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教育的特点
中国家族教育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的社会。家族是同一血缘的若干家庭的组合体，在古代的中国，家族教育是每一个人除了家庭教育之外的最直接、最基层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逾越的社会教育，它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家族教育是家天下的产物
邮政快递怎么收费在原始社会阶段，劳动技能是在原始部落中传承的，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家族，所以，在没有学校之前就产生了家族教育，它是人们进行教育的原生状态。中国人的思维重承袭，汉字由象形文字发展成方块字，社会组织也由原始部落发展到血亲家族，中国人把家的组织形式扩展成国家，建立了家天下。
在中国，国家诞生初期的结构形态是宗法分封制，当时的教育制度称“学在官府”。“学在官府”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就是在宗族内培养仕宦的本领，这个本领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得到。“庶人工商以下者”的职责是“以供其上”，[1]他们没有做官的资格，只能“各守其业”移动取消业务[2]，为贵族服务。“各守其业”之“业”就是技能，这些技能只有靠在家庭或家族中进行的言传身教来完成，所以也是一种家族教育。因此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教育来看，其源头还是家族教育。
在宗法分封制下，每个人的政治命运是生而确定的，一些下层贵族在经济势力强大后，不安于个人的政治命运。于是，就出现了诸侯混战，史称春秋战国时期。混战中的胜利者虽看到了宗法分封制的弊端，但无法脱离“家天下”的思维方式。当时的思想家仍旧围绕着“家天下”的逻辑来完善统治方略，从而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国被看成是家的扩大，将治国与治家的道理看成是一致的，认为要维系国的团结和长治久安，就必须强化家族伦理道德。纵的方面，孝敬父母与忠于皇帝是统一的，横的关系，则是将家族中兄弟之间的友爱关系推向社会之中，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理论中，修身是根本，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家族教育就成了治国的保障，家族教育因此也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教育的重要形式。所以，孟德斯鸠在研究了中国社会后说：中国的社会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3]，孟德斯鸠的结论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
二、家族力求普及蒙学，具有“义务”教育的性质
从教育的运行空间来看，家族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从教育的承办者来看，家族教育属于私学的范畴。古代的私学按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又可分为蒙学教育和专门教育，其中蒙学教育几乎全部隶属于家族教育，并向家族中所有人开放。
虽然专门教育的承办者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家族，但不管承办者为何人，专门教育对学生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是面向少数人举办的，不具有蒙学教育的开放性和普及性。
家族所办的学校有“塾学”、“族塾”、“义学”、“书馆”等称呼，俗称私塾。根据520祝福语句《礼记·学记》中“家有塾”的记载，可推断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塾学，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及其以后的“科举”时代，废除“科举”后逐步走向衰微。塾学有两级，一级是满足家族子弟读书识字需要的普及教育，以蒙学教育为主体；另一级是为了满足家族子弟应试科举的需要，即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如江西德安陈氏家族在住宅之西设立了一书屋，“训教蒙童”，“至十五岁出学”。又在东佳庄设立了一个学堂，对赋性聪明者，令其修习，以备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在他的《家规》中说：“重读书，荣耀祖宗，显扬父母，全在读书。若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由此而出；读书二字关系如此。”[4]福州云程林氏家族的《家范》中也规定，凡是本族的子孙，十五岁以下，必须读书，对他们讲说经书中的道理，使他们略知为人子、为人臣、为人弟等做人的道理，十五岁以上，必须研读经书，如果到了二十岁，还没有精通一经，学业无成，就让他“习理家事，练达世故，治农理财，专务一业”。[5]
为家族教育投资的人成为塾学的学东。校舍或用学东家的闲房，或将庙宇、祠堂当作族塾的校舍。官宦人家或村里的财主们自己聘请的塾师，自己支费用；村庄兴办的族塾，塾师费用大家分担。自北宋范仲淹置办义田以后，购置族田的风气盛行起来。族田的收入除了祭祀祖先、赈济贫困以外，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以兴办义学族塾，供族中儿童上学；二是补贴族中学子的学费；三是对应举赴考中的子弟给以资助。对于主要用于教育的族田，又称学田或义田。有的大家族学田确实比较多，据《中国族产制度考》一书的统计，明清时期，义田规模在80亩以上的家族共有33家，全部分布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尤以江苏最盛，达20家，义田最多者近6000亩。[6]
塾学里选用的蒙学教材各个朝代也不尽相同，两汉及其之前主要是识字书和《论语》、《孝经》等伦理教育书，南北朝以后逐渐增加了《千字文》等综合知识教材，北宋以后由增加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另外在塾学中还多多少少的教些应用文的写作。
三、家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教育是传承的重要手段
中国历代出现了一批批富有家学的学问家，西汉时期的济南人伏胜把《尚书》作为他的家
传，从西汉初年一直传到东汉末年，在传承过程中，代代有他的后人，他和他的后人也收徒传授，其学生也传给自己的儿孙，从而形成了伏氏、欧阳氏、曹氏、桓氏、夏侯氏、孔氏之学，这些都是家族之学。正因为其家学深厚，所以伏氏家族在两汉时期地位很高，辈辈有高官，代代受尊崇，直到东汉末年皇帝还娶伏氏女为皇后。像这样文化世家在中国比比皆是，目前各个地方为了弘杨本地的文化精神，所挖掘的文化世家及其精神，就是这些文化世家。
中秋国庆祝福语图片我们以江苏仪征县为例来看文化传承，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中，仪征形成了一个个滋生演衍的文化世家，主要有刘氏、陈氏、张氏、金氏、毕氏、柳氏、李氏、洪氏、吴氏、崔氏十家。如刘氏以经学传家，刘文淇在舅舅凌曙饱读经书，在他的培养下使其精通经史，青年时即立志从事《左传》的疏证工作，一生中有多种著述问世。其子毓崧、孙寿曾均为学者，他们继承父、祖未竟事业，继续把疏证《左传》的浩大工程推向前进。这就是学界称誉的刘氏“三世一经”。其实，这个学术之家并没有三世而已，第四代中又出了个刘师培。这位驰名遐迩的国学大师，虽然只活了三十六岁，却有著述七十四种。陈氏世称“父子传胪”，稍后于刘氏而闻名。陈嘉树、陈彝父子，先后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彝子重庆、孙含光均以诗书名世，含光子康为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有专著多部。张安保、张丙炎父子均以书画
中国格言名重一时，张氏父子因德高望重，还相继被推举主持地方志编纂，分别担任仪征县志总纂、总校。柳绍宗被称为“仪征读书种子”，他的三个儿子大纲、大雄、大绰均为中国出名的科学家，大的、纲是我国盐湖化学的奠基人。仪征吴氏兄弟四人，被誉为吴氏四杰，其中吴征鉴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征铠、吴征镒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兄弟曾联袂参加七十年代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长兄吴白匋在戏剧界颇负盛名。仪征崔氏父子名满扬剧界，崔少华为创立、发展扬剧作出重大贡献，子东升、鸿声、南笙同为扬剧名演员，东升还创作剧本多部，有“戏篓子”的美称。由仪征的文化世家看出，一个家族中几代数人几乎在同一行业中展现光彩，这就是传承，而传承的手段主要靠家族的熏陶、言传身教以及各种教育手段。
田作明先生曾主编了《中国文化世家》一书，按照文化地理的分类书写了女孩好名字11个地域的文化世家。他说：“家族、家庭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人们习称的经学世家、中医世家、梨园世家，主要强调的就是这种文化的传承：世家的家学及其渊源。”又说：“在相当意义上讲，家学是国学的基础，没有了家学，就无所谓国学可言，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学是延续长时段的完整的生命体，那么家学就是一个个生机勃勃、新陈代谢的细胞。家学的兴盛，是文化世家生生不息、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重要原因特征。
世家文化，造就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化世家。”
四、箕裘相继，家族成为技能传承和创新的重要场所
中国古代鄙视技能和技艺，将冶铁、制陶瓷、纺织、烹饪与戏剧、杂技等都视为下等人求生的技能。认为庄稼活，不用学，农作不是学问。所以这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技艺、技能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学校的教学内容。于是，这些技艺、技能的传承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完全的父子、祖孙相袭的家族传承，二是师徒相传。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环境中，人们又把师徒关系称为父子关系，师徒如父子，按照跟随老师学徒的先后顺序又在徒弟中划分了师祖、师叔、师兄、师弟等层次，所以从“泛家族”的角度来看，拜师学艺、收徒传艺也属于家族教育的范畴。
中国古代在技艺技能传承方面是提倡家族传承的，《礼记·学记篇》就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萁”。意思是说：冶炼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冶铁使之成器，便学着能够将兽皮片片连缀起来成为皮衣；做弓世家的子弟，见父兄弯角成弓，便学着把柳条编成簸箕。因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反映父子相承的成语，即“箕裘相继”，这段话也反映了中国技能传承非常讲究举一反三和创新性，同时也在传承方面出现了“
青出于蓝”这个成语。《管子·小匡》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工匠们居住在一起，相互讨论用材和制作工艺，“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学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正是这种“工之子常为工”的承继关系，造就了一大批工艺传承之家。如汉代的楼护，齐国人，《汉书·游侠传》说：“父世医也”，是一个医学世家。《魏书》第91卷记载江式的六世祖江琼，“善虫篆、训诂，子孙世传家业”。西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而其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之兄也工草书和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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