴法游学，很快就与西⽅浪漫派⽂学⼼律应和，阅读了卢梭、夏多勃⾥昂、拉马丁等作家的⼤量作品，并深受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影响，⽤他⾃⼰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利时、意⼤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
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本⼩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之⼒，⾃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活中之⼤事。”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并⾮⼀本⼀般意义上的传记。⽽是⼀部与前辈⾳乐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凡精神史。⽤作家在该书序⾔中所说：“……然后我⼜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因河畔，在那些潮湿⽽灰⾊的四⽉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
由他⽤强有⼒的⼿搀扶起来……在他的祝福之下，我重⼜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励，和⼈⽣重新缔了约，⼀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册⼦。”
由此可见，这本⼩书的产⽣，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哭”了。
此时，傅雷便发愿要将《贝多芬》⼀书译出。从他个⼈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中的战⽃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
慰……”由此他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我年青的⼀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第⼆部分
1931年，傅雷便开始偿还这笔所负精神“债务”——翻译《贝多芬传》。译出之后，出版却遇见了⿇烦。因为在此之前，该书已有过北新书局版杨晦译本、艺术界杂志刊徐蔚南译本等数个版本。⽽且傅雷在翻译界还是个未闻的新⼈，他的拘谨的译笔也显得颇不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接受。傅雷当时⼗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最初试译，所译⼜是⾃⼰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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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的译笔也显得颇不成熟，出版界当然不愿接受。傅雷当时⼗分失望，因为这毕竟是他的最初试译，所译⼜是⾃⼰所珍爱。但是，这次出版的失败对年轻的译者也许并⾮坏事。在近⼗年后傅雷重译该书时，甚⾄有些感谢这件事了，因为他得以“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笔勾销”。
这个初译本完成后，傅雷⼀⿎作⽓，⼜译出了罗曼·罗兰合称为三⼤“名⼈传”的另两部——《弥盖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这三位伟⼤天才，在罗曼·罗兰⼼中，是“英雄”⼈物。⽽这英雄，并⾮以思想或强⼒称雄，只不过是“⼈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的品格。罗曼·罗兰写出他们，是想在当时的境况中，号召“英雄”们汲取前辈“英雄”的勇⼒，结成⼀⽀共同奋⽃的队伍。傅雷翻译出他们，更因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持，⽐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勇主义。”（《贝多芬传》1942年译者序）
三部“名⼈传”译出，傅雷对著作内容及⽂采领会当然更为深⼊，对作者——罗曼·罗兰，当然更为仰慕。1934年3⽉3⽇，傅雷怀着对精神导师的⽆⽐尊崇，向罗曼·罗兰致奉⼀函：
“⼤师座右：
尊作‘名⼈传’三册，现已译竣，祈允予付梓出版……
先⽣关于三⼤天才之著作，已哺育万千青年，谅各现⾏语⾔早有译本，中译已落后⼿。个中原因，容弟⼦追述⼀⼆，俾先⽣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从事哉。”
接下，傅雷对当初读到《贝多芬传》时的情形进⾏了描述，认为“此实余性灵⽣活中之⼤事。”“鉴于此番经历，愚曾发愿欲译此三传，期对陷于苦闷中之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国亦为数不少⽿。”
傅雷对中国⼈的精神历程进⾏了⼀番追述，认为古时不藉宗教，遵循孔⼦之说，⽽能“安于平静、勤俭，欢愉之⽣活，知⾜常乐。受⽼⼦之影响，贤⼈智⼠⼤率洒脱⾼蹈，超尘出世。”这在傅雷看去，是“黄⾦时代”。
可这“黄⾦时代”已成往昔，这不能不使⾝在其中的傅雷担忧。“欧风东渐，时事遂多变化。今⽇之民⿏，既不能效法举奉孔⽼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更完善、更纯洁之⾯⽬。顾精神失衡由是失却，⾮溺于激情⽽懵懵懂懂，即陷于⿇痹⽽⽆所作为。”
在这样的时候，贝多芬、弥盖朗琪罗等“天才英雄”的不可摇撼的坚强意志和⾮凡勇⽓，当然对“我辈”有“莫⼤启发。”这当然也是傅雷翻译这⼏部“英雄传”的重要理由。
谈及托尔斯泰，傅雷根据⾃⼰所感所闻做了较多地发挥：“若托尔斯泰，其不抵抗主义⼜宜于我辈深长思之。”托尔斯泰曾与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有过书翰往来，这封信，在傅雷看来，也表达了“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软卧车厢
第⼀次世界⼤战后不久，西⽅世界许多⼈⼠都对西⽅⽂化进⾏了深长思考，认为它的弊端在这场⼤战中表露⽆遗。由此，远距离，未深⼊地体察领会，也使当时⼀些西⽅⼈⼠对东⽅⽂化产⽣了特别的关注和向往。这些，傅雷也以为是中国⼈逆来顺受不抵抗主义造成的结果之⼀。
1931年5⽉，傅雷在罗马结识了⼀位早年曾任驻东京武官的意⼤利将军。他将这位将军的⼀番⾔论告诉了罗曼·罗兰，以表达⾃⼰所领会其所著《托尔斯泰传》的主旨。这位将军与当时许多西⽅⼈⼠的观念相似，认为：现代西⽅⽂明已⾛⼊崎岖危途，长此下去⼀定会发⽣变化。中国在此时向西⽅⽂明学习，根本没有必要。
这位意⼤利将军对傅雷谈及⾃⼰1908年的远东之⾏，认为中国⼈是最勤劳、淡泊，最平和的民族，⽽且⾝体耐⼒也⽐其他民族要强，加上饮⾷有节，消费少⽽出产多；在他的眼⾥，中国⼈性格上还有⼀个特点，就是被⼈欺负，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也“从不抵抗”，可最后仍能获得胜利。这些特点，使“中国⼈不能，也不必有组织，‘⽆组织’更胜于‘有组织’”。甚⾄中国⽆需发展⼯业，步近代⽂明的后尘。这样⼀来，体魄和道德⽅⾯可以保持本⾊，⾃然可以摆脱困厄。因为不抵抗的效果，更胜过诉诸暴⼒。
傅雷将这⼀番话再向罗曼·罗兰转述，是认为《托尔斯泰传》⼀书，表述的思想与这番⾔论相类似（这⼀点后来罗曼·罗兰予以了指正）。在这封信的最后，傅雷希望罗曼·罗兰能够回函，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刊登在⾃⼰的译著前⾯。这⼀点，后来也得到满⾜。
第三部分
当时罗曼·罗兰正在瑞⼠沃德州的奥尔迦别墅居住，收到傅雷的信后，他在当年六⽉卅⽇作了回复。除去对名⼈三传翻译表⽰⾼兴外，对“英雄”⼆字还作了进⼀步解说：
三⽉三⽇赐书，收到甚迟。⾜下移译拙著《贝多芬》、《弥盖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
1000句最污的情话撩男朋友夫吾⼈所处之时代乃⼀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成为伟⼤，未⾜也；必当为公众服务⽽成为伟⼤。最伟⼤之领袖必为⼀民族乃⾄全⼈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地，皆是也。
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在此时，已将以强⼒称威从⾃⼰“英雄”概念中排开，⽽把“为公众服务”，“全⼈类忠仆”的孙中⼭，列宁，⽢地等奉为“英雄”，这就使此概念包含有崇⾼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道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罗曼·罗兰，思想与先前写“名⼈传”时增加了实践⼈道观念的社会内容。
对于傅雷信中对“不抵抗主义”的表述，罗曼·罗兰作了⼀番指正。他⾸先认为，这个问题“所设太⼴太繁，⾮短简可尽”，但他在对印度著名的⽢地的不抵抗主义⾏为进⾏论述后，明晰地说：“余将⾸先声明，
余实不喜此‘⽆抵抗’之名，以其暗⽰屈服之观念，决不能表⽩英雄的与剧烈的⾏动性，如⽢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适合之名辞，当为‘⾮武⼒的拒绝’。”
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最早成书于1913年。此时第⼀次世界⼤战尚未爆发，西⽅世界有关⽂明的认识问题，尚未进⾏深度反思。在⼆⼗多年后，罗曼·罗兰显然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得：“盖吾⼈对于国家或党派实⾏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抵抗之敌⼈时或有内疚。”
基于此，罗曼·罗兰意识到，不抵抗主义这样的事，“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有中途背叛之⽇。”可以说基本否定了这种思想和做法。虽然他在信末以理想主义的信念说：不论其是否使⽤武⼒，⼈类必将向统⼀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的原信，傅雷将其影印制版，置于1935年3⽉出版的中译本《托尔斯泰传》卷⾸。傅雷还将此信翻译出来，附加了⼀个《论⽆抵抗主义》的标题，作为代序刊在这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前⾯。
接到罗曼·罗兰信不久，傅雷有⼀朋友准备赴欧洲，因当时向国外寄信颇不⽅便，傅雷匆匆赶写⼀函，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这就是傅雷寄给罗曼·罗兰的第⼆封信：
⼤师座右：
六⽉三⼗⽇赐书奉悉，不胜感激。尊作“名⼈三传”，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该馆系我国最⼤之出版社，惜乎书待明年⽅能印就。鄙⼈已将⼤札译成中⽂，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冠于《托尔斯泰传》卷⾸；特此再致谢意。
在这封信中，傅雷提到⾃⼰还想翻译罗曼·罗兰《昔⽇⾳乐家》和《今⽇⾳乐家》两部著作，因为“真正之中国⾳乐尚不存在，或说已不存在，故尤应介绍欧洲⾳乐，以⾳乐家之⼈格更重于⾳乐也。”查傅雷译作，并没有这两部著作，可知后来⼤约没有译出。
在思想上，傅雷也同意罗曼·罗兰认为在混乱之时，“洁⾝⾃好之⼠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之看法，表⽰⾃⼰“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
这封信写于1934年8⽉20⽇，由赴欧洲的友⼈携带，在9⽉21⽇由法国马赛港寄发。在这封信中，傅雷附了⾃⼰⼀帧照⽚。照⽚背后，有“谨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九三四年⼋⽉”字样；罗曼·罗兰在边上注明：“傅怒安，‘三名⼈传’之中译者。”
第四部分
环保瓷砖傅雷译出的“名⼈三传”，是分别出版的。其中《贝多芬传》虽译出较早，但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后，他便先搁置了下来。《托尔斯泰传》1935年3⽉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序⾔以作者罗曼·罗兰致译者
书替代；《弥盖朗琪罗传》1935年8⽉排印。傅雷本⼈极看重的《贝多芬传》，⼗多年后⼜重新译过，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前后⼗数年，译者是花费了极多⼼⾎的。
当然，如读者所知，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并不仅仅翻译了“三名⼈传”，使这位法国⼤师荣获诺贝尔⽂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先后有数⼈翻译过，但傅雷翻译，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后来由⼈民⽂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仍是在中国最具影响⼒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卷，是1937年出版的，这时距“名⼈三传”初译初版，不过⼀两年，由此可见，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傅雷当时下了极⼤功夫，⽤去了他刚从欧洲返回不久的⼤量时间和充沛的精⼒。这是⾄今应当感激的。
傅雷与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交往情形，⼈们最初所知，只是罗曼·罗兰给傅雷写过信。因为这在当时就由傅雷译出，置放在《托尔斯泰传》译本前⾯。⽽傅雷致罗曼·罗兰的信，半个世纪来并不为⼈知。
1982年，已经⼋⼗⼋岁⾼龄的罗曼·罗兰夫⼈，将⼀批丈夫与中国⼈通信的资料寄给中国翻译家、学者⼽宝权先⽣。在这些资料中，寻出了傅雷的第⼆封信函。这封信经社会科学院外⽂所法国⽂学学者罗新璋先⽣译出，最初引述发表在⼽宝权先⽣的⽂章中。后来，傅雷的第⼀封信也被寻出，仍由罗新璋先⽣译出。这两封信的译笔，罗先⽣追摹当时傅雷翻译罗曼·罗兰信的韵调，凝炼⽽古奥，两相对照，颇有意趣。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是中西⽂化交流中颇有意义的事。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泛影响，
译者傅雷功不可没。⽽他们间的交往，也反映出中西⽂化交流中必然地呼唤及应合，困惑或认知。这在异质⽂化交流中必然会碰到，记述出来，或许会对我们今天不同⽂化背景间的交流有所助益，这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每晚⼀张⾳乐CD】往期傅聪：1、焦元溥对话傅聪⼁你能想象肖邦承受的痛苦吗⼁早期肖邦是李后主⼁后期的意境变成李商隐了；2、1955年肖邦⽐赛傅聪视频⼁傅聪谈钢琴演奏⼁莫扎特钢琴作品都是不同性格的歌剧，都有戏剧⼈物⼁国际⽐赛有不少“⿊幕”⼁要多弹室内乐；3、傅聪还能更拼吗？⼁您是否留意过他的半指⼿套？⼁琴⾳不再了，傅聪也不在了……4、《皇帝》开启傅聪成名之旅⼁《命运》敲响傅聪归国⼤门⼁纪念贝多芬；5、傅雷译⼁傅聪⽼师杰维埃基⼁关于表达肖邦作品的⼀些感想⼁“在肖邦作品中，没有⼀个⼩节没有⾳乐，没有⼀个⼩句只求效果或卖弄技巧。”6、傅聪家史珍贵视频⼁肖邦的苦是对⽣命永恒发出悲鸣和感概⼁真正伟⼤作品⽐伟⼤演奏家更伟⼤；7、“虎爸”傅雷如何与傅聪⼀起成长⼁“我是你的舵⼯，责任最⼤”⼁很难到这样的⽗亲了⼁“爸爸打得我真痛，但播的种⼦在我⼼中扎得真深”8、梅纽因百年诞⾠⼁傅聪岳⽗的中国情缘⼁傅雷的信⼁弟⼦胡坤⼁吕思清⼁⾳乐有⽣命，要⽤⼼演奏，不只⽤⼿！9、⾳乐书评⼁傅聪说：“斯特恩是⾳乐界⼀霸！”10、【西⽅⾳乐评论】往期傅聪主题：；2、从李传韵的肚痛坚持演出视频想到肋⾻断了的傅聪⼁“只要你对⼩提琴充满爱，⽤真情呵护它，琴得到了充分的情感滋润，它必然会给你回报！”3、傅聪的莫扎特⼁K459⼁K595⼁K482⼁莫扎特和希腊悲剧⼀样没有怜悯、世事⽆常⼁年轻时弹莫扎特发现⼀些东西，年⽼时也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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