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资治通鉴命运之比较
工程管理就业前景和就业方向《史记》和《资治通鉴》命运之比较
《史记》是司马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首创纪传体，本书以人物传记为主，又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裁的长处，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又有表、书相配伍。此后，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正史编撰的规范。本书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鲁迅赞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取材丰富而脉络清晰，语言简洁而叙事生动，宋神宗就称赞它“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世史学影响很大。
或问：与《史记》相比，《资治通鉴》有何特点?
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问题。
最基本来说，虽然都是记录了长时段的历史，《史记》是纪传体史书，他以人为中心来写作；而《资治通鉴》恢复了《左传》的编年体体裁，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同时也采用追叙或复叙的笔法
减少史事的分散型。并且在叙述之外，兼及评论、分析。尤其是其在比较采用史料时，采用了“考异”的方法，这是非常科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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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史书的优点是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体会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缺点则是难以跨越时间的分割，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后来又有了通鉴记事体这样新的史书体裁。
《资治通鉴》和《史记》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史记》是以人为中心叙事的，所以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个鲜活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体会当时人们的音容笑貌，社会氛围。而且《史记》的视角是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比如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而司马光自己说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修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既然是总结政治经验，所以其选材偏重上层社会及政治军事大事。后来梁启超说中国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一本家谱，也就是指传统正史的撰写，脱离了《史记》的方向。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
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
大唐芙蓉园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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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比美。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命运迥异。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
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
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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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资治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其中
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唐纪〉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为〈汉纪〉（60卷）。哪些手游好玩不花钱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
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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