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女性
作 者：郭松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清代著名文学家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中说：“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注：《方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230页。）。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自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它所宣传的那套夫为妻纲的道德说教，也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便有“火爆狼夫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种种奇谈怪论。为了配合这种论调，由皇帝带头，旌表节妇贞女。各级政府和地方乡绅也层层配合，紧相呼应，并愈演愈烈；到了清代，“贞节”二字便成了规范妇女“人伦之大，风化之美”的最高准则了。（注：魏象枢：《寒松堂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
    清朝政府旌表节妇的活动，从顺治初年即已开始。元年（公元1644）七月，顺天府督学御史曹溶向摄政王多尔衮上谕，要求按明朝旧制褒扬节孝，“恤其子孙，旌其门风，以励风节”（注：《清世祖实录》卷6，第2～3页。）。据《明会典》载：凡民间寡妇三十岁前夫亡守节，五十以后不改节者，属旌表之列。（注：万历《明会典》卷79。）按明旧制，就是照
着《明会典》的标准进行表彰。在得到清廷认可后，曹溶于次年十一月申报了直隶境内年轻守节的李端氏等10名节妇名单。（注：《清世祖实录》卷21，第21～22页。）接着其他官员也陆续有所呈报。为了表示对旌表活动的重视，清廷从顺治四年（公元1647）起，每到节庆日发布“恩诏”，都加入了要地方有司注意咨访节妇的内容（注：《清世祖实录》卷33，第12页；卷41，第15页；卷53，第15页；卷108，第13页。）；又规定：受旌者除政府给银建坊外，还可赈给米粮。（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3，第10～11页。）后来又一度规定民人之妇自二十岁守节至四十岁，亦可准予旌表。（注：《清世祖实录》卷137，第21页。）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起到十八年（公元1661）的10年里，共旌表节妇403人，烈妇175人，两者相加，年平均57.8人（节妇年平均40.3人）（注：顺治九年以前，各省虽不断上报节妇、烈妇，但都只说“章下有司”，结果如何，未见下文。自顺治九年起，才有正式批复，下旨“给银建坊”，所以，我们也从这一年开始，计算旌表节妇的人数，以下有关节妇的统计数字，均摘自各朝实录，不再一一列注。）康熙一朝共61年，旌表节妇总数4822人，年平均79人。其中的烈妇、烈女，因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五月下诏，以人命重大，轻生从死事属反常，对夫（聘夫）死妇人随之自殉，实行“
永永严禁”（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第16页。），故停止年终汇集题拟，但至二十七年止，上报烈妇也有239人。
    雍正帝胤ｚｈｎē＠①继位后，对表彰贞节更不遗余力。他先是下诏责备直省大吏对此往往视为具文，并未广咨远访，致山村僻壤，贫寒耕织之人“轻为沮抑”（注：《清世宗实录》卷4，第13～14页。）。接着他又批准了礼部遵旨议奏的，若“节妇年逾四十身故者，守节已历十五载以上，亦应予旌”的定例（注：《清世宗实录》卷12，第9页。）。这比先前确定的条文，在尺度上又放松了一步，从而使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节妇受旌人数达到9995人，年平均769人，约相当康熙年间平均旌表数的9倍多。乾隆时，受旌节妇的人数仍继续增长。在头十几年里，年旌表人数少则千余，多的达两千几百人，截至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累计总数32521人，年平均2323人。有的像江苏省，岁上报至二百余人，以至节孝祠中几无可容致祭之位。由于人数增加太快，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上疏提议：各省题旌时应加区别：一类是“果系节而兼孝，或能教子成立，或贫无依倚，艰苦自守，或毁形自矢，百折不回，奇节卓著，非寻常可比者，请旨特为建坊，入祠致祭”；另一类只“循分守节以老者，准其汇题入祀，不另建坊”（注：《清史列传》卷22，《觉罗雅尔哈善》。）。经礼部等有关部门的讨论、奉旨批准，同意了雅尔哈善的疏
请。从此，除少数事迹突出者外，多数采取于祠内统一建碑陆续刻名，同时载入本州县志书的办法加以旌表，至于建坊和设位奉祀，就免去了。（注：《清高宗实录》卷344，第11～12页。）尽管如此，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公元1750乾隆是雍正的第几个儿子～1795）的46年间，由朝廷旌表的仍有33679人，年平均732人。嘉庆一代（公元1796～1820），较之乾隆时旌表人数又有所增加，在统共25年里，批准了29179人，年平均1167人。
    道光四年（公元1824），因安徽省全椒县民妇王杨氏守节13年身故，按照成例尚缺两年，无法请旌。礼部援引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题准的“旌表已故贞女不拘年限”的定制，请求稍加变通。于是，凡已故节妇只要待满十年，非其节之有亏者，均可取得旌表资格。（注：《清宣宗实录》卷75，第26页；《道光礼部则例》卷48，第11页。）到了同治十年（公元1871）又定：“嗣后孀妇守节至六年以上身故者，一体旌表”（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4，第24页。）。由于旌表的标准不断放松，每年请旌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道光朝的三十年间（公元1821～1850），由朝廷批准建坊表彰的节妇多达93668人，年平均3122人。咸丰朝不包括《实录》所载采访贞节妇女23629人，以及七、八、九3年另载贞孝节烈妇女4804人，总数亦有77025人，年平均7002人。及至同治元年至十二年（公元1862～1873）的12年间，朝廷旌表节妇更增加至190040人，年平均15837人，其中最高
的同治十年（公元1871），竟有25347人。
    尽管清朝政府不遗余力地旌表节妇，但仍有很多人被拒之于外，特别自乾隆十五年实行两级旌表制度以后，矛盾就更突出了。钱泳《履园丛话》载：“国家有旌表之例，觉罗雅公巡抚江苏，奏准不许滥冒，遂使陋巷穷嫠向隅饮泣。”嘉道时著名学者姚鼐亦言：“乾隆十五年礼部从江苏巡抚奏，以天下为节妇者众，不可尽予旌表，乃别定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于人们所难能，不幸不及格，有终不予旌表者矣。”（注：姚鼐：《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9～60页。）据道光十年（公元1827）江苏有关当局报告，自道光元年起，几年内，仅武进、阳湖两县，一次就采访得应补旌表的贞孝节烈妇女3018口（注：《道光礼部则例》卷46，第1页。）。张符骧在《范家浅缪节妇待旌记》中，历举了他亲戚和周围所见的四个例子，说明有的节妇虽然守节已合年限，于例久宜旌表，但或“以家贫故，壅于上闻”；或“以年远故，反逸之”；也有因“子贱无力赴告于有司”，以至无法享受旌表之荣。（注：《依归草》卷3。）另一个叫赛＠②的也说：节妇请旌，“在富饶者犹易托于有力之口，而贫＠③者往往泯灭而勿彰”（注：《碑传集》卷152，《马节妇传》。）可见漏旌者远不在少数。至于因守节不够年限，或基于各种缘故与旌表不得沾边者，当然就更多了。
    旌表节妇，只不过是让寡妇为丈夫、为男子守贞从一所采取手段的一个方面，其他像不断的舆论灌输，以及还有许多烦不胜烦的劝惩措施，目的都是为了给妇女造成强大的压力。早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世祖福临在给一本专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内则衍义》序言中提出，要把“守贞殉节”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倡导。各级地方官员对此亦不遗余力，嘉庆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叶佩荪，推行保甲制度，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向耐贫守节者周以布粟，表其门闾，使“乡里争以为荣，愚民咸知劝善”（注：徐栋：《保甲书》卷2，《饬行保甲》。）。又如龚景瀚建议于各乡设乡铎一员，每逢初一、十五，会同乡官，传集百姓讲解“圣谕”，并要听讲民众公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素行为善者书之善册”，进行表扬（注：《保甲书》卷3，《请设立乡官乡铎议。》）。各地的“乡约”、“乡规”，也往往都要写进有关表彰节妇、烈女的条规（注：《保甲书》卷3，《请设立乡官乡铎议。》）。一些宗族组织亦不例外，如江西《临川孔氏家谱·家规》中有“贞节孝义，千古垂芳，族长应加意访问，有年少孀居，不轻出闺门，举动礼法自闲，而能孝敬公姑，教子成人者，公举旌奖。”（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册，第50页。）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70）江苏宝应刘姓入谱条例中记载：“女子适人而守节者并载”；“无论妻妾守节，俱载，其题旌节孝，并为立传”（注：乾隆《宝应刘氏家谱》，《谱例》。）。
浙江山阴徐氏家庭规定，嫠妇例旌而无力上请者，由族人“代为请旌悬额马说原文”（注：光绪《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2，《义庄条规》。）有的家庭还特别规定优恤措施，苏州范氏立章：“寡妇守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三十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者，已合国家旌表之列，优加五斗”；“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本族聘他姓女未成婚而亡，能归本族夫家守节者，给加。”（注：乾隆（苏州）《范氏家乘》卷15。）江苏苏州席氏孀妇赤贫为夫守节，“虽在壮年，亦准给米，如有幼稚子女，照口发给，子壮其子停给，孀妇不停。”趣味运动会比赛项目（注：光绪《唐氏世谱载记》卷12，《义庄条规》。）昆山王氏青年守寡，“除给食米外，每月加增火费七折，制钱四钱，以资纺织”（注：光绪（昆山）《琅琊王氏谱略》卷10，《义庄条规》。），等等。从乾隆时候起，在江南一带还陆续出现了由政府倡导、地方乡绅牵头经理的“清节堂”、“饮过风咽过沙是什么歌恤嫠会”、“保节局”等组织，这在开始主要出于救助贫困孀妇的需要，后来鉴于各地“争醮”、“逼醮”褪黑素或越吃越失眠、“抢醮”之风日盛一日，于是又注入了有关捍卫寡妇贞节的内容。（注：参见梁其姿：《清中后期慈善组织的“儒生化”——以清节堂为例》，《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正面表彰的同时，统治者们也没有忘记贬低或丑诋再嫁妇女及所谓不贞者。根据《清
律》，“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注：《大清律例刑案汇纂集成》卷4，《户律婚姻》。）根据这一原则，儿子做官，推恩封赠父母，也“不得及再醮之母”。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凡娶再醮之妇而又无子者，止当以妾论”（注：曹续祖：《再醮不得为继妻论》，《清朝经世文编》卷65。）。无独有偶、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义例志》中，就写着奚姓娶妻，若“再醮来者”，谱中就“书侧室某氏”，再嫁者竟然连当妻子的名分都给剥夺了。而光绪《苕溪吴氏家谱》干脆规定：“娶孀妇不书”。在如此风气影响下，因寡妇再嫁，竟影响到父母、兄弟、子侄间的关系。有一个读书人死了妻子，继娶某孀妇，婚后有感于两人身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同是人间不幸人”。他儿子读了后，大表不满，把“幸”改成“义”字，成了“同是天下不义人”，用以谴责不能守贞的继母，同时也埋怨父亲不该续偶不讲对象（注：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有的妇女虽然后来表现良好，守节殉夫，但因“前节有亏”，是已醮妇，便再“不得请旌”。江苏阳湖县令某处理此案后，写了一首诗：“分钗劈凤已联年，就义何妨晚概愆。鸠以换巢难择木，鹤经别调任更弦。也同豫让传千古，莫恨苏章有二天。究胜世间长乐老，几回生敬又生怜。”
（注：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5页。）诗中对此妇表示了既同情，
又格于“义例”不得不作此处理的感叹之情。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和竭尽鼓噪之能事，在民间，青年失偶，“或不能守，其姊妹多耻之”（注：光绪《吴川县记》，卷2。）。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彼再嫁者，必加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毋令进宅，至穴墙乞路，跌足蒙头，儿鼓掌掷瓦石随之”（注：康熙《休宁县志》，卷1。）的可怕场面。正是处于如此强大的政治舆论笼罩下，在清代，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沦为“从一不二”信条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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