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卡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断卡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摘 要：“断卡”行动全面激活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的适用，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犯罪及其关联犯罪，呈现出此类犯罪分工精细化、形式隐蔽化、手段多元化、人员低龄化等特点，同时暴露出案件管辖、罪名认定等困扰及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也给电信网络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应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健全风险防控机制、落实行业监管职责、健全部门联动、加强法治宣传引导等方式，形成全方位网络安全治理格局。
关键词：网络 断卡 规律 治理
当前，全国电信网络犯罪形势严峻复杂，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以下简称“两卡”，此类案件简称“两卡”案件）是此类犯罪持续高发的重要根源，危害十分严重。为严厉打击整治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遏制电信网络案件高发多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众合法权益，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自2020年10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打击、整治、治理、惩戒开办贩卖“两卡”违法犯罪团伙为主要内容的“断卡”行动。以浙江省为例，截至2020年底，公安机关在“断
卡”行动中，共打掉涉“两卡”黑灰产团伙539个，抓获涉“两卡”犯罪嫌疑人9498名;惩戒涉诈银行账户主体9200余个、涉诈电话卡主体2100余人;同时，对开办涉案“两卡”较多的营业网点和行业“内鬼”，依法予以刑事查处和公开曝光。“断卡”行动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政策的把握、案件管辖、罪名认定、证据标准、犯罪数额认定等法律适用疑难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文拟结合检察机关在“断卡”行动中的办案情况，对上述问题浅述己见。
一、“两卡”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
现实生活中，任何一宗电信网络，都离不开信息流和资金流两个要素，而信息流和资金流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两卡”。大量的电信网络是通过非法出售、出借的“两卡”实施，并且衍生出其他违法犯罪。“断卡”行动以来，“两卡”案件及电信网络类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规律。
（一）“断卡”行动全面“激活”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作为一个新罪名，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3.1支付宝收款新规定
（九）》中曾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以杭州市为例，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两年间，检察机关“帮信”罪的受理数为0。而2020年受理数为106件222人，2021年1-5月份仅5个月的时间受理数就达到了408件654人，呈井喷式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以往对“帮信”罪的研究和认识不够，2016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帮信”罪的规定十分笼统，仅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之行为，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而“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9年11月1日起才正式施行，此时对该罪名才有了权威解读，“断卡”行动中出台的会议纪要也相对较晚，因而人们对“帮信”罪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理解不够深入，直到“断卡”行动中这一罪名才开始普遍适用。可以预料，该罪今后将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常发罪名。
（二）“两卡”治理总体呈现向好趋势
根据相关互联网企业反映，“断卡”行动开始后，此前上升趋势明显的电信网络犯罪数量开始明显下降，经持续波动后又呈上升趋势。黑银行卡数量在2020年全年呈上升趋势，“断
卡”行动后上升趋势虽有减缓但未停止，每张黑银行卡中的流水资金数额减少，呈现出“多卡少金、快进快出”的规律。受“断卡”行动的影响，黑银行卡市场价格大幅上升，以对公账户买卖为例，在“断卡”行动之前，每个对公账户的黑市价格为1万元左右，在“断卡”行动之后，涨到了2-5万元。而黑手机号数量在2020年“断卡”行动之前达到了峰值，“断卡”行动之后明显下跌，每张黑手机号的市场价格也从100元每张涨到了3300元，每个黑手机号关联的案件数呈现明显上涨趋势。“断卡”行动明显遏制了“两卡”类犯罪，黑市对“两卡”的供给不足，“卡荒”下“两卡”的价格呈现上升趋势，目前处于存量消耗阶段。
（三）犯罪链条分工精细化、隐蔽化
犯罪分子为逃避调查，犯罪手段日趋隐蔽化、分工趋于精细化。几年来，“两卡”类犯罪逐步形成了以非法买卖“四件套”、对公账户为主的下游产业，利用“四件套”等注册商户号、企业支付宝号的专业注册团伙等中游产业，聚合多种支付模式的专业“跑分”平台等上游产业，在链条的各个环节，还衍生出各种新型的“关联产业”，如专业引流、专业换绑解封、为改变电话信号发射点等。为逃避侦查，犯罪分子不直接经手对公账户和企业营业执照的办理，而是通过中介和政务服务网站进行批量注册。如王某、李某等人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案[1]中，开卡团伙（上家）通过联络办理执照中介，中介利用“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果某APP为招揽的“法人”办理多个营业执照，继而协助“法人”以该营业执照办理配套的对公账户，后续“法人”将办理成功的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等一并交由上家。犯罪分子利用精细化分工使犯罪的环节和流程复杂化，也大大增加了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难度。部分犯罪分子和人员通过telegram、天行等软件进行联络，或者使用进行支付结算，导致公安机关难以获取和固定证据。
（四）“”形式虚拟化多样化
“两卡”案件中上游电信资金的“”方式从单一的银行卡走账逐渐向利用第四方支付、虚拟币、跑分平台、“刷单”、三大运营商充值卡、网络直播打赏、以租代售等途径进行犯罪资金流转。如陈某新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下载“telegram”“蝙蝠”等聊天软件，在软件上结识不法分子，后从事“居间介绍银行账户买卖”“网換币”等犯罪活动。其在明知资金来源为网络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伙同他人在网购买“USDT”，后转到他人指定的账户帮助他人“”，并从中获利。此外，犯罪分子搭建和使用“跑分平台”，利用跑分客的网络支付收款码（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商户号、支付宝对公账户等）为
上游犯罪“”，使得违法犯罪活动的资金交易更加灵活，大大提高了违法犯罪活动的隐蔽性。值得注意的是，“两卡”类案件过程中频频出现“黑吃黑”的现象，衍生出“案中案”。在“帮信”案件中，卡商处于收购、倒赚取差价的“下游”和“销赃”环节，巨大的利益让卡商发现了新的“商机”。如刘某、杨某某2人、盗窃案[2]中，卡商将其收购的，密切关注该账户动向，立即使用预留的银行卡密码将卡内资金非法占有，从而出现被资金未到分子手中，而被卡商半路窃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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