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_史记_之美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8年　第4期
悲壮———《史记》之美
魏良Ξ3
摘　要：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的著
作。他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悲壮。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也不
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悲壮，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是对信念的以死实践，是对命运
的积极抗争。只有悲壮才能体验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有悲壮才能表达人类精神世界之聚酯纤维是啥面料
美，也只有悲壮才能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净化灵魂，追求崇高，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推动社会
前进。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从哲学的高度追求历史之美的著作，所以鲁迅称之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键词：悲壮　历史之美　史记　司马迁
历史本身有没有美?史学要不要审美追求?今天，连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研究中都高揭审美追求的时代，恐怕不会有人反对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追求审美。然而，古今中外真正领悟到历史内在之美、并在研究中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又有能力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这种美的史学家，却并不多见。
一
史记 刺客列传杨振宁教授1997年8月21日应邀在北京大学作讲演，题为《美和物理学》(刊于《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17日,10月15日)。他说:“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形成他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会形成自己的风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物理工作者都能领悟物理学原理结构的美和妙，更不是所有的物理工作者都能把握这种美和妙并表述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而且更需要很高的审美才能———颖悟、灵感———诗人的气质。只有这样的人“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才能写出“造物者的诗篇”。
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说过:“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科学发展史证明，那些在当时还被认为是“真”的原理，往往不久就会被原来“直感”的美所推翻。这就是科学界称之为“选美”的原则，因为
Ξ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科学的原动力是求真，自然的本征是现美，科学与选美有时可谓难分难解。求科学之真和探自然之美往往融为一体，这就要求‘探求者’有一双慧眼和一颗灵心。”[1]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苏联美学家鲍列夫说：我们在认识事物中的审美特质时，要抓住事物最广泛的社会实践意义和事物对于人类的价值。因此，审美的本质是“超自然的”，并具有社会历史和社会化的性质，这种性质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材料获得外在表现的。在其与人的实践关系中，在其作为物种的人的价值中，物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从审美上得到体现。总之，审美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价值。[2]
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领悟美和审美追求这一根本事实，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史学理所应当地要真实地把这种史实反映出来。然而史学同物理学一样，并不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能领悟这种历史本身的美并在其作品中表达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的。
二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样一部有着自己的风格的著作。他从哲学的高度切实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中最本质的美，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所以《史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而且与日俱增。那么《史记》的审美追求是什么?其风格是什么?答曰：悲壮。
悲壮，绝不是悲惨，消极的忍受———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3]
也不是悲伤，自哀自怜的无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悲壮，则是对人格尊严的誓死维护———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　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
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
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
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
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
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
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史记》卷七《项羽本
纪》)
项羽自刎乌江的悲剧就此结束，而接着就是汉军的丑剧:
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
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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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阳侯。(同上引书)
噫，裂土封侯，不过如此!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风格，美丑昭然。
大将军[卫青]使长史急责[李]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
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
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
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
这是何等悲壮，千古之下读之，令人扼腕。
魏信陵公子无忌的遭遇，伍子胥的下场，乐毅的归宿，白起的自裁，更不要说屈原、贾谊的命运，它们在太史公的记述中无不流溢着悲壮之美。
在《史记》中不仅这些帝王将相、学士文人的人生展现出悲壮之美，而那些下层人民的生命更迸发出光耀万代的悲壮之美：对信念的以死实践，对命运的积极抗争———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　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
去，终已不顾。(《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
何为悲壮?这就是悲壮!荆轲“一去不复还”；此前，其友田光“欲自杀以激荆卿……遂自刎而死”。高渐离,“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　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同上引书)
[聂]政姊荣闻人有刺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于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
三国文学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
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
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
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
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
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同上引书)
姊弟节烈，郭沫若为之感动，写成剧本《棠棣之花》，激励了多少热血儿男，奔赴抗日疆场。
[高帝诏]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
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
北面事之，甚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
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
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
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
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史记》卷九
四《田儋列传》)
五百壮士，集体自杀，实为惊天地泣鬼神，壮悲万古的一幕。这就是太史公展现于我们的历史之美，崇高的人类精神。
三父亲节的祝福短信
尼采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缘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反倒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分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4]
汤因比认为,“历史[5]同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长起来的。”他说:“所有的历史都同《伊里亚特》相似到这种程度，它们不能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仅仅把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表现，就是属于虚构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一般人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如果同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6]这里所说的“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世界顶尖级的历史学家，如被西方世界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中国的太史公司马迁。然而正是他们被其“模仿者”所否定。修昔底德抛弃了希罗多德的“明显的偏袒性”；而班固则指责司马迁的《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其实正是这样才突出了他们著作的悲剧或悲壮之风格。希罗多德生活于古代希腊最辉煌的时期，伯里克利的同代人，却说:“希腊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二十代中间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7]司马迁则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大一统之下推行思想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他却“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班固对他的政治鉴定
下的结论是“其是非颇谬于圣人”。[8]只有伟大的历史学家才能透过辉煌的表象，看到社会的本质；只有对史实有所偏袒，有所详略，才能突现历史的悲壮之美。
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受压制的人们与之抗争，这在人类还未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之前，往往表现为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忍辱含垢，终于完成《史记》，这是对命运更为韧性、更为积极的抗争。他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　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梦见自己头发很长《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一
三○《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这里所举的一些例证，有的不仅与史实有所出入，而且与《史记》其他篇章亦“或有抵梧”。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太史公，秉诗人之气质，悲愤填膺，情绪激荡，有如滔滔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或许挟带泥沙，然而绝非清溪涓流之可比，这也正是悲壮之美的特。
四
西汉是中华民族蓬勃发展、激越上升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奋发有为的时代，士人的普遍价值取向是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作为个人，不管他如何“伟大”，如何“卓绝”，但总是社会的人，时代的产儿；不管他如何“遗世而独立”，如何“充满反潮流精神”，但总是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或制约。所以司马迁所歌颂的并不是消极的自杀(这也根本不成悲壮之美)，而是那些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仁人志士。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9]他对无谓的牺牲是鄙视的，要在报仇雪耻，建功立业———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
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大夫孰能致此哉?(《史记》卷六六《伍
子胥列传》)
又说:
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
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
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
何以加哉!(《史记》卷一○○《季布栾布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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