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电影文化的多元建构
浅论中国电影文化的多元建构
【论文关键词】多元化；中国电影；电影类型；类型电影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不仅需要跟踪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实施区域间横向的电影文化合作，而且需要在纵向上完成多层次的电影文化建构，达到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和类型电影的多元化，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对于一个电影制作机构或者一个导演个体来说，无论是创作“艺术电影”或者“商业电影”，似乎都无可厚非。而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艰难发展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单一的张艺谋或者冯小刚，单一的《英雄》或者《天下无贼》，无论它们取得如何辉煌的票房，都无法完成中国电影文化的整体建构，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能力，尽管它们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实施横向区域电影文化合作的同时，只有在纵向上完成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才能够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一、电影类型的多元化 
   
  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首先体现在多层次的电影创作上。所谓多层次，就是既需要作为电影文化产业主体的、以商业票房为创作主旨的类型电影，也需要以探索电影语言、追求个人表达为主导的艺术电影，还需要在艺术个性和商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当然还有在创作数量上占据相当份额的主旋律电影。事实上，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超越单一教化层面的类型化趋势。任何单一形态的电影类型，都无法建构起完备、有序的电影文化产业，久盛不衰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全盛时期的香港电影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形成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多层次建构，才能形成一个电影文化的有序结构。 
  好莱坞是类型电影发展最为完备的大众商业文化之都，但即便如此，在百年美国电影史上，仍然会间断地出现一些偏离类型电影轨道，乃至偏离商业需求的电影作品。正是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在实质上也推动着类型电影的发展。通常人们都会把欧洲当成是艺术电影的圣地。二战结束后的现代电影思潮，正是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新德国电影作为主要标志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世界各国电影都产生着影响。半个多世纪之后，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还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到了回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都以其纪实风格的追求（包括偷拍手法的运用、非职业演员的采用等）在向新现实主义的前辈们表示敬意，而它们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金狮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曾在欧美学习电影的香港年轻导演，以新的视角和技巧，差不多同时执导了一些电影语言、影像处理、叙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作品，包括了严浩的《夜车》，徐克的《蝶变》等，被香港影评界称为“新浪潮”，也即新电影。香港新电影从整体上看更加强调真实性，强调贴近现实，尤其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的现实。在制作上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新的技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电影的视听质量，但并不是像通常的欧洲新电影那样走极端。新颖的叙事技巧往往与可看性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好的商业效果。 
  同样的进程虽然滞后，却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进行着。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作为创作主体的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新电影从1984年《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横空出世，到1987年以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戛纳和柏林的不同遭际为标志性符号，其作为一个创作思潮持续了大约四五年时间，便走向分化了。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夏钢等导演的创作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偏重个人表达、电影语言
探索，转向更关注观众和市场的电影创作，如从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田壮壮的《摇滚青年》的初涉“娱乐片”，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大片”的直击全球市场。与“第五代”有所不同，同样坚持着创作个性的“第六代”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第六代”作为从“第五代”自然延伸下来的一种称谓，其更多受到关注的是一种“姿态”，而并非作品。当“姿态”一次一次清晰，作品却常常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张元的《绿茶》，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世界》等影片终于让“第六代”浮出水面的时候，并没有如张艺谋的“回归”那样取得至少是票房的成功，妥协的结果可能是巨额的票房和在文化上遭遇的指责，也有可能是既丧失曾经有的艺术个性，又无法获得票房的认同。 
  “第五代”、“第六代”的存在，不但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形态，弥补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电影的匮乏，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对电影影像丰富表现力的探索，客观上为后来商业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某种基础，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商业大片创作的中坚力量。而在这些新电影的导演们全面走向分化的时候，田壮壮的《小城之春》，顾长卫的《孔雀》等影片则以艺术的微光为中国电影金字塔型结构的顶端添加着令人振奋的元素。 
   
  二、类型电影的多元化 
   
  类型是由于题材或者技巧的不同而形成的，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或者样式制作出来的影片。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它在好莱坞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毫无疑问，作为电影文化产业的建构，是以多种门类的类型电影共同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单一的类型电影，同样是无法建构起强大的电影文化产业的。
　全盛时期的香港，可能是除好莱坞之外类型电影发展最为齐全的地区之一。香港的类型电影，除了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以李小龙、成龙为代表的功夫片，吴宇森的战/英雄片，还有喜剧片、枭雄片、黑帮片、鬼片、赌片等各种类型。在香港，一部影片的成功，往往会引发拍摄续集或者同类影片的热潮，而这种复制性正是类型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的类型电影仍然处在起步的阶段。事实上，中国第一批故事长片就有类型电影的特征，“《阎瑞生》是第一部情节长片，《海誓》是爱情片的滥觞，而《红粉骷髅》则成为侦探片的先声。”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某些类型电影的创作，比如武侠片、喜剧片、反特片等，总是因为“不合时宜”而一次次地遭致夭折。比如“武侠神怪片”这样一种类型，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有过一个兴盛时期，“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
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强，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轰动一时的《火烧红莲寺》更是三年间拍了十八集。但其拍摄风潮很快就走向没落了，之后武侠片在港台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真正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具有号召力的类型电影，基本上还是以武侠为主，从80年代初由《少林寺》带动而出现的《武当》、《少林小子》，到后来的《双旗镇刀客》，一直到21世纪初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何平的《天地英雄》，陈凯歌的《无极》，武侠这种类型电影不但是香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电影转型中最重要的类型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周星驰的《功夫》的成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内地类型电影发展中另一块屡试不爽的金字招牌则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从类型角度来说当属喜剧片的范畴。从电影导演处女作《永失我爱》的小试牛刀，到《甲方乙方》进入贺岁片创作，《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持续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冯小刚成为除张艺谋之外另一个票房保证。事实上，这些影片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事上，并非全部都有共同的特性，而其喜剧风格和明星策略，则几乎是其一以贯之的元素，除了《一声叹息》这个不多见的例外。在冯小刚的影片里，男主角是“铁打”的聪明脑袋不长毛的葛优（除了《一声叹息》），冷静中蕴藏着幽默，
显示了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女主角则是一部一换人，从《甲方乙方》中的刘蓓，到《不见不散》中的徐帆，到《没完没了》中的吴倩莲，到《大腕》中的关之琳，再到《手机》中的范冰冰、徐帆。《天下无贼》更有刘德华、刘若英、傅彪、范伟、冯远征的加盟。明星策略，毫无疑问是类型电影创作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与注重个人表达的“第五代”前期作品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启用大牌明星。这是一种艺术策略，也是一种商业策略。 
  然而，问题在于，只有张艺谋和冯小刚，只有《英雄》、《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是无法构建起完备的类型电影体系，无法构建起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更惘说在整体上与美国好莱坞抗衡。电影作为这样的一种文化艺术样式，它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始终都无法完全脱离世界电影的整体背景，即使是在相对闭关自守的那个年代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背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所变化，其姿态上也会有或主动或被动的差异。当历史进入世纪之交，已经很难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谋求本土电影的完全独立的发展。因此，跟踪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实施区域间的电影文化合作，不仅是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电影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电影内部完成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建构，则是保证这种电影文化合作的必要前提，事实上也成为合作的目的之一。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 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当我们在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以艺术的名义，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添砖加瓦。
  主旋律电影仅仅从具体的题材、作品的意义上强调突出主旋律是不够的，它应当上升为一种创作精神。“主旋律”的意义不应当仅止于或者仅限定在题材和作品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应自觉地形成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弥漫在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摘 要】影视贸易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影视贸易发展历程出发，阐述我国影视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提升我国影视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影视贸易 对策 问题
 
  一、中国影视贸易的发展历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影视贸易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市场化起步阶段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张艺谋以其《黄土地》、《霸王别姬》及《红高粱》、《活着》等一系列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代表中国电影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中国电影业发展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市场多被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译制片所充斥，电视业的发展仍在萌芽阶段。
  （二）低谷阶段
  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是近代中国电影业的低潮时期，政府对电影行业的审查机制甚为严格，同时，电影业和电视业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电影娱乐业受到了电视文化的强烈冲击。伴随着电视机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大批量的，形式多样的电视作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中国影视业与外界的交流减少，体制落后，影视贸易发展履步维艰。
  （三）迅猛增长阶段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影视娱乐贸易进入了迅猛增长的新阶段。2003年至
2005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分别为5亿，11亿和16.5亿。仅2006年一年我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已达19亿，超过了国内票房收入（28亿）的2/3。以古典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为表现手法的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广泛好评。《英雄》、《天下无贼》、《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二、中国影视贸易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中国影视娱乐贸易的发展状况
  影视贸易是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中国以8500亿美元的外贸总额成为世界贸易三强之一，然而，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2006年，根据文化部出具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文化贸易的进出口比例大约是10:1，存在着巨大逆差。以中美两国间的影视贸易进出口对比为例，截止到2005年，中国从各种渠道进口的影片4332部，美国影片占到40%到50%；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视台播放的外国影片4000余部，40%以上是美国的；在电影院放映的211部影片，53%范伟喜剧电影是美国片；5年当中以分账方式进口的影片是88部，美国影片为70部，占80%，而中国出口
美国的影片和电视剧却屈指可数。我国目前影视贸易的逆差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二）中国影视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影视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
  从体制上来讲，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影视业到底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由于既缺乏政治保障和体制保障，又缺乏产业运作的经验，中国影视至今仍处在“产业化最初级阶段”。而计划经济带来的垄断、保守、僵化、消极和“反市场”规律等一系列“前产业化初级阶段”遗留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影视贸易的正常发展。总体来看，我国影视业整体发展速度滞后，经营水平较低。
  2.我国影视娱乐产品出口竞争力不足
  影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通常用贸易竞争指数来衡量。贸易竞争指数是指一国某种产品的净出口值与该产品进口值和出口值合计的比值。若该比值为正值，表明是净出口国，若该比值越接近1，说明国际竞争力越强。
  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影视贸易发展的国际范围空前扩大这一年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此年度，中国电影、音像制品的出口总额为0.3亿美元，而同年的进口额为0.5亿美元，贸易竞争指数为-0.376，2002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贸易竞争指数下降为-0.
758，贸易差值是-0.382。我们与称霸世界的美国影视的出口额根本无法相比，就与相邻的韩国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据韩国文化观光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02年韩国文化节目出口额达2881万美元，进口额达2511万美元，实现顺产370万美元，与2001年相比，出口增长22.8%。尽管近几年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影视产品现在的出口竞争力仍然非常低。
  3.我国影视产品所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目前，传播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垄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生产的电影只占全球6%到7%，却占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1995年，中国进口大片平均票房都在400至500万以上，观众上座率平均达50%，1/3的放映时间、10部左右的影片，创造的是50%左右的票房收入，而2/3的放映时间、100部左右的国产影片创造的票房收入也只有50%。而中国电视在1999年对外销售的总收入只有0.21亿美元，这对于全球每年上百亿的电视贸易额来说，简直有点微不足道。
  4.我国影视作品国际营销手段单一
  当前，我国影视产业最缺乏的是把影视产品当作一种商业产品进行营销的理念和方法。就市场营销水平而言，中国影视行业不仅远远落后于好莱坞，而且与国内多数其它行业也存
在不小的差距。中国一直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作用，对于市场需求考虑较少，更谈不上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研究；另一方面，电影在不同市场会出现文化贴现现象，加之海外观众因为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较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的时候，要尽量拉近与海外观众的差距，注意采用国际性的营销方式对本国视听产品进行宣传。
  5.我国影视产业融资体制不完善
  我国影视产业融资体制不完善，受经济实力和体制制约等方面影响，我国影视产业的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状态，普遍缺乏竞争力。影视单位既缺乏丰富、独立的经费来源，对于自主支配经费的使用权也有很多限制。在影视产业起步较晚的前提下，大多数影视经济核算都有不真正实行，运行过程中没有利益激励机制、风险约束机制、竞争机制等问题；影视经营单位在融资方面的管理上都存在着行政化与非产业化，这就造成了资金融通的低效率。特别是文化体制性障碍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尚未真正打破，政府与影视经营单位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清，政府主导经济代替市场配置资源，过多地干预影视经营管理，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这些问题都给影视产业的融资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6.我国影视娱乐贸易法制保障制度不健全
  电影产业的促进政策仍然缺乏相应的前瞻性、稳定性、系统性。产业主管部门还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电影产业在税收、基金等方面在事实上还不是一个能够享受优惠与促进政策的优先发展领域。电影投资规模的扩大、电影产业规模的扩大都还缺乏法规政策的鼓励。与2003年和2004年频频推出影响巨大的产业改革政策相比，20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深化与推进动作已经明显减少，但《电影促进法》等相关法规政策仍然处于难产之中。
 
  三、提升中国影视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快影视娱乐文化体制改革
  1.体制革新是振兴中国影视的根本动力
  体制革新是解决制约影视发展各方面问题的关键。推进影视产业的发展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律和影视自身的规律，从突破体制性障碍入手，努力深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规则，建立完善的现代影视市场体系。体制问题不解决，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等于带着镣铐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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