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 ||
第一节 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丰富多采的珍贵内涵。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祖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记载着中国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有关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正确地对其进行剖析、反思，对于正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对于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都是极其重要的。 对待传统文化的三种观点 1）“民族虚无”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传统民族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贬斥得一无是处。他们明确地主张“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反传统，要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 2）“儒学复兴”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的一面，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中国的儒学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 3）“中西合壁”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是把二者的优点集中起来，但对两种文化优劣扬弃的具体分析却不尽相同。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入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积极地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精神，不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思想，其主旨都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二、伦理中心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伦理道德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任之本与？”孔子是把全社会的优良管理建立在儿女对父母的孝、兄弟之间的悌的基础上。这是很合乎逻辑的管理理论。 这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传统，有其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消极性，也有能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的积极作用。 三、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之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何必曰利。”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这种观念易与僵化的经济体制相结合，形成只重生产，轻视销售，否定物质激励、唯意志论的错误思想。 四、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独具特的思想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呼！”可见，儒家把中庸之道看作是最高的道德。 中庸之道在历史观、变革观上是消极有害的，但在体观、社会观上却有积极的一面。 五、重视名节 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思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珍视荣誉、讲求廉耻、高度自尊。在危难的关头，就表现为崇高的气节。在企业激励中，重视荣誉，追求自尊，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要求。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有效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管理的水平。 六、家庭观念 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传统相反，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家庭观念。在企业里，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往往籍助于家庭的观念的中介，以“爱厂如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国企业文化中，又一个独具特的优势文化。 七、任人为贤 “知人善任”历来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的必备才能。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十分丰富，成为我国管理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在青岛海尔公司，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该企业管理干部的平均年龄才26岁，这是海尔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 八、辨证思维 朴素的辨证思维方式，在《老子》、《易传》、《我国孙子兵法》等典籍中有集中的表现。《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策略以及三十六计的具体谋略，已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法宝。 第三节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产生萌芽阶段 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东周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时期。根据现存的历史资料，诸如《周易》、《尚书》、《诗经》等书里，我们还只能整理出我国有成文史以来流传与阶级社会初期的一些基本管理概念和管理原则。 二、繁荣的形成阶段 这个阶段相当于春秋战国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时间，这是我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代，百家争鸣促使各学派阐述各自不同的治国、治家、修身、养性的主张，如儒墨道法、兵浓名杂，还有纵横家、阴阳家等。 三、制度化和定型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上从秦汉至唐朝这段时间。所以，汉朝和唐朝是这个阶段里两个统一的主要王朝，它们为国家管理的制度化和定型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过南北朝到唐朝，中国的封建社会到达了盛世，国家体制及各种管理制度趋于定型。 四、略有进步、停步不前阶段 该阶段大体上是宋元两朝的400年间。北宋赵匡胤重建统一王朝后，致力于取消藩镇留州制度，收夺兵权，集军、政、财、税大权于皇帝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所以从统治者的管理思想来看进展并不显著。 五、传统管理思想的衰落阶段 古力娜扎丑闻这个阶段大体上是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时间。尽管这两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鼎盛时期，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封建经济机体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从统治者的管理思想来看，并无在重大的创见面世。 第四节 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派别 一、无为学派 代表人物：李耳 庄周 人性论：无私 无欲 管理主张：清净无为 无权威 管理目标：小国寡民 返朴归真 管理形式：无知型，无识无知，无欲无为，达到无不为 二、仁政学派 代表人物：孔丘 孟柯 旬况 人性论：人性善 人性恶 管理主张：1）任人在高位；2）尊贤、举能、仁政、礼治 管理目标：和谐 富民 德教 管理形式：修身型，个人修身养性，达到全社会高道德水平 三、兼爱学派 代表人物：墨翟 人性论：所染 所恶 管理主张：1）兼相爱，交相利；2）节用，非攻，非乐 管理形式：集权型，选天下之贤为天子，是天子所是，非天子所非 四、法治学派 代表人物：商鞅 韩非 人性论：人性恶 管理主张：1）树君主权威，实行专制；2）农战为功利的唯一标准。 管理目标：专利 富国 刑教 管理形式：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厉害之心立法，以法令、制度服人。 五、综合学派 大学学生会自我介绍 代表人物：管子 人性论：好逸恶劳 管理主张：1）以天地为心；2）治国以法，治人以德 管理目标：集权分权结合型，人君兼而一之，人臣分而职之。 |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综合 | ||
我们的祖先在管理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综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对现代的管理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顺道：道乃规律，就是说管理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违背规律必遭惩罚；“顺道”的思想还强调：顺道首先要“辨道”，即要去认识事物规律，只有认识规律才能更好地“顺道” 2、重人：认识到人的重要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才者昌，重视人心向背和人才归离。所以管理者强调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也有许多“为得民心，为民谋利”的管理者。 3、求和：和为贵、和为先，天时、地利、人和。和则兴邦，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 4、法治：充分运用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弥补人治的随意性。 5、守信：守信是中国人历来的光荣传统，信为立业之本，立人之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政策多变，从来都是管理的大忌。 6、预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主线任务夺回秋雅是什么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古代名著对此更有淋漓尽致的描述。 （综合报导） | ||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要点 | ||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三级寒潮预警是第几级，“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卒困，强进则锐士挫”判决离婚!女子5年第5次离婚案宣判。（《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中华民族有气节的人物”。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 （综合报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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