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诗歌翻译中过分归化的现象
[摘 要]诗歌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一直是翻译理论界讨论的问题。纵观中国的诗歌翻译史会发现,诗歌翻译大致以归化为主,而且归化好像往往容易被人接受。但是通过一些译例我们会发现过度的归化存在很大的弊病。诗歌翻译应该遵循归化与异化的适度原则。
 
[关键词]诗歌翻译;异化;归化;莎剧译例
 
一、引言
20 世纪初叶开始,中国翻译界开始了将西洋诗歌引入中国的尝试,近百年来经过了三次诗歌翻译高潮。五四运动前后,诗歌翻译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算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建国之后,从50 70 年代,更系统更理智的诗歌翻译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大部头的外国诗歌作品译成了汉语。
这可以说是诗歌翻译的第二个高潮。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 20 余年,诗歌翻译却迎来了它最活跃兴旺的时代,应该是诗歌翻译的第三个高潮。纵观近百年的
诗歌翻译研究,我们会发现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而且我们会发现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理论史中的主流理论大多是围绕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浑为一体。所谓的“形式”,一般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修辞手段等,翻译中应尽可能将这些形式体现出来,借助“形似”更加充分地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取得“形神皆似”的效果。[1]
长期以来,在国内,有许多人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传译。在本文中,笔者准备就诗歌翻译中过分归化的现象,归化着重强调一下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的问题。
 
二、归化与异化
1813 ,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
近作者;异化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两种途径彼此截然不同,因而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可将二者混淆使用。①
施氏只是对两种途径(或称方法)做了描述, 并未对之冠以什么名称。从形式上看,这两种方法颇像我们常说的直译法和意译法。不过,1995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 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如果我们可以笼统地把直译算作异化,把意译算作归化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翻译史跟其他国家的翻译史一样,整个也是一部异化与归化此起彼伏、竞相辉映的历史。
异化与归化是否一定水火不相容? 一个译者翻译一个作品时,是否只能选择一种方法,一用到底,而不可两种方法兼用呢? 异化与归化,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键还是要讲辨证法。译者在具体运用中,就必须讲究分寸,而不可走极端。过分的异化或归化,都会给译文带来损害。过分的异化,就是不顾读者的需要,不顾目标语的语言习惯,一味追求跟原文的形式对应,结果导致了译文晦涩难懂。严格说来,这种译法不能算是异化翻译,而只能称作流于表象的“伪异化”翻译。过分的归化,就是不顾原文的语言形式,不顾原语的民族文化特征,一味追求译文的
通顺和优美,甚至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目标语文体彩的表达手段,读起来颇像原作者在用目标语写作一样。这样的译文,虽然往往会博得一般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能产生“文化误导”的负作用,其危害在一定意义上要超过过于异化的译文。[2]
下面就以莎译为例来探讨
一下过度归化所带来的弊端:
 
归化和入籍的区别三、语言形式上的过度归化所带来的弊端———误导读者
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译法,认为这是“翻译的歧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刘文用实例分析了归化在我国的几种表现:(1)滥用四字格成语,(2)滥用古雅词语,(3)滥用抽象法,(4)滥用“替代法”,(5)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3]以下就以莎译为例,从四字格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方面探讨一下过度归化带来的弊端。
1、滥用四字格成语
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一种形式,运用得当, 可以使译文言简意赅,且琅琅可读; 但是由于四字格往往带有汉语的文化彩, 而且书面语彩浓重, 所以用得太多, 可能带来一些译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果。莎士比亚翻译中,常见译者喜欢运用汉语古典文学语言,其中四字格即为一种。但是许多译者完全未谙四字格的审美表达效果,率尔堕于一偏嗜:将四字格运用于人物口语之中。
然而细揆四字格虽有它特定的表达效果,但它毕竟不是一般口语。[4]假定一个人物,尤其是西方戏剧中的人物口中,尽是带有浓厚民族文化彩的四字格,必然使读者陷入疑似之间———所读是译作、著作,还是西方人与中国人原本就差不多。例如:
1 Hol.
Novi hominem tanquam te: his humor is lofty, his discourse preemptory, his tongue file, his eye ambitious, his gait majestical and his general behavior vain, ridiculous, and thrasonical. He is too picked, too spruce, too affected, too odd, as it were, too peregrinate, as I may call it.
(Loves Labours Lost, Act , Scene I)
塾师“吾岂有不知哉!———吾之知彼,犹如知汝也。”此人秉性高傲,语气专横,油嘴滑舌,
目空一切,昂首阔步,举止行为,虚浮不实,荒谬可笑,惯说大话;何况又太挑剔,自命风雅,装腔作势,太古怪了,也可说是太南腔北调了。③
莎士比亚笔下人物众多,但其语言,无一不切合人物。不同人物,能使用不同口角,即所谓人物的性格化语言,因此才使人物形象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逼真可信,写的神情酷肖,须眉毕现。而此例译文,连用“套语”累达 12 个,其中包括四字成语、四字词组、俗语、熟语。 如此多的陈言套语,如同书抄,满纸浮艳,又谈何表现人物个性和保存“洋味”呢?倒让人觉得像是一个中国人在罗列成语,排比铺陈,显示其丰富底蕴。此种过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着实扭曲了原文的语言形象,误导读者。
2、译文中的汉语方言
方言成分在原文中起着标志人物身份并渲染故事背景的文体功能。但是在译文中, 我们很难说这个功能能够得到忠实的传达。因为方言由于其强烈的文化内涵, 其地域性特点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是不可译的。如果非要对译文进行归化, 以一种汉语方言译一种英语方言, 将不仅传达不出原文的地域背景, 而且会给译文读者形成误导。尽管用通用语也译不出原文的地域特点, 但是这样至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而且也能为广大读者理解。对于莎译而言,莎译者常因囿于一方,自取适便,以其出生地的方言熟语夹杂于译文之中,更有甚者,为了
刻意求俗,不惜多用方言,以造自然,结果反失自然不说,却扭曲了原文的语言形象,误导读者。以下笔者从我国著名莎译家孙大雨(祖籍浙江,出生于上海)与著名莎译家方平(也生于上海)的莎译作品中,摘取几个运用方言的例子来赏析并做一下比较。
2
Regan.
Such unconstant starts are we like to
三步上篮Have from him as this of Kents banishment.
(King Lear, Act I, Scene I)
方译:
瑞干 他一光火,就把坎特赶了出去;说不定哪天他发作起来,咱们也得领教他呢?
孙译:
雷耿 就说赶掉锵德那一类的任性乱来,我们也得受领些吧。

3
Portia
Untothe traject, to the common ferry
Which trades to Venic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搭上直航威尼斯的公共渡船。
④孙译:就乘上前往威尼斯的公共渡船。⑥例 4
Shy.
Well, thou shall see, thy eyes shall be thy judge,
The difference of old Shylock and Bassano:-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ct , Scene)
方译:
夏洛克 也好,你瞧吧 - 用你自个儿的眼珠去分一分档;老头儿夏洛克跟巴珊尼有什么不一样

孙译:
夏洛克 好吧,你可以看到,你眼睛能判定,老夏洛克跟萨尼奥的区别

5
I have within my mind
A thousand raw tricks of these bragging Jacks, Which I will practic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ct , Scene)
方译:
波希霞 这类吹牛淘气的把戏,我肚子里多的是,我搬出来就是,太便当了。⑦
运费模板怎么设置孙译:宝希霞 我记着这些吹牛子弟们上千个不更是的伎俩,我要拿出来搬演。⑥(孙大雨译:《威尼斯商人》,第 72 页。视觉动物歌词)
6
Paulina That she is living,
Were it but told you, should be hooted at Like an old tale;
方译:
鲍丽娜 说她并没有死我这样跟您说,会被您嗤之以鼻,像听到了山海经。⑧孙译:宝理娜 说她是活着的,只要告诉您就会被嘲骂,像个老故事一般。⑨从以上引用的五个例子中可
看出,方平与孙大雨,虽均出生于上海,但前者偏喜欢运用上海或南方方言,而后者则稍差一些。现在对五例译文中所用的上海或南方方言与共同语做一比较:方译 孙译
2 光火(上海方言) 任性(共同语)
3 搭上(上海方言) 乘上(共同语)

4 分一分档(上海方言) 区别(共同语)
5 便当(上海方言) 不更事(共同语)
6 山海经(上海方言) 老故事(共同语)
齐晋在莎译界,方、孙两译,早已是名家,可以说是译述如林。对于莎译中运用各自方言,评者鲜以我国古代所谓“雅言与方言”绳之,视“雅言”为正响,方言为“讹韵”,更不标举“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为“方言”之失,而要求莎译者在莎译语言运用上应严格遵守零度形势,但无可否认,应以共同语为标准,以公认的标准语为佳[4]。否则,会让人觉得剧中人好像是上海人,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似的。这是一种“文化错位”的表现。
从以上译例比较中可看出,运用汉语地方方言来翻译英文看似是为了译文的通顺,而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是误导了读者。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太熟悉上海方言的读者来说, 译文中的
这些土白词肯定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影响了读者对作品的欣赏, 因而译者殚精竭虑译出的译文也很有可能被读者弃于一边。所以还是运用共同语译得通俗一些好,这样至少能为广大读者理解。
 
四、结语
有人说,翻译是“选择的艺术”。的确,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到一个“融汇点”。这个“融汇点”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一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一些,但无论更接近哪一方,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又不能距离作者太远。换而言之,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不导致“文化错乱”。[2]所以在诗歌翻译实践中,我们要牢记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适度原则,不可异化过度,更不可归化过度,防止扭曲原文的语言形象,不仅带不来“洋味”,反而误导读者。
 
注释:
Andre Lefevere ed.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R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p.149.
Andre Lefever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Rout2 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20.
③方平(译)《.爱的徒劳》《.新莎士比亚全集》(第 1 卷), 532 .
④方平().李尔王》《.新莎士比亚全集》(第 5 卷)第 40 ,( 2 ) 244 .
⑤孙大雨().李尔王》《.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187 .
⑥孙大雨().威尼斯商人》 71 页;第 33 , 72 .
⑦方平().威尼斯商人》《.新莎士比亚全集》(第 2 卷)第 193 , 245 .
⑧方平().冬天的故事》《.新莎士比亚全集》(第 11 卷)第 505 .
⑨孙大雨().冬日故事》. 164 .
 
参考文献:
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3.
2]孙致礼.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山东外语教学,2001.(1):3435.
3]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269- 282.
4]奚永吉.莎士比亚比较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62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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