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女性自己说话--读《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品位•经典文艺评论
他山之石的下一句
让女性自己说话
-读《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O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赚q币【摘要】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将研究的视角投向普通的农村妇女，追问集体化历史对妇女的深刻影响，其研究下的妇女展示出与宏观叙事中迥然不同的形象，通过妇女自己的讲述，使我们领略到她们的精神世界。其以口述为主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农村妇女；集体化历史；口述；精神世界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分校历史系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妇女史专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以下简称《记忆的性别》）一书将关注的视角投向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妇女，通过对陕西农村72个农村妇女的口述研究，其采访的妇女涵盖了多种身份类型，既有像接生员这样的普通妇女，也
有基层妇女干部和全国劳动模范，再现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这本书是在他《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与韩起澜合著）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之后研究中国近代妇女历史的又一力作，是海外妇女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学术界对其好评如潮。贺萧从开始接触农村妇女进行口述到本书中文版出版历时十余年，可谓十年磨一剑。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内容是介绍全书框架，其余主体篇章设置有九章，分别为“家里没人、寡妇（或领导的美德）、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全方位地展现出集体化历史中的妇女形象。本书最大的特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展示有关国家政策推行和妇女解放、家庭变革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让女性自己说话，让她们去评价自己和她们经历的时代。圣诞节2022年是几月几日
一、昨日重现：集体化下的妇女生活和
她们的精神世界
（一）初澜：集体化前夜下的妇女
本书的第二章是介绍关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妇女历史。“家里没人”的章节标题抓人眼球，为什么家里会没人？妇女的记忆中死亡、、分离、躲藏、逃荒……一个连着一个的片段向我们展示着家里为什么没人。另外“家里没人”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妇女的记忆中男性的缺席，或是征兵，或是劳动，“家里
没人”更多的时候是说家里男人不在家，这表现出女性对男性作为当家人的认同。“牺惶”与“封建”的字眼是她们常用来形容自己苦难历史的代名词。妇女对自身苦难的回忆的讲述总是那么纤悉无遗，山秀珍对于干旱造成的死亡的回忆令人震惊。在妇女关于自身过往的记忆中，全是被压迫、
［作者简介】程，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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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凌与被奴役的历史。当她们诉说曾经的苦难遭遇时，那声泪俱下的悲怆画面足以使旁观者潸然泪下，当新中国成立人民迎来当家做主的时期，“解放”“翻身”成为妇女们津津乐道的词语。翻身农奴把歌唱成为她们的真实感受。诉苦成为她们在解放年代控诉旧社会的重要武器。在中，在批判恶霸地主的诉苦会中，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关于苦难的回忆中，“革命营造了带有政治强制的文化氛围”问°，绵延“苦感”的生产必须寄身于一个“事件”的记忆才有可能①。因而诉苦这一行为通过来自国家的推广，不仅在解放时期被妇女借用，也在集体化落幕的时期被用来表达不满。
（二）大潮：妇女在集体化下的生活
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九章介绍集体化之中的历史，这一时期在本书中作者着墨最多。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村中开展妇女扫盲运动、传染病的防治时，妇女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但是当国家试图在1
950年推广《婚姻法》时，乡村传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来反抗国家政策，当国家试图推广新法接生时同样看到农村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但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妇女被动员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融入集体生活因而得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当妇女完全投身于集体化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家庭、集体、国家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白天她们需要进行集体化劳作，晚上回家则又要忙于家务，这时又再现了“家里没人”的场景。生活就是这样慢慢消逝，她们的奋斗让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铁的事实o当妇女被干部们鼓励参加旨在识字的冬学时，繁忙的政治学习和日常生活还是会打断她们的进程，最终使学习成为难以实现的目标。虽然集体化的生活的回忆依旧饱含着忙碌与艰辛，但是她们依旧以自己曾经作为一个模范而满足与自豪。
在这里，关于集体化的生活回忆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②，是她们对体认同的重要载体。农村妇女有关集体化的生活并不总是一幅温情脉脉的画面。她们是被解放者，是被改造者，也是被动员者o每一个体都竭力促成对自身体有利的社会政策，都竭力挫败对自身体不利的社会政策引22。当集体化造成的劳动负担过重时她们也会表现出不满，也会以一种弱者的姿态逃避劳动，“抱怨干部的特权、谎称生病而不工作、瞒着粮食不上交国家'期3，这也同样成为她们的选择。国家宣称妇女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取得解放，但从妇女自己的口中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妇女的真实情感被混合在国家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中，因此作者更为关注对具体实践而非官方话语的分析。
（三）落幕：集体化对妇女的影响
本书的第十章介绍集体化落幕之后对妇女的影响。晚清已降，妇女是被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体之一。直到集体化的时代落幕，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时代，集体化成长下的农村妇女是如何来看待她们的历史以及如何看待成长于新社会环境下的儿女的？面对婆媳不和和子女的不孝，她们往往无能为力。如果说这些出生于旧社会的妇女仍然具有一些“传统性”思维，那么“现代性”则在她们的后代中显露无遗，传统与现代的更替对这些深受集体化生活影响的妇女来说显然具有极大的冲击性，在解放时期的诉苦行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又被妇女重新拿来使用，她们通过回忆自己的苦来教育后代，其中最常见的是诉饥荒的苦来启发年轻人珍惜粮食。但现实往往与她们的价值观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妇女表现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集体化并不是一段骤起旋灭的历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集体化的生活所培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依旧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农村妇女，集体化塑造了服从权威、禁欲主义和朴素的生活作风，正是集体化的经历和被塑造的价值观使她们渐渐与新的时代产生脱节。如她们与子女和年轻人对有关恋爱与婚姻的价值观理解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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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另外，当家庭、婚姻、集体等都被重新塑造新的定义，贞妇、节妇的理念却是她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观念，她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的变革在认识上有一定的隔阂，但贺萧也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些方面集体化时代中的妇女也是非常拥护新政策的，如计划生育政策，这项以节育为主的政策令她们如沐春风，消除了无休止地生孩子的痛苦对她们又何尝不是另一次解放O总的来说，面对新的时代
她们的心境更多的是意兴阑珊。
二、光荣与现实：“他者”对“她们”的叙述
长期以来受“冲击——回应”研究范式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观的理论框架中，这种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此地区的问题。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管辖区域中的核心省份，“这些村庄在1949年前几十年没有受到中共延安总部活动的影响，关中和陕南地区妇女劳动的变化直到50年代才发生”期。，因而此地区显然没有受到西方冲击的影响，这使得研究本地区必须从本地区自身出发，去揭示这段历史。对本地区的妇女来说其受到的最大冲击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统一于全国的各种运动，例如《婚姻法》、人民公社化、等，但是中国各地区现实存在的差异告诉我们，实践与理论是存在差距的。官方的话语体系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因而作为“他者”的贺萧教授，置身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中，通过口述的形式，以“局中人”的身份去感知普通农村妇女如何理解她们自身的历史，让女性自己说话。我们应看到她们是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体，她们是不应被遗忘的体。但同时她们也是宏大叙事模式下被忽略的双重边缘化的体。在集体化的年代在妇女多大程度上重塑了自身？我们通过“她们”的视角可以得知国家如何影响个人，以及个人如何适应国家。
宏观的叙述下妇女作为被解放与被翻身的对象，融入普遍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妇女本身，倾听她们的声音，其真情流露中往往能够看到革命与社会运动下的妇女的情感冲突与价
值选择，换言之是历史的细节的再现。她们的回忆总是从家庭或者集体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妇女对自身的不重视。当妇女回忆在“”时期的艰辛时，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看孩子所带来的困难去回忆”[3]359，而“”时期经常被她们称之为“吃食堂的时候”。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其空前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每一个女人的个体经验中。在这种关系中，女性角多半仍是被动的；尽管她们也在时代的裹挟中与时俱进，却仍然不能成为自己生命和命运的真正主人⑷2。妇女角的重新塑造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妇女解放的叙述也不如宣传的那样彻底。传统的看法认为妇女只是忙碌在家庭这个小空间内的人，一个遵循着男耕女织模式的体，而国家则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将妇女改造成为新的劳动者，由此她们得以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贺萧发现，“如果不是妇女纺织，许多家庭就无法交税，陕西妇女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胁了在有关1950年《婚姻法》的贯彻中，传统思想展示了它是多么根深蒂固于中国的乡村中。当一个寡妇想要担任领导之职，她面临的最大压力不是来自上级领导，而是底层农民，因为“传统”决定她必须具有贞妇的美德才能被当地人接受。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被忽视或遮蔽，并且真相正在渐行渐远。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通过妇女的回忆来看待妇女如何理解革命对她们的影响，国家政策在农村的推行与农村所做出的反应，来回答“底层人民能否说话”这一命题。
三、他山之石：贺萧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历史学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其根基必定是建立在翔实可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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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健康宝弹窗基础上。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中不仅采用大量鲜活的口述史料，也合理地利用了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贺萧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见解融汇不同类型的史料，文风朴实，毫无佶屈聲牙之感，能够达到珠联璧合的效果。阅读此书犹如将一幅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缓缓打开，既有波澜壮阔，亦有酸甜苦辣。通过此书可知要想完成一本有分量的学术作品，不仅要有博古通今的智慧，也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毫无疑问，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底层人民创造出灿烂的历史，但由于长久以来过于偏重从上层视角进行研究底层人民，对于那些在史书典籍和历史档案中寥寥可数的底层人物缺少关注，基于此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甚至建构出错误的历史。当历史研究的对象转向普通的民众，若依旧用研究精英人物的方法去生搬硬套，则未免会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
口述材料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其他史料的不足，以本书为例，作者提供了大量详细的有关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的新信息，将我们带入被主流视野所忽视的农村妇女的生活中。如果说教科书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这棵参天大树的主干，那么口述研究则使我们清晰可见大树上的每一片叶子的纹理。桑兵指出，“资料的主次轻重，从类型判断只能相对而言，关键是看反映事实的程度和怎样反映事实o，，[5]13＜记忆的性别》通过口述的方法已经告诉我们妇女能够自己说话，她们能够去理解和感知自身与其所处的时代。
另一方面，口述可以作为佐证的史料，但完全使用口述作为史料建构一段历史也并不可取。一些学者如美国学者保罗•康那顿(Paul Connerton)就声称，"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6]9-*°，其观点颇有见地。另外口述也不是绝对完美的研究方法，口述研究也有一定的受制因素，对访问的个体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从自身所属的社会体出发讲述地方史”邓。°这启示我们需秉持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邮化运用多种类型的史料加以证明，最大限度地求真。正如贺萧所言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W。当然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于深处，窥测人心又似蜀道之难，当贺萧以“他者”的身份深入乡村，语言的障碍、地理环境的制约、民风民俗等都会对其研究形成障碍，其自己亦承认“我明显外国人的特征，以及高小贤作为一个为政府支持的’众’组织工作的城市女性的身份，都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访谈”⑶刃。另一方面，作者的访谈的对象局限于四个村庄之中，调查文本数量的缺失可能产生有偏差的结论，因而具有缺失全国性视野的风险。我们当然不能对此吹毛求疵。口述是研究近代中国史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国内以口述史料为主研究当代妇女的学术成果虽有一定研究，但尚不够丰富。贺萧的此书也启示着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于那个年代的人逐渐凋零，这正说明了进行口述的重要性。中国幅员辽阔，民情繁杂，尚有相当多的地区等待我们去探索，这也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与使命。
【注释】
①方慧荣•“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
载入杨念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1页。
②“文化记忆”的概念由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
曼提出。他将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类型，交往记忆是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其典型范例是代际回忆，是随承载者产生并消失；文化记忆关注的则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过去通常被凝结成了可供回忆的象征物。参见[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
(下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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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茜/湖湘文化对外宣传材料的文本类型分析
四、结语
湖湘文化是中国特文化多样性结构中的一个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彩的优秀文化，各种精神文化及物
质文化的综合让湖湘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一带一部”背景下湖湘文化的外宣工作已成为文化对外输出的工作重点，本文从湖湘文化外宣材料的文本类型出发，对湖湘影视文化翻译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希冀可以提升湖湘影视文化外宣的效益，让湖湘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展现出更高的文化魅力，推进湖湘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核心素养的湖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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